新聞回放

    1995年5月18日，哈爾濱市股民高文填單購買馬鋼股份4000股股票，買入價為每股2元。高文開戶所在的證券營業部———國泰君安證券營業部卻為其買入8萬股，價格為每股2．25元，因高文賬戶上資金不夠，證券公司自行為高文融資78183．87元。高文當即要求賠償，遭到拒絕。但證券公司允諾高文用透支款炒股獲利以彌補損失。此時正逢股市持續下跌，每當高文戶下股票市值接近透支額時，券商就要求其平倉，以保證透支款不被虧掉。1996年1月18日，上證指數跌至500點，券商令高文平倉後將透支款抽出，高文賬戶上的資金只剩下5141．92元，至此，高文投資股市的13萬多元化為烏有。

    1996年度，股市走出低迷狀態，深市指數從1000點左右飆升至6000點左右，滬市指數從500點左右升至1500點左右。高文認為，如果沒有券商的侵權行為，自己擁有的股票定會賺一大筆錢，遂狀告國泰君安證券營業部，要求其賠償自己曾多次炒作、又多次被督促平倉的“廣華化纖”股票4．2萬股，合計可得利益239．4萬元。

    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一審中認為，被告不按原告委託指令的數量及價格操作，超越了原告的委託範圍，屬無效的民事行為。被告並非金融機構，卻在原告賬戶上保證金不足時單方給原告透支，屬違法行為。原告對被告違規操作所造成損失要求賠償時，被告不予賠償，只允諾給原告透支炒股獲利以彌補其損失。之後，卻在原告炒作股票每遇下跌時，被告即督促平倉，使原告損失自有資金，被告獲取佣金，原告在炒作股票過程中，曾20余次炒作“廣華化纖”股票，該股後期大幅上揚，由於被告多次督促平倉，使原告喪失了獲利機會。

    法院認為，被告因給原告透支且在原告炒作時多次督促平倉，客觀上限制了原告自由買賣股票的權利，對此被告應負一定責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有關規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處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673780元，案件受理費21510元，由被告負擔。

    對於這一判決，高文認為判賠太少、券商認為判賠太多，雙方均表示不服並上訴至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高文想不到，幾個月企盼來了這樣的判決結果：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後作出終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判處國泰君安證券營業部賠償高文損失123065．39元。高文不僅沒有獲得預想的賠款金額，與一審判賠金額相比，終審的判賠金額還整整少了55萬元。

    高文表示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12萬多元還不夠補償我在股市損失的本金。哪怕再難，我也要繼續上訴。我只想討個説法，券商因侵權使股民喪失了在股市中獲利的機會，該不該賠償由此給股民造成的損失？”

    終審法院認為，國泰君安證券營業部未按高文委託數量及價格購買馬鋼股票，係超越代理許可權行為，應賠償由此給高文造成的經濟損失。國泰君安證券營業部為高文股票融資，並與高文達成合意透支協議，違反了有關規定，其與高文之間的借貸關係無效，對此雙方均有過錯，國泰君安證券營業部應負主要責任。在雙方合意透支期間，國泰君安證券營業部發現股票下跌，按照有關規定督促高文自行平倉是正當的，不屬強行和脅迫平倉。

    券商構成侵權，是否應該賠償股民股票的可得利益是終審中雙方辯論的焦點，也是判決賠償數額大小的關鍵。高文認為，券商越權為他買進股票，後又違法為他透支，在炒作股票時其又反覆脅迫平倉，剝奪了股民自由買賣股票的權利，使股民喪失了在股市中可以獲利的機會，證券公司應賠償由此造成的損失。而證券公司則認為，自己只承擔因自己過失産生的民事責任，不承擔賠償可得利益的損失。

    法院在終審判決中認為，鋻於股票交易是一種投機交易，交易人不能控制的影響股價的不確定因素較多，因此股票交易只具有獲利的可能性，而不具備獲利的必然性，不符合可得利益的條件，故其主張無法律和事實依據，法院不予支援。

    這一判決在法學界中引起了爭議。被採訪的大多數人認為，券商應該賠償因其侵權行為而導致股民喪失的可得利益。黑龍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妍説，股票侵權中可得利益是指股票持有人因他人侵犯其股權，在一定時期內剝奪了股票持有人行使權利，從而喪失了在股票交易中可以得到的利益。若股民的交易活動不被侵權行為阻斷或干擾，這種獲利的可能性就能轉化為現實。

    有專家指出，股票雖然具有投機性，但從國內外股票市場的迅猛發展來看，把它視為一種風險投資更為合適。它所産生的可得利益，應與傳統概念上的可得利益有所區別，不能因為它存在高風險就否定它的高回報。

    但也有專家認為，股票屬高風險投資，盈利和虧損有不確定性，況且可得利益難以計算，因此主張不賠償可得利益，但券商的多次侵權和違規操作，剝奪了股民獲利的可能性，法院應酌情判令券商對股民因此造成的損失予以補償。

    東北林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王躍先教授指出，這一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現行法律的不完善。目前我國法律在界定證券商和股民的權利與義務方面還比較模糊，在現實中券商又往往處於優勢地位。因此，當一些侵權行為發生時，常因缺乏法律依據而無法作出十分客觀、公正的評判。

     《中國青年報》 2000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