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鄂東黃石市的康賽集團在上市過程中，通過“內部職工股”的交易將兩名部長級幹部拉下了馬，大批地方幹部栽在這一家上市公司，這一權力進入股市的現象再一次成為黨內外人士普遍議論的話題。
行政審批權是滋生腐敗的溫床
康賽集團的前身是湖北省黃石市服裝廠，Ｔ恤衫、中山裝是該廠當年品質過硬的名牌産品。企業興旺的九十年代初，工人天天加班，運貨的車隊排到廠門口。１９９０年，當時的紡織部長曾為其題名：“Ｔ恤之花”，他們的産品紅透半個中國。
然而，康賽公司負責人在企業發展的問題上把心思想歪了。他們認為，股票上市是最好的捷徑，它可以比訂單生産圈錢快成百上千倍。當時，公司總經理童施建、黨委書記張建萍的共同看法是，企業上市必須過五關斬六將，只要能拿來批文，可以不惜血本公關。
於是，公司負責人從黃石市、湖北省到國家主管部委、證監會，八方出擊，以購送內部職工股的手段進行“資本營運”。據有關部門介紹，康賽公司在上市過程中，將公關策略分為三等：對大權在握、能直接促進公司上市的要員，不惜任何代價，高的可達１０萬股以上（每股１元買進，面值６．３７元，開盤當天１１元，最高時炒到３０多元）；對公司上市能起間接作用的幹部５０００至１００００股左右；對上市作用不大但找到府的官員也不能得罪，看人打發１０００到２０００股。
據中紀委公佈的結果顯示，１９９３年１２月，時任國家經貿委的一名副主任應康賽集團公司黨委書記張建萍的要求，出面為康賽公司股票上市一事説情，居然使康賽公司被批准為規範化股份制試點單位、具有股票優先上市資格。之後，張為這位副主任的妻子及女兒購買了４萬股的康賽公司內部職工股。１９９６年康賽股票上市前，康賽公司又為他的妻子送去４. ３６萬股內部職工股，加上分紅配股等，這位副主任的家人共持有康賽股票１２. １萬股。１９９６年８月康賽股票上市後，康賽公司即以每股10元的價格將這些股票收購，對方共得股票溢價款１１３萬元（查處中已退）。
１９９６年，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康賽公司總經理童施建在北京又找到當時的中國紡織總會負責人出面向中國證監會做工作，竟然簽發了本來不是中國紡織總會直屬企業的推薦上市文件。同年３月，童為了感謝對方的支援，向這名會長提出可賣給她兒子一些股票，她未表示反對。不久，會長給童施建打電話説，她兒子要去其公司，請他接待。之後這位會長的兒子呂某在康賽公司辦理了購買１０萬股內部職工股的手續。公司股票上市後，呂某將其陸續拋出，共獲利８９萬餘元。在調查其問題時，已全部退出。
如此炮製，本來不夠上市條件的康賽公司由於不斷公關，一路綠燈，終於在北京拿到了１７９８．４４萬股的額度上市批文，在１９９６年選擇了８月２８日這個吉利的日子，在上交所以代碼為６００７４５的康賽集團股票成功上市。時任湖北省副省長的孟慶平（已判刑）專程去上海掛牌的新聞發佈會上祝賀講話。
據有關部門調查，在康賽集團股票案中，受牽連的除了兩名部級幹部外，還有黃石市委原書記陳家傑（違規購買康賽原始股５萬股，獲利３５萬元）、黃石建行原行長王建華（為康賽籌資托市受賄５０萬元）等一大批地方官員。
管好配偶子女是預防間接受賄的關鍵
股票醜聞曝光後，康賽集團的經營環境及形象受到極大影響，目前已有一家子公司停産，銀行貸款陷於停頓，企業流動資金十分匱乏。一度被稱為中國“Ｔ恤衫”之王的康賽集團，年生産Ｔ恤衫３６０萬標準件，但今年新産品上市很少，康賽品牌的市場佔有率下降６０％，公司負債率達７０％，公司累計虧損已達１．６億元，企業利益、職工利益以及投資者利益都受到了極大損害。
一些基層群眾和股民氣憤地告訴記者，計劃經濟帶來的行政審批權最容易産生水貨上市公司，他們的“做假”行為，留給股民的是一串串悲慘的故事。從早期的“瓊民源”到“東方鍋爐”、“紅光實業”、“大慶聯誼”直至“鄭州百文”、“康賽集團”，少數違規公司都在重復“官商勾結”的重重黑幕。但是，隨著違規事件的揭露，一方面表明瞭黨和政府懲治腐敗的決心，另一方面也説明瞭這是我國證券業走向成熟和規範的必經之路。
行政審批權帶來腐敗的癥結在哪？為什麼這麼多的領導幹部捲入同一公司的股票醜聞？總結康賽股票案的教訓，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分析説，首先，這裡有市場經濟初期行為不規範的問題，也有領導幹部不能廉潔自律的問題，而後者又加重了市場行為的不規範；另一個問題是，某些地方和部門領導幹部的權力過大，權力運作不規範，又沒有受到有效的監督與制約，特別是省部級領導幹部和黨政一把手。應該引起我們深思。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領導幹部要做到廉潔公正，就不能直接插手微觀經濟活動。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特別指出，如今一些領導幹部不是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把工作重點放在制定規則、狠抓落實、改善環境方面，而是熱衷於插手一些具體經濟活動，這裡面很容易發生腐敗問題。
與此同時，還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凡是與康賽股票案有牽連的幹部，大多是行賄者先從家屬、秘書那裏打開缺口。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分析認為，近年來少數領導幹部違紀違法的共同特徵是政治信仰和理想動搖、人生觀、價值觀出了問題。在違法違紀案件中，領導幹部本人並不直接受賄，而是通過配偶子女間接受賄賂，這種行為為數不少，如廣東省原副省長于飛、寧波市委原書記許運鴻和最近查處的原中國紡織總會負責人等都是如此。
因此，重申中央關於領導幹部不準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為配偶子女謀取非法利益等規定，制止與防範領導幹部間接受賄是當前十分迫切和有針對性的任務。
剷除行政審批和暗箱操作的土壤
“康賽現象”蘊含著深層的體制原因，少數企業從生存和發展的角度出發，去賄賂審批體制的權威，巧妙地包裝打扮自已，弄虛作假。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康賽集團脫胎于康賽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大股東），上市後與大股東形成了母子公司關係，實際上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上市公司無法擺脫大股東的控制，存在大量的關聯交易行為，如在１９９８年配股過程中，大股東繳納的配股款６８００多萬元，竟然借自康賽集團收取的公眾股配股款，行為十分惡劣，遭到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公開遣責。到去年底，大股東共欠康賽集團其他應收款２億多元。
在我國股市上，像康賽這類帶有隱患和風險的公司還有不有？如何防範？國泰君安證券研究所研究員徐淩峰認為，企業雖然效益不好，但一旦上市，就能圈到大量資金，為了獲得上市指標，迫使一些企業給説得上話的人違心地送禮、行賄，而內部職工股則是體面而又實惠的禮品，有錢能使一些利令智昏的人去違心地包裝“垃圾股”，侵犯社會公眾股東的利益。這種借助權力上市的問題在我國普遍存在，要拿到上市額度就必須向權力尋租，企業不合上市條件就需要包裝，這樣券商與申請上市的公司及審批者成了同謀，裏面自然會有錢權交易的行為，這是在審批制前提下出現的；今年３月份以後審批制改為審核制，此類情況將大為減少，但尋租的方向也隨之發生轉移。希望以後上市實行註冊制，這對消除腐敗會大有好處，可徹底避免權力尋租現象。他説，建立市場化的公司法人治理機構是中小股東權益受到保護的關鍵，要儘快改革董事會的選舉制度，實現董事資格認證制，董事會決策程式向法制化、規範化方向發展，建立股東代表訴訟制度。
“康賽出事牽出大批領導，説到底是體制原因”。武漢證券監督管理辦公室主任黃湘平的看法是，有些領導把掌握上市資源當成了一種權力，權力進入股市必然産生腐敗。現在股票上市的有關制度已進行了調整，但仍有種種危機：如法人治理結構很不完善、資訊披露很不規範、募集資金任意改變投向、關聯交易等，湖北上市公司構成的“湖北板塊”原是績優板快，近兩年大幅跳水，就是因為現在監管嚴了，以往被掩蓋的問題紛紛暴露，所以要有效改善上市公司存在的問題必須從體制上、監管上著手。
武漢大學的余能斌教授等法律專家認為，康賽集團的股票案，反映了我國轉軌時期的制度缺陷及反腐倡廉的艱巨性。一些政策規定如企業上市採用配額制，指標由政府和行業所掌握，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手段，為滋生腐敗提供了溫床；同時，內部職工股的設置也存在缺陷，一些領導幹部能得到上市公司的內部職工股，完全是權力使然。
此間專家指出，康賽集團出現的這類問題有一定代表性。這類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權達５０－８０％，董事長、高級管理人員不是通過市場産生的，當母公司存在較多困難時，往往靠上市公司來解決，而上市公司的權益很容易受侵害；加上內部人為控制、大股東操縱等，致使股東大會和外部監管失靈，僅停留在資訊披露的層面，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成了一句空話。
中央有關部門強調，當前反腐敗抓源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改革行政審批制度。該取消的一定要取消，需要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可以運用市場機制來運作的，要通過招標、拍賣等市場手段來處理；不能通過市場機制運作的項目，尤其是那些容易發生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項目的行政審批權力，必須進行合理分解，並加強相互之間的監督制約，切實防止少數人權力過分集中又缺乏內部監督、搞暗箱操作的弊端。（新華社武漢１１月２６日電）
新華社 2000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