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主義在近代曾惡性膨脹，二戰之後內斂，80年代再度抬頭。冷戰後，日本急於憑藉經濟力量參與主導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以謀求政治大國地位為特徵的“外向型民族主義”持續上揚。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內外形勢的變遷，日本社會又興起了“新民族主義”的思潮。它在“擴張民族利益”的本質上與既往並無區別，但在形成背景、策略手法及表現形式上確有新意。

    與此前相比，“新民族主義”的生成有三個特點：實力背景從經濟增長強勢向弱勢轉換，社會心理基礎從自負向自危轉換，表現形式從“外向”向“內向”轉換。海灣戰爭中日本的大國心理嚴重受挫，1992年又開始了持續性經濟衰退。從國內外兩方面看，日本正在艱苦地探索“順應時代要求”的道路。日本對自身境況的變化反應敏感，久困思變，急於尋求自尊與自負的新來源以作為昔日輝煌的替代品。

    “新民族主義”産生於各類矛盾長期淤積、劇烈碰撞的背景之下，它先由知識界、輿論界發起，與政界保守勢力遙相呼應，通過急風暴雨似地發表民族主義的言論，使整個社會輿論和媒體氣氛劇烈變化，最後呈現出執政者、媒體和民眾全被捲入其中的“全體主義”形態。這一特點與中曾根時期自上而下的引導型民族主義高潮有明顯不同。“新民族主義”的思想觀點標新立異，以現實主義、不信奉意識形態相標榜，以反官僚主義姿態出現，以自由主義色彩迎合民眾尤其是年輕人不滿現實的心理，較傳統的民族主義更具殺傷力。

    在國內政治領域，“新民族主義”持“自由主義史觀”，主張強化國家觀念。他們在“純學術”的名義下，不問戰爭性質，而是通過所謂“考據訂正”、“數量統計”達到否定歷史事實的目的。小林在《戰爭論》中把矛頭指向“個人主義的蔓延和道德觀念的搖擺”，提出要“重建公共性和共同性的民族主義”，在思想文化方面，進一步喚起國民的民族優越感、自我封閉和排外性。

    對外關係則是新民族主義的“重災區”。對現狀的不滿及對未來的危機感，使日本社會的對外心理承受能力空前脆弱。社會各界的所謂“有識之士”均處於情緒躁動期，對來自外部關於歷史問題的批評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逆反心理。在民族主義氣氛烘托下，日本政界對外姿態呈現日益強硬的趨勢。

    世紀之初，民族主義越出政治思潮範疇，打破“左”“右”界線，滲入各個角落，成為日本社會的一種流行色。儘管“新民族主義”在日本還主要表現為社會意識的蔓延，但它與現實政治、政策之間的互動、互促關係不容忽視，對日本的國家社會走向必有重大影響。一些政黨正在通過對民族自尊的呼喚，把越來越多的、對民族問題越來越敏感的選民蒐羅到自己門下，以鞏固政權地位。但是，借助“內壓”、對外強硬的策略手法必然會加劇國家間的矛盾，妨礙國際合作，最後加重本國的外部壓力，損害國家利益。

    冷戰後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興起，成為全球範圍內主導性思潮之一。歷史和現實都證明，當民族主義發展到以唯我獨尊、唯我優越為內涵時，必將走向極端。日本前駐美大使齋藤邦彥曾警告説，“我們不應該忘記，僅在五六十年前我們才犯了大錯。照我看來，犯下這些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抱著狹隘的過度的民族主義，我們應時時刻刻提防這類民族主義抬頭”。

    新華社 2001年９月２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