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主義在近代曾惡性膨脹,二戰之後內斂,80年代再度抬頭。冷戰後,日本急於憑藉經濟力量參與主導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以謀求政治大國地位為特徵的“外向型民族主義”持續上揚。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內外形勢的變遷,日本社會又興起了“新民族主義”的思潮。它在“擴張民族利益”的本質上與既往並無區別,但在形成背景、策略手法及表現形式上確有新意。
與此前相比,“新民族主義”的生成有三個特點:實力背景從經濟增長強勢向弱勢轉換,社會心理基礎從自負向自危轉換,表現形式從“外向”向“內向”轉換。海灣戰爭中日本的大國心理嚴重受挫,1992年又開始了持續性經濟衰退。從國內外兩方面看,日本正在艱苦地探索“順應時代要求”的道路。日本對自身境況的變化反應敏感,久困思變,急於尋求自尊與自負的新來源以作為昔日輝煌的替代品。
“新民族主義”産生於各類矛盾長期淤積、劇烈碰撞的背景之下,它先由知識界、輿論界發起,與政界保守勢力遙相呼應,通過急風暴雨似地發表民族主義的言論,使整個社會輿論和媒體氣氛劇烈變化,最後呈現出執政者、媒體和民眾全被捲入其中的“全體主義”形態。這一特點與中曾根時期自上而下的引導型民族主義高潮有明顯不同。“新民族主義”的思想觀點標新立異,以現實主義、不信奉意識形態相標榜,以反官僚主義姿態出現,以自由主義色彩迎合民眾尤其是年輕人不滿現實的心理,較傳統的民族主義更具殺傷力。
在國內政治領域,“新民族主義”持“自由主義史觀”,主張強化國家觀念。他們在“純學術”的名義下,不問戰爭性質,而是通過所謂“考據訂正”、“數量統計”達到否定歷史事實的目的。小林在《戰爭論》中把矛頭指向“個人主義的蔓延和道德觀念的搖擺”,提出要“重建公共性和共同性的民族主義”,在思想文化方面,進一步喚起國民的民族優越感、自我封閉和排外性。
對外關係則是新民族主義的“重災區”。對現狀的不滿及對未來的危機感,使日本社會的對外心理承受能力空前脆弱。社會各界的所謂“有識之士”均處於情緒躁動期,對來自外部關於歷史問題的批評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逆反心理。在民族主義氣氛烘托下,日本政界對外姿態呈現日益強硬的趨勢。
世紀之初,民族主義越出政治思潮範疇,打破“左”“右”界線,滲入各個角落,成為日本社會的一種流行色。儘管“新民族主義”在日本還主要表現為社會意識的蔓延,但它與現實政治、政策之間的互動、互促關係不容忽視,對日本的國家社會走向必有重大影響。一些政黨正在通過對民族自尊的呼喚,把越來越多的、對民族問題越來越敏感的選民蒐羅到自己門下,以鞏固政權地位。但是,借助“內壓”、對外強硬的策略手法必然會加劇國家間的矛盾,妨礙國際合作,最後加重本國的外部壓力,損害國家利益。
冷戰後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興起,成為全球範圍內主導性思潮之一。歷史和現實都證明,當民族主義發展到以唯我獨尊、唯我優越為內涵時,必將走向極端。日本前駐美大使齋藤邦彥曾警告説,“我們不應該忘記,僅在五六十年前我們才犯了大錯。照我看來,犯下這些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於抱著狹隘的過度的民族主義,我們應時時刻刻提防這類民族主義抬頭”。
新華社 2001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