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這篇演講稿時，我們欣喜地得知沙祖康大使被推舉為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第５０屆理事會主席，而且用他自己的話説，“這個主席位子是發展中國家‘強加’給我的”。這是國際慣例沒有過的新鮮事。

９月１７日下午兩點，沙祖康大使在外交學院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講。吳建民院長的開場白雖然簡潔，但已經畫龍點睛地勾勒出沙祖康大使是怎樣的一名外交官。當年“銀河號”事件就是由他在前線處理的，處理得讓美國人也不得不很佩服。還有１９９６年關於《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的艱難談判。當時，沙祖康在日內瓦當裁軍大使。吳院長説，沙祖康大使是外交部有名的“拼命三郎”，幹起活來不要命。“非典”時期，局勢非常複雜緊迫，與ＷＨＯ（世界衛生組織）總部的溝通對國際社會如何看待中國抗擊“非典”的鬥爭至關重要，沙大使在前線工作得非常出色。

日內瓦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至少也與紐約同等重要

我記得我曾在這裡做過“銀河號”事件的報告。我記得有的同學都坐在窗臺上聽我的演講。

首先，我想簡單講幾句駐日內瓦的代表團是幹什麼的。一講到聯合國，大家就會聯想到紐約、想到安理會。這也很自然，紐約是聯合國的政治總部。但是我感覺日內瓦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理由就是日內瓦的國際組織和機構囊括了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日內瓦是國際組織最集中的地方，是多邊外交的一個重要戰場。日內瓦管什麼呢？多邊、軍控、經貿、人權、社會、科技，等等。在軍控方面，日內瓦有一個多邊裁軍談判會議，負責國際裁軍、安全領域，是制定遊戲規則的地方，統管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學武器、常規武器、導彈、外空方面的問題。在經濟貿易方面有一個世貿組織，即ＷＴＯ。還有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經濟達沃斯論壇，這些對我們國家的經濟、貿易、投資都有十分重要的影響。第三類組織就是人權社會類，包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還有制定國際勞工規則的世界勞工組織、紅十字委員會、社會保險協會、世界工會聯合會等。第四類是世界智慧財産權組織、世界氣象組織、萬國郵政聯盟、國際電信聯盟。第五類是環保類國際組織，還有貿易工業秘書處、世界工業秘書處、控制危險廢物工業秘書處、國際自然保護同盟，這些組織對我們國家的持續發展也有重要意義。

所以，我們認為，在日內瓦的國際組織做好工作，可以直接為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為中國的穩定和發展服務，為我們外交的全局做出重要的貢獻。我們講國際秩序就是法律秩序。中國改革開放２０多年，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在我們越來越與國際接軌的情況下，作為外交官，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對我們的國家利益有重要的影響。我要説日內瓦的工作很重要，歡迎你們將來到我那裏工作！

我們執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外交如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呢？在我的那個地方就覺得特別ｒｅｌｅｖａｎｔ（貼切），特別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重要）。因為我剛才講的幾個範圍都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有關係。中國外交的目標和基本策略都很清楚，就是要韜光養晦，要有所作為。“韜光養晦”不是當縮頭烏龜，睜一眼、閉一眼，原則該講還得講。“有所作為”也不是説要胡作非為，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當然只考慮我們自己的利益也不行，還得考慮是否有利於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我們中國的外交有自己的特色：高屋建瓴、沉著冷靜、處變不驚，原則堅定、策略靈活；實事求是、求同存異；言而有信、説話算數；不畏強權、主持公道；以理服人、不卑不亢。這就是有中國特色的外交傳統和風格。根據吳建民院長的要求，我只想講講圍繞台灣問題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鬥爭。

阻止將台灣問題列入世界衛生組織大會議程

大家都知道台灣問題的歷史背景。

我是２００１年９月６日上任的，到現在已兩週年。

我到日內瓦赴任後發生了很多事。中央出於戰略決策早已決定我國加入ＷＴＯ。在ＷＴＯ中，台灣是以臺、澎、金、馬特別關稅區身份加入的。從貿易這個角度來講。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都處於平等的地位，但是基本上遵循大陸先、台灣後的原則。１９９２年，台灣被確定為一個特別關稅區，這説明它不是一個國家。但是，台灣的一部分人要把世貿組織的模式全球化。他們説：“既然我們可以以這樣的身份加入世貿，為什麼不可以以這樣的身份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呢？”我聽了就火了。我的英文講得不好，但是有機會就做工作。我説：“ＷＨＯ ｉｓ ｎｏｔ ＷＴＯ．Ｔｈｅｎ Ｉ’ｌｌ ｔｅｌｌ ｙｏｕ ｗｈｙ．（世衛組織不是世貿組織，我會告訴你為什麼。）” 後來，全日內瓦都知道了我説的“ＷＨＯ ｉｓ ｎｏｔ ＷＴＯ．”這句話。但是，必須承認ＷＴＯ的模式。當然，台灣問題背後的問題是很複雜的。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問題上，在美國的默許、縱容和支援下就出現了許多ＷＨＯ的台灣問題。

２００２年１月底、２月初，在日內瓦召開了由二十幾個國家組成的世界衛生組織執行理事會。在台灣問題上，歷來都由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發難，提出台灣以“中華民國”或觀察員身份參加ＷＨＯ。但我到任以後，大概是為了“歡迎”我，突然決定在年初（因為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一般是在５月份召開，１月底、２月初召開執行理事會會議）的執行理會會議上為大會商定議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章程的規定，執行理事會確實有職責來制定議程。但此次有所不同，台灣利用世界衛生組織執行理事會這個機構，提出把台灣問題列入５月份召開的大會議程。

經過我們多方調查研究和國內的指示，我們決定阻止將台灣問題列入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的議程。於是，我們全團集中力量，認真研究所有的法律規定，包括程式。世界衛生組織的憲章講得很清楚，世界衛生組織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加。

我記得當時氣氛特別緊張。眾所週知，中國那年不是執行理事會的成員國，因此在該會議上只有一次發言權。會議一開始，議程就被分發到代表手中。你們知道，開國際會議最簡單的是通過議程，但是我的文章就做在不讓議程通過上。我們不能不明不白地通過一個議程呀！在廣大友好國家的支援下，最後經投票表決未將此列入議程。

打掉台灣借“非典”做文章的圖謀

在５月份舉行的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上，台灣“邦交國”在某一大國的縱容下，企圖通過改頭換面的手法，讓台灣事實上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即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的工作。藉口是台灣也有“非典”問題，讓台灣的“衛生署長”以所謂“公眾”的名義發言。記得我寫了個條子，要求見世衛總幹事布倫特蘭博士，而且是緊急約見。幾個發言之後，我們就在一個會客室裏見面了。布倫特蘭第一句話就説：“大使閣下，我知道你的來意了。但是我坦白地告訴你，我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幹事，我不能不讓一個ｐｕｂｌｉｃ?穴公眾?雪發言，你應該體諒我的困難。作為世界衛生組織，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把它搞成ｐｕｂｌｉｃ了，他是ｎｏｂｏｄｙ（微不足道的），還不讓他講個話？大使閣下，我也是很困難啊！”針對她這番表述，我也陳述了中方的觀點和不能退讓的立場。世界衛生組織是個常設性的國際機構，佔世界人口１／４的中國的衛生問題某種意義上就是世界的衛生問題。我對她説：“我們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就等於世界１／４的人口和您的合作。我可以説，如果台灣代表發表講話，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後果，將會給本團和您的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您的合作不可避免地造成影響。您願意看到這一局面嗎？”她反問我：“您説怎麼辦？”我説：“我相信您的政治智慧。”最後，她斷然地説：“所有的ｐｕｂｌｉｃ一律禁止參加。”這一仗就算拿下來了。

可是，剛解決一個問題，接下來又是一個問題。什麼問題呢？“非典”時期，ＷＨＯ討論一個關於就“非典”問題進行國際合作的決議案，其中有一條是向公共衛生實體（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ｎｔｉｔｙ）提供幫助。這種時候你要稍微心一軟、一迷糊就會出問題。這個ｅｎｔｉｔｙ不就指台灣嗎？美國下決心一定要寫上這個ｅｎｔｉｔｙ。針對美國的這一做法，我們也拿出了相應的對策。我們把美國人關心的那幾個決議列出來，包括藥品問題、預算問題，等等。我説這樣，台灣問題解決之前一個也不讓它通過，要害就是台灣這個ｅｎｔｉｔｙ。如果將台灣作為“公共衛生實體”刪去，咱們好説。最後，他們大使做了工作。會議當天下午四點半召開，進會場的時候，美國大使對我説：“我們放棄，同意刪掉。”最後布倫特蘭提議把它去掉。這一項任務我們也完成了。

現在談起這些往事像講故事似的，但是當時我們確實感到渾身血液沸騰、責任重大，因為這顯然是一些國家利用衛生問題做政治文章嘛！所以我們必須把它弄掉。

今天專門就世衛組織中關於台灣問題的鬥爭把我自己的經歷、自己的情緒和感受講給大家聽，因為是我親身參與的，回顧起來還是驚心動魄的。

沙大使回答學生的提問

學生：沙大使，您擔任裁軍大使，在裁軍談判過程中您是否感到很多壓力？是否受到過一些挫折？因為我覺得在裁軍過程中有一些國家可能會採取一些很卑鄙的手段阻止我們達到目的。

沙大使：關於挫折問題。沙祖康從來沒有輸過，所以沒有挫折。我要贏你就贏定了，要不你把我屍體抬出去。所有的談判，都爭取到了最好的結果。但困難是大大的。在我們進行禁止核子試驗談判的時候，那時吳大使也在，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對中國進行的和平友好的試驗不理解，非要搞什麼遊行示威，有時候弄得我的車也回不了官邸。家人和同事擔心我的安全。趕上游行的時候，我就把汽車停在其他街區，換上一身運動服，“參加”到遊行隊伍中去。代表團有的同志隔著窗戶在裏面看到我，就企圖跳過圍墻來保護我。我眼睛衝他一瞪，意思是別動。我的原則很清楚，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所以我沒什麼挫折。

聯合國曾提出一個決議，要求各國立即停止核子試驗。當時只有中國和法國還沒有完全停止核子試驗。１９９５年，我在聯大堅持用英文發言６８分鐘，駁斥了當時批評中國的言論。我們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不搞軍事同盟，在外沒有一兵一卒，沒有一個軍事基地。中國無條件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無條件地不在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也從來沒有威脅過任何一個國家。因此，我心裏一直是理直氣壯的。所以只能説有困難，沒挫折。結果五個核國家全支援中國繼續進行核子試驗。在工作中，壓力肯定是有的，但壓力來自責任感，來自我們國家安全利益的需要。

學生：沙大使，您作為一個出色的外交官，在這麼多年的外交工作中，有沒有您個人的想法和國家給您佈置的外交工作相衝突的時候？您是怎麼處理的？自己是怎麼想的？

沙大使：有，絕對有。舉個例子，就是在今年“非典”期間發生的事情。由於國內疫情應急通報機制存在缺陷，初期數字預報不準確。我明明知道關於“非典”的通報是不準確的，但沒法講實話。當時，我接到國內指示，請沙大使緊急約見ＷＨＯ總幹事，強調以下幾點：中國“非典”得到有效控制，中國是安全的。我照著説了半天，一個字都不敢改啊。第三天衛生部長張文康就被撤職了，數字也就變了。你説這事噁心不？過兩天又來了個指示，請沙大使緊急約見，説明我們現在採取了有效措施，正在怎麼努力之中。前面是“有效控制”，後面是病人越來越多，每天以成百的人數增加。我也是一個大使，樹要樹皮，人要臉皮，這種事情確實是很噁心的。這是心裏話，事實也確實是這樣。我見到布倫特蘭就説：“你是當過首相的，大使們在幹什麼你也知道，上次我跟你説了‘有效控制’，目前看來與事實是有一點距離的。但我可以擔保這次講話是真誠的。歷史上還很少出現過把市長、部長撤職的。這説明我們共産黨、中央政府絕對是認真的。”

我舉這個例子是説，大使也有為難之處。但無論如何，外交官必須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祖國的利益高於一切。應該在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無條件地犧牲自己的利益，堅定不移地去執行國家的指示。周總理講過，外交官是文裝的解放軍。軍人以執行命令為天職。你是代表國家的，否則你是ｎｏｂｏｄｙ。中國人很多，可代表中國的有幾個？就是大使。正因為你代表了人民，你説話才有分量。國家是有指示的，有指示就要執行，要不折不扣地執行，不能有半點馬虎，要麼你就別當外交官。

《世界知識》2003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