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在22日結束的七國集團（Ｇ7）財長會議上的一項提案，將全球壓迫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

    赴會前，鹽川正十郎曾在各種場合宣稱，將向Ｇ7提交一份全球反通縮計劃，並將提請他國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

    其實這次提案在日本已經孕育了兩個多月。與此相關的論調最早于2002年12月4日放出。當天，日本副財長黑田東彥在倫敦《金融時報》發表署名文章稱，中國的通縮經出口擴散至台灣、香港甚至全球，中國應承擔起將人民幣升值的責任。黑田東彥還建議，如中方認為此代價過高，可考慮與發達國家合作行動。

    兩天后，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也發表公開講話説，“若考慮到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人民幣顯得過於疲弱。”

    日本已經有長達13年的通縮史，日本政府將其間的大部分原因都歸咎於人民幣。據稱在Ｇ7會議歷史上，尚無討論非成員國貨幣問題之先例。但在此次會議上，鹽川正十郎向Ｇ7其他國家（美、英、法、德、意、加）財長宣稱，“不僅日本的通縮是因為進口了太多的中國廉價商品，整個全球經濟不景氣也源於此。”而來自日本財務省的統計數字顯示，2002年日本對中國貿易順差高達2．7456萬億日元。

    日本認為，中國經濟具有3大優勢：廉價勞動力、高技術水準和廉價的貨幣。這些是任何其他國家都不能同時兼有的，而三大因素中日本可能干涉的，只有最後一點——人民幣匯率。

    或許巧合或許有意，幾乎同一時間的12月2日，美國《商業週刊》放言：“中國的通貨緊縮正在危及全球經濟。”隨後不久，路透社即引美國前白宮首席經濟顧問言論稱，美國政府希望努力説服中國將人民幣升值。

    以此為鋪墊，一場發端于2002年10月、以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師史蒂芬羅奇的《中國因素》報告為引子、以“中國是否輸出了通貨緊縮”為主題的大辯論，迅速演變為一個“西方列國密謀迫使人民幣升值”的政治話題。

    第二次廣場協議？

    針對國際上甚囂塵上的“人民幣升值”與“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論調，中國政府和學術界迅速予以回應。

    Ｇ7財長會議開幕的2月21日，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在接受《赫爾辛基新聞報》採訪時表示，中國認為提高人民幣匯率“毫無必要”。他解釋説，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僅為美國的1／10，日本的1／4，中國經濟對全球的影響無疑被“誇大”了。

    最終，在此次Ｇ7財長會議上，美英等其他工業國在對伊戰爭陰雲帶來的全球經濟衰退擔憂中無暇他顧，日本提案就此流産。故有國內研究人士稱：對伊戰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民幣升值的外在壓力。

    雖然如此，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的提案仍被視作西方國家意欲在中國克隆“廣場協議”的一個信號。

    1985年，為了遏制日本出口導向的外貿政策在全球颳起的廉價日貨出口狂潮，美國聯合法、德、英等國的財政首腦在紐約廣場飯店與日本簽署了“廣場協議”。其主要內容為，將美元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的比率在兩年內貶值30％，從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後，從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廣場協議，後來被眾多學者公認為引發日本經濟衰退至今的罪魁禍首之一。

    不過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1985年的日本與2003年的中國差異顯而易見，不能混為一談。

    首先，雙方在全球的經濟地位差別巨大。日本在1968年的國民生産總值就已位居世界第二；到1979年，其對外出口額即已超過1000億美元；到1985年日本製造業佔全球的比重已超過20％。而中國到2002年對外出口也僅為2000億美元。

    其次，兩者同樣擁有大量順差，但這只是表面現象。中國出口額的55％來自加工貿易，出口多為中間品，且其中大多還為外商投資型企業，而日本的出口則多為最終産品。比如對東南亞出口，中國現在將近一半屬中間産品，而1985年的日本對東南亞出口的3／4以上為最終産品，中國本土賺取的是低廉的加工費。來自日本財務省的統計數據也表明，2002年中國對日本出口商品中增幅最大的是魚類等水産品和工業製品等勞動密集型産品；當年中國對日本出口增長的一個動因在於從日本進口原材料和半成品，並在加工後將成品返銷日本的加工貿易的增長。

    非但如此，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存度也沒有日本那麼強。後者高達50％，而前者僅為7％。另外，中國入世後國內市場基本上都開放了，而當年的日本，是直到廣場協議前才由美國通過數次談判打開汽車等工業品市場。

    “我認為只有一點是比較類似的，就是兩國製造業的競爭力同樣呈長週期急速上升態勢，並且與當時周邊經濟體的産業升級速度形成相對較大的‘落差’。”鐘偉説。也正是這一點，成為日本在亞洲國家內鼓動人民幣升值論的基礎。

    　不過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楊帆認為，日本此次針對人民幣的提案，其實在嚴格意義上並不能稱為“廣場協議”。當年的“廣場協議”除了匯率制度外，實際上還包括與此配套的所有以拉動內需為目的的經濟發展戰略，而此次日本提案則僅與匯率相關。

    楊帆還稱，當年廣場協議之後，為啟動內需，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本來準備在日本國內發動一項規模巨大的基建計劃，後因種種原因不了了之；而日本國內資本獲得超額升值之後，大批涌向美國和本國的房地産市場，泡沫經濟遂由此發端。

    人民幣升值爭論

    日本提案雖未通過，但國際上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依然存在，學術界的相關討論也一直沒有間斷。

    早在2001年底，鐘偉就已公開提出“應該警惕針對人民幣的第二次陰謀”。他説，“我沒有看到升值的必要，我只看到了貶值的壓力。”

    2002年，中國外匯儲備超過3000億美元。但鐘偉認為，此信號傳達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是虛增的壓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強制結售匯制度的産物。1995年之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分為政府、企業和民間三塊。而在實施強制結售匯制度後，企業不得持有超過外匯賬戶上限的外匯，銀行不得持有超過外匯結算週轉頭寸上限的外匯，甚至連外國直接投資也必須由央行通過人民幣的外匯佔款發行的方式全部吃進，本應並存的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塊“蓄水池”的儲備，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儲備。

    另一方面，在貿易順差的表像下，中國的貿易收支體系存在著結構性缺陷。2002年，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約為300億美元，但服務貿易和收益轉移的逆差卻達100億美元，結果經常項目的順差仍然不過在200億美元的水準；2002年中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大約為500億美元，但金融賬戶卻有高達250億美元的逆差，結果資本項目的順差不過在250億美元。這還完全沒有考慮中國外債統計口徑和資本外逃等方面的問題。

    摩根士丹利最新研究報告也指出，去年中國由內需帶動的增長僅佔全年總增長的26％，不僅比重偏低，而且這些內需還主要是由國家資助的基本建設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帶來。

    最重要的一點是，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尤其是銀行業的積弊，使得人民幣升值的可能大為縮減。

    但學術界亦有不同聲音。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楊帆稱，人民幣中期升值趨勢自1994年即已確立，之所以目前還沒有升值，是因為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收購多餘外匯所致。據估算，我國主管部門平均每月要動用人民幣買進大約50億美元，才能維持目前的匯率。

    楊帆認為，人民幣內在的升值壓力源於三個方面：國內儲蓄大大超過投資，資本過剩；勞動密集型産業過剩；因優惠政策，外資每年以500億美元的速度大量涌入。（張靜）

    21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0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