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是一句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句式。在整個二十世紀下半葉國際關係史上,這是描繪西方陣營內部大西洋兩岸關係的一個關鍵性句式。事實上,美國也確實在冷戰期間起著西方陣營領袖的角色。這一句式曾經非常正確、準確地描繪了美歐之間的關係。然而,我們是否能夠習慣性地將這一句式應用到新世紀的國際關係史上呢?冷戰結束,特別是在發生了“9 11”恐怖襲擊事件後,世界形勢已經並繼續在發生著巨大變化。而大西洋底暗潮洶湧,正在預示著美歐關係的歷史性演變已經開始。
從美歐在伊拉克問題上的對立,人們聽到了大西洋兩岸漸行漸遠的腳步聲
一位美國駐巴黎外交官私下表示,在對付“邪惡國家”伊拉克問題上,美國最擔心的,不是中、俄,而是法、德等歐洲國家。果然,美國提案遭到的最激烈反對,來自巴黎。在德、俄、中及其他許多國家的支援下,法國與美國針鋒相對、寸步不讓。愛麗舍宮甚至不惜放出風聲,準備動用五十年來從未用過的否決權來否決美國提案,如果美國一意孤行的話。美國顯然聽明白了法國人的弦外之音,方才勉強退了一步,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在聯合國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上,大西洋兩岸的美、法(歐盟)如此尖銳地對立,尚屬首次。這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可以説,美歐在伊拉克問題上的對立,是有非常深刻的寓意的,證明大西洋兩岸對世界發展趨勢的看法不同、對反恐戰爭採取策略的不同,當然更包含著雙方戰略利益的不同。數一數美歐近一年以來的分歧,可以聽到,雙方漸行漸遠的腳步聲越來越清晰。
早在“9 11”之前,美歐分歧就日益明顯,歐洲輿論今天稱美國為“反動國家”
“9 11”發生翌日,法國《世界報》發表了“我們都是美國人”的社論。今年初,一本《都是美國人嗎?》出版了。對“9 11”的反思,同時也包含著對美國“9 11”以來的各種做法和政策的非議也由此拉開了帷幕。美國的“單邊主義”和“簡單主義”傾向遭到歐洲的強烈批評;美國在對阿富汗戰爭中將北約束之高閣引起歐洲的不滿;美國對待塔利班戰俘的做法引起歐洲人權組織的抨擊;歐洲各國異口同聲批評美國在以巴衝突中過於偏袒以色列……
應該看到的是,早在“9 11”之前,歐美就已經開始在不少方面分道揚鑣。當然歐美間的分歧不是冷戰時期東西方陣營的那種你死我活的分歧,而是一種對人權、對民主、對自由貿易、對發展中國家、對國際合作、對世界發展方向的分歧。比如,歐洲已經廢除死刑,而美國繼續對未成年人執行死刑。歐洲普遍建立了廣泛的社會保險體制,而美國沒有,美國窮人依然是真正意義上的窮人。美國要求全世界都實行“零關稅”,表面上好像非常支援貿易自由;歐洲則認為這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劑毒藥。美國反對建立國際刑事法庭,因為擔心美國士兵有朝一日會遭到審判;歐洲質疑,為什麼美國士兵就應該享有豁免權,難道美國人高人一等?歐洲主張建立一個多極化世界,美國則力求維持美國一超獨強局面。歐洲希望在一個多極世界裏擁有與美國平等的發言權,而美國則一心要維持美國在單極世界裏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歐洲人甚至注意到,小布希在上臺宣誓時的最後一句話,不是“上帝保祐美利堅”而改為“我們都是上帝的僕人”,因此判斷美國宗教保守思潮將大規模回潮。事實看來也確實如此……這就是為什麼歐洲輿論今天稱美國為“反動國家”。
“9 11”之後,趨於增強的“反美情緒”在歐洲媒體上並沒有真正得到反映
“9 11”之後,歐洲的“反美情緒”非但沒有減弱,相反趨於增強。法國在最近一年中出版了大量有關反美主義的書籍,其中有的分析為何法國人乃至歐洲人具有這種反美主義情緒的原因;但更多的則是剖析何以美國會激起歐洲這個更古老的文明的反感,並將責任明確指向美國。
在歐洲媒體上,實際上這種反美情緒並沒有真正得到反映。因為媒體感覺到某種不安:何以歐洲會對世界上最強大的盟國産生如此強烈的反感。在伊拉克問題上,其實歐洲社會的實際反戰情緒要比歐洲媒體上所反映出來的反戰情緒要強烈得多,其形態頗似當年美國入侵越南時的情景。許多歐洲人對美國的好感正在削弱,而反感卻在加強。反美情緒的蔓延成為歐洲新世紀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法德聯合電視臺ARTE最近播發了一則有關倫敦數萬人示威反對對伊動武的專題報道。儘管英美媒體不作報道,但歐洲出現的這股反美情緒的歷史影響不可低估。這種情緒無疑會、而且事實上已經在影響著歐洲各國政府。一個最為令人深思的例子,是歷來惟美國之命是從的德國,因為其80%以上的民意堅決反對美國進攻伊拉克,其總理施羅德便不惜修正其半個世紀緊隨美國的傳統政策,宣佈德國永遠不會參與這場戰爭,導致美德關係大大惡化。
如何消除恐怖主義根源?作為戰略盟友,歐美對此存在嚴重的策略分歧
當然,美歐至今仍然是戰略盟友。這一點,即使是“9 11”也未能改變這一事實。因為歐盟非常深切地認識到,美國所遭到的恐怖攻擊,是針對整個西方世界的,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是美歐共同的敵人。在對付恐怖主義攻擊上,歐盟與美國一樣非常脆弱,基本上處於不設防狀態。因此,要真正根除恐怖主義威脅,只有支援美國發動這場反恐怖戰爭,徹底消滅恐怖主義的根源。
對於盟國來説,關鍵在於採取何種共同步驟來共同與恐怖主義作鬥爭。恰恰是在如何消除恐怖主義根源的問題上,歐、美則存在著嚴重的策略上的分歧。
西方專家認為,反恐戰爭將是一場真正長期的戰爭,甚至將超過冷戰
“9 11”一年後,西方普遍達成一個不能“宣示”的共識,即恐怖主義的根源遠遠超越幾個超國界的極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組織。“基地”與傳統恐怖組織根本不同的一點,就在於本 拉丹及其同夥精於利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對立,從中源源不斷地挖掘出甘於獻身的極端伊斯蘭分子。
因此,要從根本上根除本 拉丹恐怖組織,就必須——以西方的觀點來説——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實現廣泛的民主、自由體制,使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潮和恐怖組織失去依託的土壤。據此分析,西方專家們認為反恐戰爭將是一場真正的長時期的戰爭,甚至將超過冷戰。因為伊斯蘭與基督教文明之間的衝突,已經延續了好幾個世紀。直至今天,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裏可以説沒有一個西方式的民主國家。這已經成為西方安全戰略思維中最重大的課題。特別是這些國家擁有極其豐富的石油資源,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掌握著世界經濟的“血脈”。一旦這個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生反西方的逆轉,對西方、特別是對歐洲的衝擊將是巨大的。
美國的策略是,憑藉軍事實力,以武力迫使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體制”
美國的策略是,憑藉美國超強的軍事實力,以武力迫使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體制”。為此,美國不僅必須拿下阿富汗,而且也應該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並迫使阿拉伯世界作出選擇,或者站美國一邊,或者遭到美國的軍事打擊。但這種策略遭到歐洲的強烈反對。歐洲認為,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過度逼迫,將無疑挑起一場西方與伊斯蘭的“文明之間的戰爭”。而這將是非常危險、勝負難卜的。歐盟與美國立場不同主要源於兩大因素:一是歐盟各國內部都存在著大量的阿拉伯——伊斯蘭後裔;一旦爆發一場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大戰的話,他們的國家將失去穩定。二是歐盟各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程度,要大大超過美國;一旦因衝突而造成新的石油危機的話,歐盟各國經濟將有崩潰的危險。
歐洲主張反恐戰爭應該是目標明確、有限的戰爭。只有擁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才能動用武力。至於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進程,應該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不能操之過急,特別是不能僅僅通過戰爭手段去實行。這也就是歐洲反對打擊伊拉克的原因。法國認為文明之間的對話難度是超乎人們的想像的。法外長韋德里納曾舉例説:當西方對伊斯蘭世界婦女的命運感到憤憤不平的時候,伊斯蘭卻在議論,要是西方的養老院出現在阿拉伯國家的話,就將意味著伊斯蘭文明的崩潰。雙方在許多最基本的價值觀上存在著截然相反的觀點和信念。因此要想“改造”伊斯蘭世界,談何容易。甚至是否能夠最終使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民主化”,也是一個疑問。因此,通過戰爭來達到使全球——特別是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更加“民主化”,也許是一個永遠無法達到的目標。
傳統盟國分歧增多,“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可能已成歷史詞語
不能不指出的是,不僅僅是在反恐方面,美歐在其他國際領域,特別是在經濟、貿易、文化、環保等方面的分歧、對立乃至衝突也在加劇。甚至在北約內部的一次會議上,在車臣問題上,出現了美俄與歐洲對立的局面,這也是空前未有的現象。更不用説歐美在農業、鋼鐵等經貿領域的“準戰爭”狀態了。法國一位曾在情報機構任職的研究人員達尼埃爾 雷米在最近出版的一部題為《誰欲殺死法蘭西》的著作中,認為美國已經發動了一場看不見的“經濟戰爭”,旨在征服歐洲。這次美歐就伊拉克問題上在安理會上的較量,已經使觀察家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美歐傳統盟國的概念在今天的世界還有什麼意義?
當然,美歐之間共同戰略利益和相互依存度在目前仍然佔據著主導地位。美歐之間的磋商,特別是在八國首腦會議框架內的磋商,仍然會對國際局勢産生重大影響。但一種冷戰後逐漸出現的美歐新型關係,正在悄悄地醞釀之中,儘管我們對其性質、內涵、發展方向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尚不得所知。這種趨勢應該是可以肯定的。至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可能已經成為一句歷史詞語……(鄭若麟)
《文匯報》 2002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