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進行戰爭的國家

    以“911”事件為契機，日本以“反恐”為名，搭借反恐順風車，加緊進行軍事武裝。日本利用去年12月在日本西南海域發生的“可疑船隻事件”，使用高喊“狼來了！”的手法，煽動國內的危機情緒；與此同時，加快了制定相關法案的步伐。

    日本有學者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美安保體系和日本自衛隊的行動正在發生質的變化。日本公然準備把“可以在國外參戰”作為國家的行動基準，日本面臨日美安保體制的“臨戰化”。它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確立駐日美軍基地的戰鬥態勢；第二是部隊行動方面的臨戰化，如日本為支援美國進攻阿富汗，實現自衛隊“戰時出動”；第三是對“有事相關三法案”進行立法，日本正在一步一步地從一個和平國家走向“能進行戰爭的國家”。

    事實上，使日本成為“能進行戰爭的國家”，是戰後自民黨政權的長期宿願。從歷史上看，日本從1950年開始實行重整軍備，1954年改頭換面，建立了實際是軍隊的自衛隊。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推行敵視中國的政策。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日本當局突破憲法限制的動向十分明顯。1992年，日本通過了可以向海外派兵的PKO（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法案，這一法律成為“有事立法”的基礎；1997年制定了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1999年通過了“周邊事態”法案，把中國的周邊也視為日本的周邊。在“周邊事態”中，規定日本可以對美軍的行動進行“後方地區支援”，為日本即使沒有直接受到攻擊，也能與美軍協同作戰打開了通道。

    日本是一個善於利用外部壓力統一國內輿論的國家。每當有事件發生後，包括輿論界都煽動一種危機感。“911”事件後，日本迅速通過了《恐怖對策特別措施法》，規定船隻實施補給的範圍可以達到印度洋、海灣以及澳大利亞等廣泛領域。

    長期來，日本有與強者為伍的傳統。與強者結盟、“大樹底下好乘涼”是日本奉為圭臬並秘而不宣的立國哲學。在90年代初出現的泡沫經濟破滅之後，日本當局利用社會上民族主義思潮，加大了在日美軍事同盟下不斷突破憲法禁區的力度。日本擯棄了“專守防衛”的原則，公然承認自衛隊可以在海外行使武力。經過半個世紀的小心試探，日本海上自衛隊已開始參加實戰，大大超出了國土防衛的“自衛”範圍。在日美同盟下，美國發動戰爭也成了日本的“有事”，日本軍力的地理範圍和行動內容都發生著質的變化。據報道，至今年10月底的一年期間，日本共派遣16艘護衛艦和補給艦隻，向英美戰艦提供了20萬升以上的燃料補給。

    從對日美安保體制再定義到實現日美安保的臨戰體制，從集團自衛權“違反憲法”到“不違憲”的新解釋，從日本安保領域的擴大到對憲法規範面的縮小，都顯示日本在不斷突破憲法的禁區，防衛政策發生重大轉變。

    護憲修憲長期抗爭

    現行的《日本國憲法》被稱做日本的“和平憲法”。和平憲法是相對於舊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而言。二戰結束後，日本經歷了一番民主化（儘管並不徹底）的洗禮。日本新憲法于1946年11月公佈，1947年5月3日正式實施。新憲法以“主權在民、和平主義、尊重基本人權”為基調，其中最有名、也最引起議論的是第九條。對憲法第九條如何解釋，歷來是日本“修憲派”和“護憲派”爭論的焦點。

    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日本人之所以把憲法視為“和平憲法”，主要根據也是第九條。

    對於日本憲法第九條，美國學者拉密斯曾稱它是“最偉大的和平構想”，“從公佈的瞬間就與以往的時代劃清了界限”。這位學者面對第九條如今變得有名無實的現狀，遺憾地悲嘆，日本的憲法第九條正在蒙羞，被一些政治家踢在一邊，變得“遍體鱗傷，滿身泥污，慘不忍睹”。

    由於歷史的和現實的因素，在對待憲法特別是如何看待第九條的問題上，日本長期存在修憲與護憲的鬥爭：護憲派以社會黨（社民黨）以及市民團體為主，修憲派包括了自民黨內的不少議員和一些右翼團體。憲法問題成為日本社會左與右、革新與保守的分水嶺。

    護憲派認為，日本正是有了不靠武力恐嚇解決紛爭的和平憲法，在戰後半個世紀裏沒有因戰爭死過人，也沒有到國外殺過人。青年人可以不必害怕徵兵而自由選擇人生，妻子、丈夫、孩子、戀人也無需做被殺害的惡夢。過去日本發動了錯誤的戰爭，侵略了亞洲許多國家，殺害了許許多多的人。正是出於對過去的反省，出於不再重犯錯誤的決心，産生了這部和平憲法。憲法主張和平生活的權利，是交給下一代最寶貴的財産。

    修憲派認為，現在的憲法是在國家主權受到限制的佔領時代，戰勝國強加給日本的。憲法內容不符合日本的文化與傳統。特別是，第九條“妨礙了主權國家當然應該擁有的對付緊急事態的權能”。修憲派把國民道德觀崩潰、教育荒廢、犯罪增加歸咎於憲法，還提出，憲法第九條妨礙了日本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要承擔的義務”。

    與十幾年前相比，日本人對憲法的認識大有改變。據去年日本輿論的調查，同意修憲的人數開始超過護憲的，同意憲法第九條的人數也比以前大為減少。宇都宮大學講師成澤認為，這一動向的潛在原因是日本新民族主義的抬頭。他指出，在90年代以後出現的國際經濟的變動中，日本經濟的低迷致使原有的“經濟大國日本”形象受到傷害，許多人想通過修改憲法找出路。為了在國際社會發生影響，有必要從對憲法的議論中把軍隊（自衛隊）解放出來。成澤認為，如果犧牲日本憲法第九條的理想，不想清算日本的戰爭責任，只追求民族的向心力，無疑是對自由的放棄。

    影響日本社會右傾化的因素，還有個“普通國家論”。“普通國家”一詞出自自由黨黨首小澤一郎寫的《日本改造計劃》中的一句話。他認為，簡單地説，“普通國家”是指“日本人也應該像一個大人那樣，理所當然地在國際社會中分擔相應的責任和作用”。小澤所説的“普通國家”，是要日本率先用武力解決國際紛爭。

    和平憲法前景未卜

    1997年5月，日本以憲法制定50週年為契機，成立了“推進設置憲法調查委員會議員聯盟”。聯盟以自民黨、民主黨議員為主，包括了中曾根康弘、竹下登、海部俊樹、羽田孜等歷屆首相在內的國會議員371人。該聯盟提出，日本現實與現行憲法産生許多“乖離現象”，主張修改憲法。在修憲派的鼓動下，2001年1月，日本眾參兩院成立了“憲法調查會”。該調查會實質上是“修改憲法調查會”。該調查會成員以談論“國際貢獻”、“日美安保再定義”為時髦，認為修憲是應有之義。

    前不久，眾院憲法調查會長、前外相中山太郎介紹了國會對憲法議論的中間報告。他説，現行憲法是在美軍的佔領下以美國為主導寫成，然後再譯成日語。他提出，對於憲法第九條，提出將參考德國的基本法（憲法）中的非常事態法制進行議論（該基本法把侵略、自然災害、經濟恐慌作為三大非常事態）。據報道，許多議員針對“強加論”指出，不能説憲法是“強加的”就一定要修改。對於憲法的“過時論”也拿不出像樣的論據，顯得理屈辭窮。

    值得注意的是，自民黨內贊成修憲的形成新的“國防派”，並得到三菱集團等軍工企業支援。在國會內部，除了自民黨的一些派別著手制定修憲草案外，民主黨、公明黨中也有人表示容許對第九條進行修改。據稱，民主黨可能由“論憲”向“修憲”方向發展。社會上原有的“修憲”和“護憲”的界限在消失，右派和左派變得模糊不清。修憲派的得勢使日本事實上向制定新憲法草案的方向過渡，日本現行憲法前景未卜。

    儘管如此，同意憲法第九條的應該説目前仍是日本社會的主流，大部分老百姓擁護憲法。另外，修憲派要實現修改也並非易事。從制度上説，修改憲法在國會需要2/3以上多數通過，在國民投票時要有半數以上的國民贊同。

    21世紀該如何生活？日本人面臨新的選擇。是選擇戰前的錯誤國策，還是靠不懈的對話解決紛爭呢？日本一位學者説，重新武裝不一定能給日本帶來和平與安全，與近鄰國家建立信賴關係才是最大的和平保障。日本現在需要的不是準備戰爭，而是活用憲法第九條，推進和平外交。▲

    《環球時報》 2002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