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權是國會約束政府最重要的權力，政府歷次要求國會的撥款法案，都會遇到相當大的阻力，但此次卻未聽見國會發難的聲音。即使如此，白宮方面並不感到滿意，政府還在抱怨國會對它提交的關於成立國土安全部的提議至今拖遝不決，儘管這一法案關係重大，甚至會導致政府間的權力轉移。

    國會的這種遭遇源於“911”。此次恐怖主義襲擊卻給美國總統布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一年多前，儘管布希在最高法院的支援下得到選舉團的多數支援，但是相當一部分美國人對他的總統合法性仍表示質疑。上臺伊始，他的表現也不盡如人意，近43％的公眾對他的表現感到不滿。“911”改變了這一切，布希在一群經驗豐富的助手們的輔佐下，很快進入角色。對危機的處理和在阿富汗軍事行動的成功為他贏得了公眾的讚譽，隨後，他的支援率最高竟攀升至92％。《時代》週刊稱其為“美國暗淡的政治夜空中最明亮的新星”。

    在布希上臺之初，就召集了哈佛大學、蘭德公司、尼克松中心的近30位專家學者對美國的國家利益進行了全面界定和闡述，其中就包括現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專家們將美國利益劃分為生死攸關的利益、極其重要的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並提出了美國政府面臨的六大問題，打擊恐怖主義位列第三。但是“911”改變了美國的戰略，反恐升為布希政府的首要任務。數月來的反恐行動以及布希在西點軍校發表的講話，使“布希主義”孕育出籠。學界對於“布希主義”有很多解釋，但一些基本點大同小異：第一，“911”之後，保衛美國本土成為內政外交的頭等任務，一切工作服從反恐需要；第二，“911”不會是恐怖分子對美國的最後一次攻擊，將來的攻擊可能會使用更加致命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包括生化和核武器；第三，保衛美國免受攻擊不是坐以待斃，而是要先發制人，摧毀恐怖主義的溫床；第四，由於美國面臨威脅的性質，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也就是説，為使美國免遭攻擊，可以推翻一國政府，實施“政權改變”，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必要時甚至不惜使用核武器。

    “911”以後，布希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採取了一些影響國內政治的舉措，蠶食美國公民權利，擴大行政當局權力，削弱立法和司法部門的許可權。但是由於恐怖主義大敵當前，美國公眾正在默許布希這些擴權行為。 　

    在200多年的政治發展歷程中，美國的權力中心經歷了一個從國會向總統逐步傾斜的過程，總統的權力不斷增強和膨脹，國會在美國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趨下降。羅斯福利用“大蕭條”加強了總統權力，國會的“百日會議”來者不拒地批准了總統的所有建議，使總統對國會的權力超越在當時達到極致；杜魯門利用二戰和冷戰擴大了總統任命聯邦機構負責人的權力和部分立法權；約翰遜在外交上開了未經國會授權而使美國實際捲入戰爭的先河，使總統擁有了“準戰爭狀態”下實際上的宣戰權；尼克松因“水門事件”而遭彈劾，引發了美國空前嚴重的憲政危機，從此，國會通過一系列法律對總統權力施與了諸多限制。從福特、卡特、裏根到克林頓政府雖然都試圖最大限度地增進總統權力，但在內政權力方面與過去相比均有所削弱，只是在外交領域還保持著相當大的獨立性。尤其是克林頓因性醜聞被啟動彈劾程式後，總統的權力受到嚴重制約。布希以“911”為契機，採取積極干預的政策，試圖限定美國的政治走向。可以預見，一個活躍的聯邦政府將會成為美國政治中的現實，美國公民的隱私權將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移民管制會越來越嚴，美國社會的寬容、開放、司法公平和獨立將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伴隨著美國政府的權力膨脹，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強勢地位也日益鞏固。筆者認為，在全球化過程中涌動著權力擴張的暗流，與以往依靠武力等暴力手段不同，全球化中的權力擴張更為隱蔽，更具欺騙性。隨著“911”的發生，美國在國際上推行強權時更加明目張膽。布希宣稱，其他國家“要麼與美國站在一起，要麼與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這一論調的延伸便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其結果似乎要構建新的地緣政治關係，俄羅斯、巴基斯坦等國在美國的外交戰略中已被重新定位。 　 目前情況顯示，布希政府的權力仍會不斷增強。但是以往的情況表明，內政外交上一旦風平浪靜，國會將不能容忍自己長期處於無能狀態，屆時，美國國內一府兩院的權力鬥爭將會再掀波瀾。（石洪濤）

    《中國青年報》 2002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