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原蘇聯的繼承國，俄羅斯曾公開聲明在獨聯體國家擁有“特殊利益”，承擔著維護該地區和平的“主要責任”。面對新出現的美國軍事存在，莫斯科並未驚呼“後院起火”，而是以較為平和的態度應對事態變化。與此同時，俄美兩國關係也保持著上升的勢頭。如何理解俄羅斯在重大地緣戰略問題上的立場變化？怎樣判斷其外交政策走向？普京總統為人們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一種思路。他強調，俄美接近並非“一種策略”，而是“戰略趨勢”。

    所謂策略，是指根據形勢發展而制定的行動方針，具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而戰略則是指重大的全局性謀劃，在一定歷史時期相對穩定。

    回過頭來看，“911”事件後俄羅斯外交的迴旋餘地並不是很大，支援中亞國家與美國合作可以説是必然的選擇。人們注意到，早在俄領導人發表“適當協助”美軍事行動聲明之前，烏茲別克就已經宣佈準備為美國提供“任何形式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國推翻塔利班政權也符合俄羅斯自身利益，這不僅切斷了國際恐怖組織對車臣非法武裝的支援，而且消除了中亞、外高加索地區的一個不穩定因素。

    借力除惡自然是招妙棋，付出的代價也是顯而易見的。透過俄政界和軍方人士的談話，不難覺察美國軍隊進駐中亞和外高加索帶來的震撼。不過，普京總統自有考慮。他一方面承認獨聯體國家有權獨立自主地做出選擇，同時強調俄美正在建立具有“相互配合性質的新型關係”。美國駐俄羅斯大使弗什鮑日前撰文指出，“911”事件前普京就做出了同歐洲和美國建立更加密切關係的“戰略選擇”，放棄了原蘇聯“以競爭和對抗為主”的做法。這也從一個側面佐證了普京總統關於“策略”與“戰略”的闡述。

    通常，一國對外政策的戰略調整大多以國際關係出現新變化為前提。縱觀普京上任以來的言論及《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等綱領性文件，以下幾點是明確的：首先，普京對國家實力有了清醒的認識。他坦言，俄正處於“最困難的時期”，面臨下降為“二等國家”、甚至是“三等國家”的危險；其次，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願望更加迫切，認為俄依靠自身力量很難擺脫落後局面，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是唯一齣路；第三，內政重於外交。外交必須有“經濟效果”，在國際事務中“經濟務實主義”要壓倒“意識形態行為”。

    兩年前，有“外交智庫”之稱的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系統闡述了所謂“有選擇參與”的新外交戰略。報告明確指出，鋻於實力對比懸殊，俄不大可能動搖“美國的霸權”，俄美“平等夥伴關係”的構想從一開始就不現實。報告主張最大限度地避免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發生衝突，主張放棄代價高昂的“地緣政治手段”來實現“經濟利益”。近幾個月來，俄的外交實踐讓人們再次想起這份報告。在談到普京總統執政第二年表現出的“戰略收縮”傾向時，有學者分析説，大幅度政策調整需要牢靠的執政地位，另外“911”事件前的國際形勢也沒有給這種政策調整提供契機。

    應該説，俄羅斯外交目前仍處於調整階段，許多方面尚未明朗化。美國在中亞和外高加索軍事存在的規模與期限、北約東擴的速度與範圍、美國退出反導條約後的世界戰略平衡等敏感問題上，俄羅斯的政策底線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俄美接近的“戰略趨勢”不僅取決於兩國在戰略利益發生衝撞時能否達成妥協，也將受到俄羅斯國內政治力量對比的影響。

    《人民日報》 (2002年03月22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