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美關係的演變和發展，有兩個基本的因素始終左右著兩國關係：一個是政治制度，或者説是基本的價值觀念，另一個是共同的國家利益。不同的政治制度趨向於使兩國疏遠，共同的國家利益趨向於使兩國接近。至今仍然是如此。作為一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冷戰開始後的長時期內一直受到美國政府的敵視，並被當作美國在亞洲的意識形態上的主要敵人。為此，美國在台灣扶持國民黨政權，長期阻礙中國的統一，它還同中國直接或間接地打了幾場戰爭，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

    ----然而，共同的國家利益會使兩國忽略政治制度的差別，在共同利益足夠大時，兩國之間甚至可以建立一定的信任，結成戰略夥伴。從1947年冷戰開始到80年代末，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一直是如喬治凱南在其1947年用筆名發表在《外交事務》季刊上的文章中所説主張的，“長期地、耐心但堅決地和強有力地遏制蘇聯的擴張傾向”。但是，當1969年一向以反共立場著稱的尼克松總統宣誓就職後，他開始用全球戰略眼光來看待中國。

    美國當時最主要的擔憂是來自蘇聯的威脅，在它看來，蘇聯利用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困境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60年代中期重建了其全球實力。而越南戰爭使美國開始意識到自身力量的有限性，並促使美國領導人重新評價美國在全球中的地位。此時，尼克松政府著手調整外交戰略，希望通過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來獲得對付蘇聯的更大的實力，並推動蘇聯在同美國緩和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同時，調整美國的亞洲戰略，減少美國在亞洲的駐軍，從越南戰爭中脫身，也是美國打破同中國關係僵局的原因之一。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將可能使美國體面地撤軍，此外，由於蘇聯對北越的軍事援助都是經中國的運輸通道輸入的，美國希望美軍撤出越南能使中國關閉運輸通道。為此，在中蘇邊境衝突之後尼克松政府對中國政府做出了一系列緩和關係的姿態，包括放寬對同中國的貿易和美國公民訪問中國的限制，並於1969年10月表示將停止自1950年6月起開始的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巡邏。

    此時的中國正好也有同美國和解的需要。1969年3月中蘇邊境衝突之後，中國越來越把蘇聯看作是對中國國家利益的主要威脅，並實際上把蘇聯當作兩個超級大國中最富有侵略性的國家，為此，中國希望尋求一個協同抵制蘇聯壓力及其在全球擴張的力量。

    就這樣，中美雙方都出於各自利益的需要走上了恢復和發展雙邊關係的道路。然而，眾所週知，冷戰的結束和1989年政治風波改變了這一情況。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態度因此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對中國有好感的公眾從1989年2月的72％下降到7月的31％，而認為中國是美國敵人的公眾從19％上升到39％。此外，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尤其是柏林墻的倒塌，蘇聯共産黨政權的垮臺，東歐集團的瓦解等，在許多美國人看來表明西方民主制度已經在全世界佔了優勢，中國也不再是值得尊敬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先鋒。同時，蘇聯發生的劇變和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使得美國同中國共有的戰略利益基礎不復存在，因此“在蘇聯崩潰後，同中國保持良好關係已失去意義”的想法開始在美國政界蔓延開來。

    冷戰結束之後，政治制度的因素繼續起著明顯的作用。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嚴厲批評就是其基本表現，因為在美國人看來，只有在與他們相同的民主制度中才能真正實現人權。克林頓總統更是明確地認為，“走向民主是人權的最好保障”。他把民主看作是推進人權最好的方法，相信如果實現了民主化，人權必然得到改善。其“國家安全戰略的三個主要目標是，提高美國的安全、支援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在國外促進民主”。

    至於台灣問題，説到底，也是政治制度因素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美國在中國統一的問題上偏袒台灣，堅持向台灣出售武器，不僅因為“台灣是美國的老朋友，不能拋棄它”（美國前國防部長施萊辛格語），更重要的是，在美國人的眼中，在台灣解除黨禁，特別是在1996年實現“總統”普選之後，更特別是在2000年通過選舉實現執政權力和平轉移之後，它已經建立起了名副其實的民主制度。假如一個“專制”制度下的中國大陸，用武力來統一一個“民主制度”下的台灣，這無論在美國人的感情上和理智上都是不可接受的。更何況美國保守派人士還不願意看到，中國可能由於兩岸的統一而增強自己的國力和影響力，成為對美國更大的威脅。

    美國對中國發展軍事力量的擔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中國在美國看來不是民主國家，因此不能信賴。雖然事實上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程度遠不及許多西方發達國家，更不要説美國，在短時期內也絕不可能構成對美國的威脅，但是中國發展軍事力量的努力卻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強烈關注，“中國威脅論”從未絕跡。

    共同利益

    美國保守主義勢力對中美關係的看法最終並沒有成為美國的實際政策，它被布希政府中以國務卿鮑威爾為首的更為溫和、主流和“現實”的派別力量抵消了。

    由於制度和基本價值觀念的差異而造成的中美之間的分歧始終是會存在，問題就在於雙方如何估價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從中國方面來講，從她把改革開放當作重要國策，全力追求中國的四個現代化起，就認為制度方面的差異不應成為發展兩國各方面關係的障礙。特別是在後冷戰時代，中國更認定了同美國的關係是其最重要的對外關係：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得美國的投資、技術以及市場，而且，經濟的發展不僅要以國內的政治穩定為前提，還要以地區和全球的安全與和平為前提，在這方面也需要美國發揮作用。

    但是從美國方面來講，情況卻有所不同。喬治布希（老布希）1988年擔任總統時恰逢從冷戰時期向後冷戰時期過渡的階段，美國國內的許多研究者對他的批評是“缺乏制定冷戰後外交政策的長遠眼光”，缺少對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的“大設計”，他的對華政策被認為仍然建立在冷戰時期對中國的戰略需要上。至於1993年完全在冷戰後任職的克林頓總統，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在其對華政策的制 定中起了明顯的作用。

    克林頓的對華政策從他1993年上臺後把最惠國待遇同中國的人權狀況掛鉤，到1994年5月26日切斷最惠國待遇同中國人權狀況之間的關係，1996年“臺海危機”之後中對中美關係進行全面評估，做出關鍵性的調整，都是在國家利益和政治制度之間進行權衡的結果。切斷最惠國待遇和人權兩者之間的聯繫在克林頓看來更符合美國長遠的戰略利益，用他的話來説，因為中國有核武庫，在安理會有否決權，這被看作是亞洲和全球安全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中美關係對於美國人來説非常重要，中國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1993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超過80億美元，維持了15萬美國人的就業。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克裏斯托弗對“脫鉤”政策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説，“總統的決定反映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積極參與和繼續發揮作用的全面戰略。它旨在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而不是把它排除在外。它鼓勵中國在建立基於和平和安全的新的地區秩序和國際秩序方面提供合作。它支援一個更加民主、更加人道的社會的和平發展”。在使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問題同人權問題脫鉤之後，克林頓立即宣佈要用“新的途徑”來實現美國的“一貫目標”。

    1996年5月17日，在“臺海危機”發生三個月後，美國國務卿克裏斯托弗闡明瞭政府在重新審查美國對華政策之後制定的對華政策的三項基本原則：一個穩定、開放、成功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支援中國完全和積極參加國際社會；在保持對華接觸政策的同時，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美國在必要時將採取強硬手段。從克林頓政府的第二個任期起，美國政府官員開始在多種場合表示，美國政府將在中國擴大市場準入的條件下支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考慮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

    2000年初當克林頓宣佈將全力以赴地推動國會給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時，右翼勢力批評他“把人權當成了貿易祭壇上的犧牲品”，而他的辯解是，只有使中國人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民主社會，中國才能朝著美國人所希望的方向發展。他在寫給眾參兩院議長的信中説，如果國會不予批准，美國就會冒“失去1999年11月達成的貿易協定的所有好處的危險”，並使美國的亞洲和歐洲競爭者獲得這些好處。他承認，貿易協定不能帶來他的政府在中國尋求的所有變化，包括對人權的更大的尊重，因此美國必須繼續關注中國的人權，通過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來鼓勵中國沿著國內改革、人權、法治和國際合作的道路前進”。

    在2000年底進行的美國總統競選中，小布希及其現任國家安全助理賴斯在許多講話中都發表了一種觀點：既然共産主義制度已經在全世界的許多地方都遭到了失敗，而中國繼續由共産黨領導，那麼它的合法性已經消失了。布希為此拋棄了美國和中國之間“戰略夥伴”的提法，把中國稱為“戰略競爭者”。賴斯在總統競選期間甚至主張，“控制”中國；減少同中國的軍事交流；降低中國在戰略

    方面的重要性（理由是過去給了北京太多的關注）；重新調整美國的戰略，把重點從歐洲轉移到亞洲，並把注意力放在中國。這種主張反映了共和黨中右翼勢力的觀點，它雖然同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大相徑庭，但其對中國看法的基礎是相同的，即必須促使中國發生改變。只不過後者是想要通過使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來實現這一改變，而前者是想要通過遏制手段來改變中國。雖然兩者都想要改變中國，但是對於正在努力融入國際社會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中國來説，克林頓的方法客觀上更符合中國的利益和需要，因而也受到了中國的歡迎。

    所幸的是，上述反映美國保守主義勢力的看法最終並沒有成為美國的實際政策，它被布希政府中以國務卿鮑威爾國務院為首的更為溫和、主流和“現實”的派別的力量所抵銷了。這一派還包括政策計劃主任理查德哈斯、國務院中的幾位助理國務卿（如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詹姆斯凱利）。由於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兩國順利度過了撞機事件造成的關係緊張時期。

    就在美國的對華政策還沒有正式形成之際（許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在事前預期，真正形成要等到布希政府執政一年左右之後），發生了“911事件”。這一事件對於中美關係産生的直接後果就是改變了中美在軍事方面的關係，並使中美關係轉暖。中國不僅對美國領導的反恐怖主義戰爭給予了道義和政治上的支援，而且給予了不同尋常的積極合作。一位美國前政府官員對此做出了高度評價：“中國人在情報和資訊方面非常有幫助，在某些方面我們認為這是中國可能做的最有用的事情。”美國國務卿鮑威爾也評價説：在“911事件”後5個月的時間裏，中國向反恐怖主義戰爭提供了幫助，並且幫助阿富汗的重建。中國還在消除南亞地區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緊張局勢方面起到了建設性的作用。

    中國同美國在美國領導的反恐怖主義戰爭中的聯盟使其他爭執問題暫時被擱置一邊。在這樣的局勢下，中國加入WTO沒有受到來自美國的很大阻力。對於許多國家來説，在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都在步入衰退時，中國經濟作為避風港的重要性比其他時期更為明顯。而一個良好的、穩定的、可預見的中美關係將大大有助於美國大公司就大的投資項目做出決定。

    目前，依照國務卿鮑威爾的説法，“美國正在與中國建立一種坦誠、建設性和合作的關係。坦誠體現在我們有分歧的問題上，建設性體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光明的問題上，合作體現在我們有著共同的地區性、全球性和經濟方面利益的問題上。”他表示，美國與中國有著某種共同利益，美國一直重視這些共同利益。中美兩國可以在雙方存在共同利益的領域裏展開闔作。

    但是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布希政府並沒有解除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美國對中國實行的制裁。美國仍然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導彈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主要供應國之一，其對象包括一向支援恐怖主義分子的國家。在恐怖主義成為美國當前的主要敵人時，美國對此非常敏感。

    中美之間能否長久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

    “911事件”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期將遠遠超出目前所進行的反恐怖戰爭。總而言之，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必將是長期影響中美關係的主要因素，問題就在於中美之間能否長期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足以抵消那些因差異而造成的分歧和爭執。

    美國對中美之間共同利益的評估，在過去一些年中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美國專家和政治家們談論最多的是美國需要中國的市場，在防止武器擴散、維持朝鮮半島和亞太地區的穩定方面需要中國的合作。但是人們可以提出這樣的疑問：這些共同利益似乎未能阻止布希政府最初打算對中國採取較強硬政策，如果不是“911事件”，布希政府能否如此迅速地把其現行對華政策固定下來？為此人們擔 憂，在反恐怖主義的高潮過去之後，美國對華政策還會出現倒退。

    我們在此不可能對今後發生的具體問題作做出預測，但是一些大的因素可能會對美國對中國遏制還是交往的政策選擇産生影響。例如，首先是國際環境。在後冷戰時代，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在過去的十餘年中，一些問題早已被列入人類生存面臨的共同問題，例如核擴散、恐怖主義、人權、販毒、移民和環境保護（“911事件”之後，恐怖主義的威脅更加突顯出來）。這些問 題都需要各國之間的協調和合作才能夠解決。在“911事件”之後，許多國家更加深切認識到合作的迫切性，北約同俄羅斯關係發生的變化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

    去年12月6日，北約正式宣佈通過建立一個新的北約－俄羅斯理事會，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裏”就聯合行動達成一致意見，使俄羅斯在諸如維持和平、反恐怖主義和武器控制等問題上成為北約完全的夥伴。昔日的宿敵現在被接受為的盟友，進一步顯示出冷戰已經成為歷史。

    其次，儘管恐怖主義高潮已經過去，美國的政策可能還會有反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美國處理國際關係的方法不可能回復到布希上臺初期表現出的單邊主義。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是美國公眾看待世界的方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911事件”使美國人意識到，美國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一部分，甚至世界上最大的國防開支也不能確保他們同國外恐怖主義者隔絕，他們需要持久地同世界的其他部分交往。這種公眾輿論會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抑制其孤立主義傾向。

    而且，如果講到國際合作，美國同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濟發展迅速、擁有核武器、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有表決權的大國合作是十分必要的。何況恐怕沒有人否認，與中國為敵會使美國付出巨大的代價。----由此可見，中美之間重要的共同利益不僅會隨著全球化的深化而增大，而且從目前的形勢講，在可預料的將來，很難不被美國的決策者所重視。這將成為兩國進一步發展相互關係的基礎。

    《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