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乾脆脆就是三條：廢約、撤軍、斷交”
自尼克松訪華打開中美交往的大門後，美國就展開了對蘇聯的“緩和戰略”。這一戰略實際上是借助中國，壓蘇聯在軍控和地區問題上讓步，以便達成有利於美國的協議，使美國在戰略上處於主動地位。也就是毛澤東後來指出，美國是“踏著我們的肩膀到莫斯科”。
尼克松曾承諾，在其擔任第二任總統期間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中國方面也希望這個問題能較快解決，雙邊關係不斷取得新的進展。然而，尼克松政府尚未來得及兌現其承諾，尼克松本人卻因“水門事件”于1974年8月在其第二任期中途被迫辭去總統職務。
繼任總統福特表示，要繼續執行尼克松的對華政策，並在自己任內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但是，由於福特一開始就處於軟弱無力的地位，在國內受到多方面的制約，因而不敢在對華關係上有大的動作，只是口頭上講努力實現關係正常化，而實際上採取拖延的方針。
11月，基辛格第7次訪華。此時，由於周恩來因癌症住院治療，由鄧小平出面與基辛格會談。
基辛格此時在推進中美關係正常化方面已失去了往日的熱情。他在與鄧小平會談時，擺出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所謂“困難”處境。他説：“美國在台灣問題的處理與其他國家不同：一是美國同台灣訂有《共同防禦條約》，二是美國國記憶體在著一股親臺勢力。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提出兩點意見：第一，美國願意按‘日本方式’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但要在台灣設‘聯絡處’；第二，美國將在1977年撤完駐臺全部美軍，但還沒有找到妥善解決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問題的方案，希望中國聲明和平解放台灣，以便美國考慮放棄美臺‘防禦關係’。”
鄧小平見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明顯後退，心裏十分不快。他當即嚴肅指出：“從本質上看，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問題上無非是一個‘倒聯絡處’的方案，中國不能接受。‘斷交’、‘廢約’、‘撤軍’三原則是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前提。至於美臺《共同防禦條約》，根據《聯合公報》的原則必須加以廢除。在美國同台灣斷交、廢約、撤軍後，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去解決，那是中國的內政，用什麼方式解決也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1975年12月1日，美國總統福特來華訪問。在會談中，鄧小平以他特有的直率説：“當前，擺在中美兩國人民面前的一個更為重大的問題是國際形勢。我們的一個基本看法是：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今天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正是和平念得最起勁的那個國家。”
福特當然知道這是在點蘇聯的名，因害怕影響美蘇緩和，神情頓時緊張起來。鄧小平接著説：“緩和的辭藻掩蓋不住戰爭危險的日益增長的嚴酷事實。山雨欲來風滿樓，風刮得越來越急了，要阻止也阻止不了。在這種國際形勢下，關鍵在於執行什麼樣的路線和政策。我們認為，指出戰爭的根源和危險，消除和平幻想，充分動員人民，做好一切準備，是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的。霸權主義並不可怕，它本質虛弱，欺軟怕硬，它到處擴張就孕育著失敗。”
福特辯解説：“世界使我們大家面臨危險，但是也提供了機會。美國將既努力減少危險，也努力探索新的和平機會，而不抱有幻想。當前的形勢要求力量、警惕和堅定性。但是，在我們繼續決心反抗任何威脅別人的獨立和幸福的行動的同時，我們也將繼續努力爭取實現一個更為和平的世界。”
中美雙方在緩和問題上分歧很大，接著轉入實質性討論。福特説，由於美國國內形勢的需要，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需推遲到1976年美國大選後再倣照“日本方式”採取行動。在此之前，美國將把駐臺美軍從2800人減至1400人。福特一再重申“期待中國政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老調，説美國“不能在預期和平演變以外的前途的情況下拋棄‘老朋友’”。
為此，鄧小平明確指出：按照“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斷交、廢約、撤軍三個原則，美臺間的民間貿易關係可繼續保持。至於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應該由中國自己來決定，中國方面還表示，在美國接受三原則之前，中國並不急於解決正常化問題。
毛澤東會見了福特和基辛格。毛澤東本來就對福特的對華政策不滿，對於福特的誇誇其談，毛澤東幽默地説：“我們沒有本錢，就是放空炮。”
福特沒聽出毛澤東是在批評他盡放空炮，搖搖頭説：“我不相信這點。”
毛澤東繼續開玩笑説：“就是罵娘，我們有點本錢。”
眾人聽了都笑起來。
福特訪華後，便著手處理美國國內事務和準備下屆總統競選事宜。福特原想在大選獲勝後與中國建交，沒想到卻敗于卡特之手，所以中美建交便與他無緣了。
卡特1976年底當選美國總統後，鋻於國際戰略形勢的發展變化，決定在其任內推進同中國的關係，並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
1977年8月22日，卡特派國務卿萬斯來華做探索性訪問。
次日晨，黃華在釣魚臺國賓館同萬斯進行第一次會談。萬斯説：“如果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基礎，既不會損害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景，又可使美臺非正式接觸繼續下去，則卡特總統準備使美中關係正常化。”他代表美國政府聲明，美國同台灣的《共同防禦條約》即將終止，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國將完成軍事部隊和設施自台灣的撤退，並説：“美中建交後必須通過一項非正式協定，讓美國政府人員有必要根據非正式安排留在台灣。當然這種人員不具有外交人員性質，也沒有挂國旗和用政府印鑒等大使館的特徵或權利。”
萬斯看著黃華，又説：“在適當的時候，美國將公開聲明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重要的是，希望中國不反對這種聲明也不重申武力解放台灣。”
“倒退是沒有出路的！”黃華嚴詞拒絕了萬斯的方案，重申中國關於中美建交的三個原則性條件，會談陷入僵局。
為打開僵局，鄧小平接見萬斯一行。萬斯簡短地重申了美國的立場和方案，那就是要中國保證不用武力解放台灣，把台灣與美國之間的“大使館”降格為聯絡處，而讓中美之間的聯絡處升格為正式外交使團，即“倒聯絡處方案”。
鄧小平批駁的：“你講的美國立場，從上海公報後退。”
鄧小平伸手拿出一份文件，念了一段中美會談關於台灣問題的備忘錄，強調説：“基辛格博士曾承認貴國欠了中國的債，並説中美關係正常化將按照中國的條件實現。福特總統1975年12月訪華時曾説在1976年美國大選之後，他將處在較好地位，可以按照日本方式來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
鄧小平繼續説：“多數中國人能夠接受的是‘日本模式’。閣下提出的所謂的美國政府人員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灣，是一個沒有標誌或大門上沒有國旗的大使館。”
稍作停歇，鄧小平陳述了中國的立場：“如果要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幹乾脆脆就是三條：廢約、撤軍、斷交。為了照顧現實，我們還可允許保持美臺間非官方的民間往來；至於台灣同中國統一的問題，還是讓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我們中國人是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的，奉勸美國朋友不必為此替我們擔憂。”
萬斯訪華雖沒有就中美關係正常化達成協定，但有助於卡特政府更好地理解中國對這一問題的堅定立場。
隨著蘇聯在各地的積極擴張，卡特政府對蘇聯的看法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又考慮到中國決定加速發展經濟、擴大對外經濟交往等因素，越來越感到早日關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和經濟利益，於是開始積極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
1978年4月，卡特總統公開宣佈：美國承認一個中國的概念，同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萬斯國務卿也表示。希望能在卡特總統第一屆任期結束前，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這個目標。
5月20日，布熱津斯基飛往中國。在與黃華會談事，黃華認為布熱津斯基在反霸問題上態度轉趨強硬，在推動中美關係上也較主動和積極，便向鄧小平作了彙報。5月21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鄧小平會見布熱津斯基時説：“我們已經直截了當地説出我們的觀點和見解。中國人怎麼想就怎麼説，喜歡痛快。毛澤東主席是個軍人，周恩來也是軍人，我也一樣。”
“軍人説話直率，但美國人也有説話直率的名聲。我希望你沒有發現美國人或美國有什麼不好理解。”布熱津斯基説：“總統要我轉告你，我們準備認真地談，不僅談國際形勢，不僅談如何採取並行不悖的行動，來促進共同的目標和排除共同的危險，而且準備開始就兩國更直接的關係問題進行更加積極的會談。”
鄧小平對此表示懷疑，搖搖頭説：“現在的問題仍舊是下決心。如果卡特總統在這個問題上下了決心，我想解決這個問題就比較容易了。”接著他又説：“為了實現正常化，你認為應該做些什麼呢？”
布熱津斯基認真地説：“在私下談論以及在這個小範圍內保密的情況下，我可以説，總統本人準備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儘快解決這個問題。……在兩國關係中，我們將繼續遵循上海公報，遵循只有一個中國、解決台灣問題是你們自己的事這條原則。
“然而，與此同時，我們還有某些國內問題和某些歷史遺留下來必須加以克服的問題。這些問題複雜、因難，在某些方面相當帶有感情色彩。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必須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方面找到能夠讓我們表達我們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種程式的原因，儘管我們承認這是你們國內的事，我們是按照上海公報的精神這樣做的。
“總之，我們認為重要的是，讓人們知道美國是可以信任的，儘管我們正在繼續並加緊自台灣作軍事撤退，美國在遠東的軍事存在將以不致造成我們共同的敵手可能加以利用的不穩定狀態這種方式繼續下去。在解決正常化問題以及在規定我們與台灣人民在此歷史轉折時期的全面關係時，都必須將這一情況牢記在心。”
在雙方進一步交換若干意見後，布熱津斯基繼續説：“我受命向你證實，美國接受中國的三個基本點，並再次重申上屆美國政府向你們作出的五點承諾。我願意再次重復自我來到北京已説過幾次的話，即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決心已下。”布熱津斯基還提議下個月雙方就正常化問題開始高度機密性磋商。鄧小平立即代表中國接受這個建議。
自布熱津斯基訪華後，中美雙方通過多種渠道就關係正常化展開了談判，整個建交談判是在絕對保密之下進行的。在北京，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在1978年夏被授予同中國人進行談判的全權。在華盛頓，布熱津斯基在絕密情況下，與中國使者（先是韓敘，後是柴澤民）進行了十多次會談。還有一個層次的會談，則是卡特總統與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主任之間進行的。
在與伍德科克主任進行的建交談判中，中國外長黃華嚴肅指出：“一、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這個問題是美國政府派兵侵佔中國領土台灣、干涉中國內政造成的，‘解鈴還需繫鈴人’；二、要實現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美國必須履行斷交、撤軍、廢約三原則；三、美國同台灣之間可以以繼續保持民間來往，美國還可以在台灣設立民間機構，但美國不應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四、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干涉。”
卡特總統接到伍德科克的報告後，立即讓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中國事務專家奧克森伯格對此前的中美會談情況進行詳細調查，有沒有其他秘密承諾。奧克森伯格在全美國範圍內蒐集資料，得到尼克松、基辛格、布希等的大力支援，編成了編號為24的《政策審查備忘錄》，興衝衝地交到卡特手中説：“總統，這份備忘錄有三大分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幾種方案；第二部分提出了有關向中國轉讓非軍事科技的方案；第三部分是裁減駐臺美軍的步驟和方式的幾種選擇。”
卡特看過這份材料，很受啟發。接著，他約請國務院東亞局負責人霍爾布魯克等人來白宮共商對策。
霍爾布魯克説：“總統，現在是你的政治力量和權力都趨於最高水準的階段，鄧小平也和日本簽訂了友好條約，願意和我們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因而，現在是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最佳時間，請總統注意，這個時機稍縱即逝，萬萬不可輕易丟失。”
霍爾布魯克還向卡特彙報了鄧小平會見一名外國記者在回答“中美建交需要多長時間”時説：“中美關係正常化取決於卡特總統的決斷。締結中日友好條約只要一秒鐘就能完成，中美關係即使加一倍，兩秒種就能完成。要像中日兩國領導人那樣，站在更高的角度來觀察世界形勢，處理問題，作為政治問題來對待，就容易達成協定。前提確定了，細節問題就好商量了。”鄧小平還説：“訪日是我多年的願望，不過，還有一個願望就是到華盛頓去。中美關係正常化了，華國鋒主席忙，不能訪美的時候，我可以訪美。完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這件事，我就可以去見馬克思了。”
卡特覺得該是採取更加積極行動的時候了，在１０月份如召集其顧問們開會，一致同意把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作為完全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日期。
１２月４日，因黃華外長生病休息，中國副外長韓念龍與伍德科克在外交部會議室繼續舉行中美建交談判。經反覆的緊張談判，雙方達成三項協議：
（一）美國承認中國關於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
（二）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際，美國政府宣佈立即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在１９７９年４月１日以前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完全撤出美國軍事力量和軍事設施，並通知台灣當局終止《共同防禦條約》；
（三）從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起，中美雙方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３月１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館。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中美兩國政府同時在北京和華盛頓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簡稱《中美建交公報》），宣佈中美兩國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起建立外交關係。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台灣駐華盛頓“大使館”的旗幟終於降落，台灣“大使館”正式關閉，台灣在美國１４個城市的“領事館”也同時關閉。
當然，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過程中那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也表明：儘管中美建了交，美國卻沒有完全放棄它干涉中國內政的打算。首先，美國希望中國只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中國則強調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他人干涉。雙方就此各自發表一個聲明。其次，美國堅持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中國堅決反對。美國政府在宣佈中美建交後立即公開表示：它將繼續向台灣出售“防禦性”武器。中國政府則在宣佈中美建交時強調：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這不符合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原則，不利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和穩定也將産生不利的影響。１９７９年３月底美國國會兩院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作為中美關係中的一顆不定時炸彈而遺留下來，成為日後中美雙方發生衝突與糾紛的主要根源。
中國網摘自《新中國外交風雲》 2002年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