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在接受《財經時報》專訪時指出,不能把實行浮動匯率制和資本項下開放兩個問題混為一談;人民幣匯率放開了,依然可以對資本項目實行必要的管制,而先資本項目完全放開再放開匯率,那將是很恐怖的事情。
由於美元匯率持續下跌,一直保持兌美元“名義匯率穩定”的人民幣,近期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人民幣匯率應當重估還是維持現狀兩種觀點交鋒激烈。
一直關注中國貨幣制度改革的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胡祖六本週接受《財經時報》採訪,他認為,倡導人民幣匯率重估和維持現狀不變的人,實際上還在呼籲延續人民幣與美元實際掛鉤的匯率制度,這兩種方式不但對解決全球經濟面臨的問題無濟於事,還會在中長期對中國經濟造成傷害。
他認為,中國目前更明智,也是更可行的一個選項是“制度改革”,就是以名副其實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取代現行的固定的匯率制 度。中國現行的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一直穩定於8.28:1的水準。有專家認為,中國的匯率制度,僅僅是名義上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實際上是固定匯率制。
人民幣只是被溫和低估
自2002年2月美元從最高點貶值以來,世界上許多經濟學家和政府紛紛要求中國對人民幣幣值進行重估,其中以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的呼聲最大。這些“重估派”認為,中國通過人為地將人民幣維持在弱勢水準上,從而增強其出口競爭力,使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日益加大,並引起世界其他國家出現通貨緊縮。
他們主張對人民幣的價值進行一次大幅調整,然後在新的匯率水準上,將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對此,胡祖六直言,“重估派”的觀點是錯誤的。大量經濟數據表明,中國並沒有人為地增加出口競爭力,也沒有向全球輸出通貨緊縮,中國更不是造成美國經常項目鉅額赤字的重要因素。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美國經常項目賬戶赤字約6000億美元,而中國去年這一順差為350億美元,遠低於日本的1130億美元。這個數字也低於南韓、台灣地區和東盟5國去年經常項目順差的總和770億美元。
胡祖六認為,要擺脫全球經濟問題——經濟萎靡也好,美國經常項目不平衡也好,或者通貨緊縮,期待中國起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執行《廣場協議》而對世界經濟復蘇的作用,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現實的。日本1985年的經常項目順差佔到美國當年經常項目逆差的一半以上,那當然是需要調整的,而中國目前的狀況顯然不同。
他説,中國目前的出口表現的確非常強勁。其原因要歸結于實施了十餘年的貿易改革,富有活力的私人企業的逐漸興盛、豐富的勞動力市場,以及跨國公司的大舉進入。因此,認為人民幣需要被重估的人,實際是誤解了中國出口競爭力強勁的原因,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他們的方法不僅對解決當前世界經濟問題無濟於事,而且會在中長期對中國經濟造成傷害。
不過,胡祖六也同時指出,人民幣確實被低估了,但並不是像“重估派”所説的那樣是被“嚴重低估”,而是被溫和低估。
“運用全球匯率均衡模型,高盛公司測試的結果是,人民幣的低估幅度只有15%左右。”他説,人民幣被嚴重低估是言過其實,但在國內,央行説人民幣是“合適”的匯率水準,這個説法也不是完全能成立。
“去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了740億美元,2003年一季度又增加了300億,到今年一季度儲備已達到3160億美元。拋開匯率模型不談,僅從外匯儲備的增長看,顯然,人民幣被輕微低估了。中國的央行在大量購買外匯,使人民幣的名義匯率保持在1:8.27左右。如果匯率自由浮動的話,那人民幣肯定已經升值了。
把握改革時機
有關中國應當實行靈活匯率制度的討論由來已久,其中被認為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就是資本項目的開放問題。中國的經常項目已經放開,但資本項目還沒有完全放開,在這種情況下實行靈活的匯率制度,會不會導致外匯需求沒有真實反映出來?例如一家企業想到海外投資,但是由於外匯管制,這種需求在市場中體現不出來,這樣形成的匯率價格能成為由市場供求決定的浮動匯率嗎?
對此,胡祖六説,以往有些學者也談到這個問題,他們説,絕對不能搞浮動匯率,因為我們不能放開資本項目。“我覺得,這兩個問題不能混為一談。把人民幣匯率放開了,依然可以對資本項目實行必要的管制,這兩者並不矛盾”;這種情況下,由真實部門來決定匯率,而不是由金融交易來決定匯率,這是完全可以的。
“而且,只有把匯率放開,資本項目放開才有條件。”胡祖六説,“假設一直不放開匯率,無論國內企業到海外投資,還是QFII進中國市場,都沒有匯率風險,只有道德風險,他們沒有匯率風險管理意識。如果在資本項目完全放開後再放開匯率,那是很恐怖的。要讓每一個進口企業、出口企業,每一個銀行都知道,不只有利率風險,還有匯率風險。這樣有利於他們提高風險管理能力。”
另外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既然目前人民幣被低估,一旦放開匯率制度,人民幣就可能有一定的升值,那對外資、外貿乃至A股市場又會産生怎樣的影響?
胡祖六認為“影響甚微”。
他解釋,外資到中國來,看的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包括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股市的發展、上市公司治理的改善等等,並非價值被低估的貨幣;匯率絕對不是重要因素。
他進一步指出,實行浮動匯率也不意味著就變成不穩定匯率,因為浮動就是有“必要升就升,有必要降就降”,匯率突然之間升值100%或者貶值50%,這種可能性很小。“浮動匯率只是匯率在一個區間裏波動,不是大起大落”。
對於有關“人民幣自由浮動會對香港的聯繫匯率可能帶來影響”的問題,胡祖六認為“短期是沒什麼太大影響”。
他認為,關於貨幣政策自主權,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看經濟的根本需要。“我相信,香港和內地的經濟有互補性,真正對內地經濟有好處的,最終也會對香港有好處,這不存在競爭的問題”。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久經考驗,機制完善,即使遇到衝擊,它也應該可以承受。
胡最後表示,實行靈活匯率制度的時機非常重要,一般應選擇在一國經濟強勢的時候。對於經濟保持高增長的中國而言,越早實行,自身和貿易夥伴就會越早受益。(李玲)
《財經時報》 2003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