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應該培養“貴族”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教授，日前在西北第二民族學院演講時説，中國大學應該培養“貴族”——高尚的人。

    他以自己的親身體會來證明了他的觀點。他回憶，在他從小學到大學畢業，真正對他現在工作和做人最有影響的一段日子，就是他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３年在重慶南開中學學習的日子。當時，這個學校被稱為貴族學校，遠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貴族學校——父母都有錢，消費也很高，而是貴族（Ｎ０ＢＬＥ）——高尚的人。如今象周光召這樣的國內許多知名人士都出自這個學校，粗略算一下，這個學校光出院士就有４０多個。

    當年，學校的創始人師出北洋水師學堂，親歷了甲午海戰北洋艦隊的全軍覆沒，他意識到了依靠買船訓練海軍根本沒用，只有人才才是中國的希望，因此立志辦學，並從學生的衣食住行開始抓起，並在所有教學樓前立一面鏡子，上面的箴言包括了各種禮儀校訓。幾十年過去了，５０年代，當中國向國外派遣第一批大使時，從南開中學畢業的周恩來總理還能背出這些箴言。

    最後，吳敬璉教授指出，目前，大學生正在集中系統地學習上一代的寶貴知識時期，應該抓住機會，努力在學校的培養下，成為一個“貴族”，一個２１世紀的有用人才。（完）

    一分為二看“教育産業”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教授，日前在寧夏接受記者採訪時提出，要一分為二看待“教育産業”。

    他説，看“教育産業”，要先了解産業的定義，中國政府按照聯合國分類，將産業分成第一産業、第二産業和第三産業。第一産業從自然直接生産産品，農業即是第一産業，加工是第二産業，除第一、第二業以外，都叫第三産業，教育自然屬於第三産業。按照這個分類，教育就是産業，要産業化。另外一個含義是針對性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教育不一定都是産業，它有其特殊性，必須一分為二看“教育産業”。

    關於“教育産業”這個問題，長期以來一直都有爭論，就是説社會的效益和本身的效益不一定一致，凡是這種東西不可能變成一個市場的導向性。教育這個産業，有些社會效益和單位效益是一致的，比如説，會計技能和軟體技能的社會效益和本身效益基本一致，可以變成産業。可是，人文學科、義務教育有很大外部性，不能變成産業。所以，他不贊成把所有教育都變成營利性。

    他還説，研究甲骨文，是幾代人的勞動，發現二項式定理也一樣，這種活動都産生了很大社會效益，大家都用卻沒有人會去買的。如果這些都變成營利性的，要不了多少年，我們的社會只知道錢，什麼文化都沒有，這樣一個民族是站不住腳的！必須分門別類。另外，管理教育可以變成營利性的，可以把管理學放到一個綜合的學科上。文化教養屬於人文學科，有巨大的社會性，它的東西賣不掉，所以不能作産業。

    他最後強調，在外面走路的時候，開門一定要看後面有沒有人，如果有，讓他先過，你再關門，這是一個素質問題。如果這種簡單的文化教養要都賣錢，全面的教育和全面的培養就會有問題。（完）

    我國有一部分地區和企業“過關”了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教授，日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中國有一部分地區和企業在市場經濟中已經“過關”了，但任重道遠；其他許多沒有“過關”的地區和企業還需要努力。

    他説，歷史不象走路，而象抽刀斷水，不能明確劃分界限。２０００年2月，國有企業幾乎支配了國民經濟，可是國有企業改革還沒有真正進入改革渠道，於是，他提出了中國沒有“過大關”，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經過了近兩年時間，他發現，中國出現了兩種變化可以表明部分地區經濟大關是過了。首先是在東部發達地區，比如浙江、蘇南地區，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已開始形成，國有經濟在社會經濟中有進有退。在蘇南地區，蘇南模式的鄉鎮企業進行了改革，先從鄉鎮企業變成一般股份企業，然後再變成比較好的股份制企業並上了市。其次是十五屆四中全會以後，國有企業改革走出了舊模式，現代公司治理機構的框架基本建立起來了，這是過去幾十年沒有做到的。

    但是，中國還有至少７５％的地區和企業還很落後，比如寧夏等西部落後地區，這些地方的企業還沒有形成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需要繼續努力。不過這些地方潛力很大，一旦發展起來，將是中國經濟的新亮點。

    同時，他也強調，即使是“過關”的地方，也只是基本實現早期市場經濟，不一定能長治久安，必須建立健全“法治”，否則容易滑進“裙帶資本主義”，也就是毛澤東同志説的“官僚資本主義”，前蘇聯就是反面典型。（完）

    落後地區必須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近日，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教授在寧夏接受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毛如柏會見時提出，落後地區的“三項制度”建立應該靠後，必須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他説，西部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在這些地區，現代企業制度還沒有有效建立，入世後，根本無法有效參與市場競爭，更別談“三項制度”的確立了。１９９２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時強調“三項制度”，陜西還提出了“砸三鐵”，結果是無法進行了。

    去年，國家１４個部委搞了一項研究，最終的結論是：當企業所有者不在位時，公司的現代企業制度沒有建立，“三項制度”根本無法進行。所以，要有個輕重緩急，建立好現代企業制度，再建立“三項制度”。（完）

    現代企業制度必須由所有者進行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敬璉教授，日前在寧夏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必須由“老闆”進行，也就是由所有者進行。

    他説，１５年來，在中國進行國有企業改革時，“老闆”的事情一直是“打工者”來幹的，也就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一直是“打工者”進行的，結果是幹了許多事，開了許多會，就是幹不成。

    十四屆五中全會後，中國政府提出了在上市公司建立有傚法人，結果有兩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首先是一股獨大，上市公司的國有股一般至少是６６％，大股東的股權具有絕對權威性，包括海外上市公司。表面上，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和經營者是分開的，實際上許多集團公司和子公司的上層領導人是一批人，許多事情就有這些人説了算，然後就出現了“春都事件”等一系列母公司佔用子公司資産的事件。其次是內部人控制，當現代企業制度不是由“老闆”建立的，而是由企業經理等“打工者”設計方案，這些“打工者”就會強化經營權，可一旦到了６０歲，控制權沒有了，他就會在此之前挖國有股墻角，就出現了５９歲現象。

    他也提出了兩個解決辦法，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股權送給“打工者”，對於在創業中有突出貢獻的人可以給一些股權，比如現在飛速發展的聯想集團就是一個正面典型；其次可以適當放鬆對“打工者”的限制，以利於這些“打工者”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完）

    新華社2001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