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本刊記者 高曉春
因為倡導市場經濟，吳敬璉先生被冠以“吳市場”的別號。這麼些年來，他始終以一個學者的良知站在經濟改革的前沿，以巨大的熱情關注著改革的每一步發展。
他説：“我的學術生涯差不多是從50歲開始的，想一想，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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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此，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不敢稍有懈怠，總在努力地工作和補課。我知道，我們這一輩人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直到晚年才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時代，得以做一些工作。”
有很多人，在我之前，和我同時，在我以後，堅持市場這個改革方向
《中國青年》：咱們國家的好幾位著名經濟學家都有一些特殊的別號，比如，“楊承包”“厲股份”等等，您被人們稱作“吳市場”。您被冠以這個別號已有十多年了。十多年前，我們國家還沒有明確要搞市場經濟，只是在談論是“計劃取向”還是“市場取向”的問題，那個時候，您提出這樣的觀點，是有一些壓力的吧？
吳敬璉：那個時候給我這樣的稱謂並不是褒義的。
《中國青年》：您當時是什麼感受？
吳敬璉：我覺得有兩條：第一，它是不是真理？它是真理；第二，它是不是有利於我們這個民族，有利於我們的人民？是的，它有利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有了這兩條，我想這個基本的價值判斷就在那兒了。
《中國青年》：您是在什麼情況下提出市場經濟理論的？
吳敬璉：那是1990年7月，當時江澤民總書記召集過一次討論會，主要是討論經濟形勢。我是第二個發言的。第一位發言的同志説，當時有很多的問題，比如，經濟混亂啦，通貨膨脹啦，腐敗啦……這些我也有同感，但是他的結論我不同意——他説這些現象産生的原因，就是市場取向。
《中國青年》：您的發言跟他針鋒相對？
吳敬璉 ：是。我説這些現象的原因是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我説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口號本身就是不妥當的。應該明確：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因為商品經濟是十二屆三中全會所肯定的，而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為什麼只能説是“市場調節”呢？
《中國青年》：當時在座的有江澤民同志。
吳敬璉：是。還有當時的總理李鵬，喬石同志也在。有一位經常參加中央文件起草的同志説：中央從來就沒有講過市場經濟。我説怎麼沒講過呢？鄧小平就講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他説沒有，文件沒有。我説錄音大家都聽過了。他説那不行，要以最後的文件為準。結果大家就爭論起來了。爭得很厲害。當時主張市場經濟的有三個人，薛暮橋、劉國光和我。薛暮橋當時很激動，後來他還專門寫了一個書面報告給中央，闡述他的觀點。
《中國青年》：當時有多少人反對你們的觀點呢。
吳敬璉：將近十位吧。這個座談會之後的一天，我的一個老朋友給我打電話，説：聽説最近國務院領導在你的一個報告上批了一句話：“市場就那麼靈嗎？”我説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接著説：有一種説法，北京經濟學界三個代表人物，叫做“有計劃”“吳市場”“楊承包”。那個時候這樣説，顯然是説我的觀點跟中央意見不一致了：中央明明有一個口號叫做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你偏要想搞什麼市場經濟。經濟日報不是有一個討論嗎？題目叫《計劃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後來不是還出了一本書嗎？那個討論的聲勢還是挺大的，意思就是説，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提法是不能變的，可以討論的問題只是怎麼結合。反正他們認為那個提法不能變，但我認為就得變。
《中國青年》：現在再聽人稱呼您“吳市場”是什麼感受？
吳敬璉 ：實際上，有很多人在我之前，和我同時，在我以後，堅持市場這個改革方向，有很多很多人，不止我一個。我總覺得，爭取建立市場經濟，並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甚至不只是為了我們這一代人。
為人民的利益立言
《中國青年》：大眾，包括許多媒體對您的“特別”關注，是因為前幾年的兩件事兒：一是網路泡沫，另外就是基金黑幕，您當時發表了一些見解。我的問題是：為什麼，別的專家不願站出來説話，而您卻站出來了呢？
吳敬璉：我也聽説了，一些報刊想請我們經濟學界的一些人發表意見，但他們都有很大顧慮，我覺得這是不正常的。
《中國青年》：您沒有顧慮嗎？
吳敬璉：我的朋友、經濟學家劉遵義也曾經説過：這是意料中的事情，“斷人財路”嘛。經濟學是一種實證的科學，它首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它是什麼？這是經濟學家的一個基本職業道德。
《中國青年》：作家張平談到反腐敗的時候，講了這麼一段話，大意是：現在的知識分子，經常在桌子底下説話。如果需要在桌子上邊説話的時候，他們常常是保持沉默。因為知識分子當中的一些人已經進入到既得利益的群體。他説知識分子的這個集體沉默，是導致目前道德滑坡的一個重要原因。
吳敬璉 ：張平的這種判斷，我覺得有偏頗的地方，就是把不伸張正氣完全看成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對於我們自己來説，應該要求自己為人民的利益立言。我們首先就要沒有任何顧慮地説明，它是什麼，它到底是什麼。我們經濟學家作為一個群體來説應該自律。但是，應該考慮到還有個環境問題。所以我要呼籲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政府的官員，要給知識分子，要給經濟學家敢於直言的這麼一個比較寬容的環境。
《中國青年》 ：我們看到，您在為人民的利益立言的時候，確實遇到了一些麻煩。
吳敬璉 ：中國的經濟問題很多，該説的還是要説的。股市泡沫要擠掉，基金黑幕要曝光，否則有序的市場經濟就無法實現。
是的，那些日子，我經歷了一些人身攻擊，甚至恐嚇，但與此同時，我也感受了最多的理解和支援。北京和外地的許多經濟學家打來電話或寫信聲援我。有一天，我愛人在街上遇到一位女士：“您是吳敬璉教授的夫人嗎？”她説，“我在電視上見過您。”並且告訴我愛人，她退休了，在炒股，這次賠了錢。她所在的證券營業部裏炒股的人有的罵我，但是她認為我是對的，她表示支援，並讓我注意安全。這讓我很感動。
《中國青年》 ：就在這一年，2001年的“兩會”，關於股市泡沫、關於基金黑幕，要求採訪您的記者太多，大會不得不在京豐賓館召開您個人的記者招待會。您這一天格外痛快，您説，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於是記者們便抓住股市的問題問個不休。當一位記者問，您對股市的關注，很大程度上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是有些中小投資者認為您使他們賠錢，而對您進行指責，您如何對待這種現象？當時，我也在場，你引用了捷克伏契克的名言：“人們啊，我是愛你們的，但你們可要警惕呀！”
吳敬璉：不是嗎？當我們作為時代的幸運兒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時候，不應忘了還有許多平民群眾，他們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機會去謀求體面的生活。當看到一些生活無著的下崗職工拿著自己的微薄積蓄無奈地投身於極不規範的股市而沒有別的出路的時候，我們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嗎？
警惕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坑
《中國青年》 ：我們知道，您生長在一個有著三代民族資本家歷史的家庭裏，18歲以前生活過的地方有南京、北京、重慶、香港。這种家庭出身，再加上大都市生活的經歷，應該説，它給了您一種社會觀察的視角，同時也培育了您獨特的精神氣質和深厚寬廣的學養——寫《吳敬璉》傳記的作者柳紅説：正是這種精神氣質成就了您，使得您身上既有“貴族”式的行為準則和規範，又有對國家前途和平民百姓的關心。
吳敬璉：關於“平民百姓”，我想説兩句。不止一個人問我：你為什麼要當政府經濟學家？我説，難道當了政府經濟學家就道德低下了？你不是要改變這個社會嗎？不是要為人民造福嗎？你在政府機構裏面，完全有條件做得更好啊。另一方面，我又把詰難者指責我過多地為中小投資者説話，有太多的“平民意識”，看作是一種表揚，只怕自己的工作當不起這樣的讚譽。我理解所謂的平民意識，就是經常想到普通百姓的疾苦，盡力為多數人謀利益；而專業精神則除了專業知識、能力、責任心之外，也包含著特定的信念和道德。依我看，這種信念和道德恰恰同我所學習的經濟學理論和秉持的科學精神是統一的。
《中國青年》：從您的經歷中我們也看到了：改革並不一帆風順。
吳敬璉：那當然了。我們過去往往把問題看得過於簡單，好像人不是紅臉就是白臉兩種——只要把保守的阻力給摧毀了，改革就能成功。殊不知啊，改革裏面還有很多問題。有的人，他打著改革的旗號去謀自己的利益，甚至就是盜竊國庫和人家口袋裏的錢。在股市上圈錢，那不是損害股民利益嗎？還有，操縱股市，造勢做局，那不是直接把人家口袋裏的錢，弄到自己口袋裏來了嗎？還有的搞“老鼠會”，那不是等於掠奪嗎？可是打的旗號都是改革。改革雖然開始了，雖然正在快速地進行著，但是還有許多問題……
《中國青年》 ：是“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的問題？
吳敬璉：1998年，我和汪丁丁在一次關於中國改革前途的對話中談起了防止滑入“權貴資本主義”泥坑這個話題。所謂權貴資本主義其實就是老一點兒的中國人都很熟悉的官僚資本主義，也就是“封建的、買辦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要想扼制已經出現的這種苗頭，避免其惡性發展，惟有：在經濟上，發展獨立的民間經濟；在政治上，實現法制。
我是幸運的，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時代。顧準臨死也沒有看見曙光。孫冶方還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時期就辭世了，薛暮橋也只參與了市場經濟藍圖的制定和開始階段的施工。我比他們幸運得多，因而責任更大。我對經濟學的執著沉迷，説到底，是為了解答一個困擾了好幾代求索真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怎樣才能振興百年積弱的中國。“學以致用”古有明訓。既然我從自己的曲折探索中得到了中國榮辱興衰繫於改革的結論，自然就應當身體力行，把自己的知識和能力貢獻給經濟改革這一偉大的事業。
《中國青年》：我知道了，為什麼，人們對您的印像是：您的嘴對著領袖的耳朵，您的腳卻站百姓的中間；您大半輩子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度過，但是滿腦子市場經濟的思想。
吳敬璉：過譽啦！應該説我是接受了很多我們經濟學界的前輩、我們經濟研究所的前輩的教育。他們樹立了非常好的榜樣，我要達到他們那個境界還差得遠呢。
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中國青年》：在您所提到的前輩中，我們大概最熟悉的就是顧準了。
吳敬璉：“文革”中，我被定為“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經濟研究工作是不能再繼續了。1968年，我到河南信陽“五七”幹校勞改隊勞動。在幹校，我脫過磚坯，蓋過房子。也是在那裏，在“牛棚”裏，我遇到了我的老師和摯友——顧準。在他的幫助和啟發下，我開始恢復和提高英語閱讀能力。我們二人一起分析中國的問題，雖然對其中的某些問題看法不一，常常爭論得互不相讓，臉紅脖子粗，但在思想上能互相啟迪和補充。是的，我也覺得不可思議，這種機會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況下得到！
文化大革命後期，他的身體已經很不好了。他患的是肺癌，查出來時已是晚期，但還是天天帶著個冷饅頭到北京圖書館去查文獻寫他的著作。他認為這樣一些著作會對中國人、會對全世界的人有好處的，雖然這些對他自己已經沒有意義了。
《中國青年》：那是哪一年？
吳敬璉：1975年。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經不治了的時候，跟我作過一次談話，他説談完了你就不用來了。我説不會的，醫生有辦法能夠治好你的病。他説你要相信科學，我很快就會不能説話了。後來有一次，他託人帶信給我説他覺得很不舒服，因為有一些好像原來是看“老虎”的人現在在他周圍，他問，你是不是能夠來看我？其實那就是他的最後一天了。他弟弟説要讓他休息，可是他沒有。他們都走了之後，他跟我説了他這一生中的最後一句話：打開行軍床休息吧。然後就永遠地離我們而去了。
顧準是一個才華橫溢、有著鮮明個性的人。和他有過接觸或讀過他的文章的人，對於他的淵博學識和犀利言辭都會有極為深刻的印象。然而，這些都還只能説是顧準的外部特徵。如果要説作為一個思想家的顧準的內在特徵，我想是在於他對中國和世界歷史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言人所未言。或許，有人會説他“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確，顧準只服從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麼難捨難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標準，他都義無反顧地捨棄；不管是有多大權勢的顯貴，只要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氣壯地反對。我想，這是我最敬重他的地方。在紀念他80歲誕辰的演講中，我説，我們要達到他這個境界大概是不可能了，但是應該向這個目標努力。
《中國青年》：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呢？
吳敬璉：忘我的境界。
《中國青年》：您也一直是向著這個方向努力的？
吳敬璉：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中國青年雜誌2004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