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來華，賽奇教授既不是為了招納中國的年輕英才，也非為了研究項目，此次來華教授準備和中國政府商談的問題是，為中國地方政府培訓官員的項目。也就是説，幾年之後，中國將有一批從哈佛學成歸來的洋縣長、洋鄉長們。

    ■哈佛肯尼迪學院親密接觸中國——因為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係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係，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哈佛不斷擴大在華的招生。”賽奇教授告訴記者，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近年來加快了同中國接觸的步伐，幾年前在肯尼迪學院還很難見到中國學生的身影，現在隨著MPA走近中國，到哈佛接受公共管理教育的中國留學生也多了起來，他們中間有政府官員，也有私營企業主，還有許多社會組織機構的成員。有的接受有學歷的教育，更多的則是接受中短期的培訓。

    “在肯尼迪學院，有一個項目是專門提供給有8年至10年工作經驗的傑出人士，這些學員來自世界各地，他們有著豐富的社會經驗和從業經驗，而不同國籍，他們到美國不是要他們美國化，而是要他們互相了解，有著不同的發展視角。”教授有一個夢想，就是用5至10年的時間，讓中國想接受MPA教育的人才，在中國本土就能夠實現這個夢想，他目前致力於幫助中國培訓MPA的師資，完善MPA的教材。

    目前肯尼迪學院正在與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合作，以幫助中國最好的大學培訓他們的MPA教師，讓他們儘快擁有自己的MPA教學體系。

    ■中國是一個神秘的地方，她會讓人上癮

    賽奇教授是最早一批到中國留學的外國留學生，1977年作為中國與英國首批交換項目的15個學員，帶著對神秘東方的好奇，他來到中國學習中國的歷史。由於正是“文革”末期，他們能夠學到的書本知識並不多，但中國的一切都讓他們著迷，至今在南京大學他曾經參與過的不長時間的學農、學工生活還讓他津津樂道。

    留學生活十分清貧，他們和中國的老百姓一樣，使用布票、糧票，在北京就讀期間，那時惟一奢侈的享受就是每週可以喝一次啤酒，騎一個小時的車子從位於市郊的學校趕到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北京飯店，“那個老大爺高興就會給我打一瓶，不高興我就白來了。如果那時，有人跟我説，二十年後的中國將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我根本不會相信。”

    也正是這种經歷，更讓教授感嘆中國的發展速度之快，“現在來華旅遊的年輕人，不會覺得中國現有的一切有特別，甚至還會覺得中國遠遠不如他們的國家，但有過我這種留學經歷的人，才會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在二十年間經歷了什麼！”

    目睹了中國巨變的他，已經解不開深深的中國情結，不只因為他娶了一位美麗的中國女子，有兩個可愛的有著中國血統的兒女，更重要的是中國深深地植入了他的身體。

    “福特基金會駐中國首席代表，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這些遊歷很廣的人，到過世界許多地方，而他們來到中國之後，都認為中國是全世界最有意思的地方，接觸到中國就會上癮，就會難以忘懷。”

    “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面臨的問題很多，比如腐敗，比如不平等，但這些情況正在減少，作為一個外國人，我能夠更清晰地客觀地感受著中國的變化。”也正是那不長的留學生活，讓賽奇教授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在其後二十年間發生的變化，也是在今天，他在哈佛肯尼迪學院擔任《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國際發展》兩門課程，而他口中的中國讓來自中國本土的學生們也吃驚不小。

    ■現代中國時刻吸引著我的眼球——每當我想可以將目光轉移，一個新課題立刻又在中國出現了

    教授在哈佛肯尼迪學院不只擔任教學、管理工作，同時他還是一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在中國的留學經歷，每年幾次地往來于中國，1994年至1999年，擔任福特駐華首席代表，在中國最貧窮的邊遠山區，奔走調查的經歷，讓他的研究更顯深厚。

    他側重於亞洲政治決策以及社會經濟發展。1981年他出版了《政治與政府》，其後是《80年代的中國社會政治》、《改革的發現在毛澤東的中國》、《集權的風險》，一本本的專著不斷出籠，用他的話來説，我是一位英國人，我對英國的看法可能不那麼客觀，但我對待中國可是絕對的客觀。

    這位從年輕時就與中國相約的學者，經常將他的目光注視著中國，鄧小平南巡了，中國加入WTO了，博士説，每當我覺得應該研究其他國家，將目光轉開了，中國就會出現一些新事物，讓我覺得應該關注一下，看一下，來一次。而每次都有不同的驚喜。

    而目前哈佛肯尼迪學院與中國加強合作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中國項目研究，博士認為作為科學家，不應該放過中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環境保護、法律、就業、農民問題。中國政府面臨的問題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

    賽奇教授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一課吸引了來自哈佛各學院的大量對中國有興趣的中外學生和訪問學者，這門只開了兩年的課程獲得聽課學生很高的學年評價，這不僅僅是由於賽奇教授的講課內容反映了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精深研究和有高度的概括，而且與中國發生的現實情況緊密相連。每學期的課上，他也常常邀請資深傑出人士MPA項目的中國學生提供他們在專業領域的講題，比如來自中國國家民政部的王振耀先生的《中國的村莊選舉》，中國青少年基金會的甘東宇的《非政府組織在中國教育發展中的作用》，零點調查公司袁岳的《中國社會管理的分化：政府權力與非政府權力的演變》。在他的課上，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的學生，在教授用英語熟練表達的“三反”、“五反”、“南巡講話”、“費改稅”、“三個代表”面前，既緊張又新奇。

    ■肯尼迪學院——“政治”領袖教師最多的學院

    教授所在的哈佛肯尼迪學院，擁有世界上最多的政治家，走過肯尼迪學院講臺上的教師中有芬蘭的前總理、瓜地馬拉的前總統、克林頓政府的幕僚，英國工黨的領袖，許多教師有著多年的從政經驗，他們將他們的領導藝術、智慧在這裡發揮與傳播。即使是一般學生，他們也是許多鼎鼎有名的政治家的選舉運動的志願者、著名跨國企業的實習生、卓有聲望的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分子。

    而來到哈佛學習的中國學子，也在不斷地更換，“80年代出來的中國學生更有理想，更有活動，而90年代出來的中國學生更現實，他們將自己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賽奇教授這樣認為。“他是外國教授，但我們中國學生從來不把他看作是外國教授”，剛畢業的2001屆肯尼迪學院MPA學生、零點調查公司的袁岳這樣説。

    ■文/牛金榮

    《北京青年報》2001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