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領一族———靜悄悄的雨後春筍？

    華先生去蹦了一次極之後，下決心完成了從一個機關處長到外資企業總裁的角色轉換。轉換之後最大的變化是年收入從2萬元一下躍上了50萬元大關。華先生的經歷可謂豐富：當過工人，恢復高考後的首屆本科畢業生，自動化專業。在科研院所工作過，在國家機關工作過，在一家大型跨國外資IT企業工作過，現在，他是一家小型外資軟體公司的總裁，年薪50萬元。提起從一個國家機關的處長到外資企業僱員的角色轉換，華先生説，在下了決心之後，他曾去蹦了一次極，或者這樣説，他真正的決心，是在蹦極時從頂上躍下的那一剎那下的：當你還沒有移到跳臺前端的時候，你害怕、你恐懼、你猶豫，但是，一旦你移到前端那麼一躍，你反而輕鬆了。在下墜的時候，你居然還能從容地觀覽周圍的風光，體驗到一種戰勝自己的快感。“從年收入不到2萬元而一下子躍到年收入25萬元，這個決心真的那麼難下嗎？”記者問。“不僅僅是錢的問題，”他説，“這意味著對人生設計的一個徹底的轉換。而且説到底，心裏對未來不可知的恐懼，那種不安全感還是很困擾人的。在國家機關待久了，不説別的，心裏是安定的。而要把這一切丟開去給人家打工，也許説辭就給辭了。但是，最終還是想嘗試一下不依靠任何別的東西，只靠自己能力的生活。”

    比較年過不惑的華先生，35歲的吳先生顯得更有銳氣：從外地來京打天下的他，在手裏遠沒有充足資金的時候，就有魄力訂購一套價值不菲的150多平米的房子。然而他的運氣確實不壞，因朋友的介紹，只有中文系本科文憑的他有緣進入一家進入中國市場不久的外資IT企業做一個中層僱員。而因為成功處理了一件經濟糾紛，他得到了老闆的賞識，進入企業不久就升職為副總經理，年薪35萬元，其中還不包括企業為他供車和租房的費用。時下有這樣的劃分：把年薪20萬至50萬的人群稱為“金領一族”。

    躋身於“金領一族”的人，年齡基本在25歲至45歲之間。他們大多是“三資”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也有國企的高層領導，以及規模較大的民營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但是有一點是一定的：他們所在的行業大多是時下熱火的“朝陽行業”。聚集了大量資本並且能再生大量資本的地方，才能支付高額的薪金。此外，還有一個地方具備這樣的條件，那就是現在的國企上市公司。

    矜持的白領

    抬眼看未來紅女士月薪1萬多元，企業還負責各類保險，但收入僅4000元的丈夫卻不以為然，因為紅女士一個人的工作是他們所在的國營企業三個人的活兒。“矜持”這個詞，是記者在初見年輕的紅女士時閃現在腦海中的。大熱的天，下班在家的紅女士一身隨意的家居服，臉上卻仍有一點兒身著正規職業裝般的矜持。紅女士畢業于北京某大學的財經專業。1993年，25歲的她通過招聘由國有企業轉向一家知名外資企業，現在已經是這家企業的部門經理，屬中層管理人員。“收入，月薪大約是一萬吧。在外企工作人事關係比較簡單，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職業描述，你照著做就是了。完成得好，你一年最多可以拿到18個月的薪金（超出12個月的部分算獎勵），其實每個人每年究竟拿到多少錢，別人並不知道。除了薪金，企業再負責各類保險，比如養老、失業、大病統籌。此外，女職員還享受3個月的産假，假期內照舊拿月薪。”“福利也算好了。如此算來，你的收入比你太太豈不是少得太多？”記者笑問在旁的紅女士的丈夫董先生，一家大型國有商業公司的部門經理。“不能這樣算，”董先生不甚服氣，“我們單位分房子，他們沒有；我們有公家的車可以開開，他們不行；你如果到我們單位採訪，我可以請你去飯館吃頓飯，他們不行；我的月薪大約是4千，如果再把這些七七八八的加進去，我們差得也不算很多。此外，你不知道他們的工作強度有多大，她現在一個人幹的活兒在國營企業該是三個人幹的。”“這是真的。”紅女士接過話，“老外是花錢買你的鐘點，他不會給你少算一點時間的。説到車，我們不論到哪一個級別的領導，需要車，都是自己花錢買，公司絕沒有公車給你用，不過公司可以幫助你貸款買車。”

    從1999年獲得國際關係碩士學位迄今，方小姐已換了三家企業。初出校門的她選擇的是一家國企，在一家國內著名的高新技術企業做海外銷售部的項目經理。“工作壓力不是很大，還可以説比較清閒。剛出校門就能拿到4千多的月薪，應該算可以了。但總覺得還不是合適自己發展的地方。”半年之後，她跳槽去了一家著名網站；一年之後，她又轉到現在這家網站。“在兩家網站的收入差不多，都是比一般員工稍高，比部門的負責人低，大約月薪8千多吧，部門的負責人應該有1萬2左右。網站這個行業原就比別的行業收入高一些。

    你懂得我的選擇嗎

    唐小姐在經歷了國企到外企再到民企的輾轉之後説，希望工作不僅能為她帶來滿意的薪酬，更重要的是要有發展的自由度。採訪唐小姐，是因為聽説她有從國企到外企再到民企的經歷。唐小姐1996年清華研究生畢業，學的是自動化專業。然後她去了國內大名鼎鼎的“聯想”做技術編程工作，“月收入5000元左右。”“離開聯想倒不是因為收入的緣故，”她説，“1998年，我已經26歲，覺得再做編程歲數偏大了，這時，平時業務聯繫比較多的一家著名的外企軟體公司提出讓我去做市場部的産品經理，我覺得這是一次角色的轉換，就去了。”“收入提高了嗎？”“收入提高了兩倍吧，工作強度也提高了。晚上9點你若是到我們工作大樓的樓下看，你會看到辦公室的窗戶大部分都是亮的，大家都成習慣了。我雖然選擇了離開聯想，但聯想在我身上烙下了很深的烙印。”“聽説聯想、方正這樣的大企業都有不少人才流向外企，是收入的緣故嗎？”“我們這個行業的流動是比較大的。也許在平時的業務往來中在別的公司發現了更合適自己的職位，就走了。也許有收入的緣故，也許有別的緣故。聯想也總有新人進來。”“你又為什麼會到現在的民營公司呢？”“這其實是我清華的幾個學友合辦的一個股份制企業，只有100多人。自己創業的公司，需要有經驗的人，他們邀請我，我就加盟了，做業務拓展經理。”“你現在的收入是多少？”“與在外企時差不多吧。事實上是這樣的：在外企做到最後，也不過是一個二線經理，更高的職位人家一般不在內地聘請人做。我做市場這一套已經做了兩年多了，熟了。到小公司，業務劃分不那麼細，有更大的職業發展空間。我希望職業發展的自由度比較大，將來做一個職業經理人。”

    31歲的韓先生4年前從北大的MBA畢業，已經走了4家公司，有國企、有外企，平均一年換一個。“做過項目經理，媒體經理、總監助理，月薪也都不算低了，最低的4500元，最高的7千多，我做事憑感覺，離開有多種原因，但是有一點，心裏都感覺到這還不是適合我的地方。”韓先生現在是一家去年年産值僅1000多萬的民營建築裝飾公司的副總經理，主要負責策劃和行銷，“是今年4月間上任的，月薪5000元，我自己參了股。現在，我感覺到是在做自己的事業。我想我會做很長的時間。”停了一會兒，他沒頭沒腦地突然問一句：“你懂得我的選擇嗎？”有一種“流失”引人深思齊先生是一家中型國企的投資部副經理。如果他在辦公室，你會看到他挺忙的，總是聚精會神地在他的電腦前。如果你據此認為他的本職工作量十分飽滿，那你就錯了一半，因為他會有一半的時間在忙著他的“業餘工作”，他炒股票，還在一些別的地方兼著些工作。“月工資1200元左右，獎金有限。孩子上學，貸款買房，月收入如果達不到2000元，實在很難維持。”“既如此，何不辭去現在的工作，找一份收入高一些的工作？”“那為什麼！我現在的職位就是一份無形資産。我會有廣泛的社會交往，人家聘請我也多半是因為我的職務標誌了我的能力。這樣挺好。”

    梁先生自從大學畢業以後就在某設計院工作，一回首已經做了近20年！原來國家有178家這樣等級的設計院，今年經過綜合調整，有10家作為集團公司保留了下來，有些“國家隊”的意思；其他的都下放到了各個集團公司。梁先生所在的設計院就是有幸被提升的“國家隊”。現在梁先生是一處之長，年收入連工資帶獎金大約2萬元的樣子。“留不住人，新大學生分配過來，一般也就待個二三年，做幾個項目，搞幾個設計，翅膀硬了，本事學到了，人也就飛了。從1990年到2000年，院裏一共分配來160個本科生，大都是國內著名大學的，到現在，走了100個。”“你為什麼不走？”“咱的專業不行嘛。”他笑了，“要是專業好，我也早走了。大學生進來第一年工資只有500———600元，過兩年人家要是找到一個好單位，年薪能有10萬元。不過走的人，第一是要有社會需求量大的好專業，比如結構、建築、給採水、動力等專業；第二是年輕。學的專業不行，你只能窩在這裡；歲數大些的即便有好專業也不願走，在國營單位畢竟穩定些，拿著一份不多但是穩定的收入，再到外面去做點事，搞些業餘設計什麼的。”習女士是某省計算中心的工程師。她説，他們單位的平均月收入大約是1300至1400元。真正離開單位的人倒並不多，因為還有房子等福利待遇。但是在外面私下兼職的不少。一位合資企業的老總對記者説：企業現在用人可以很靈活：我可以就某一項工作聘請合適的專業人才，聘請第一流的人才，這項工作做完了，合作就結束了。這樣我可以在最需要的時候獲得最得力的人才，這是經濟的用人之道。(徐玲玲)

    《科技日報》 2001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