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文不是“經”,讀古代詩文不是“讀經”
學習文言文是為了繼承優秀文學遺産,不是為了倣古,學生寫“古白話”不值得提倡
最近,報上、網上出現不少關於兒童“讀經”的宣傳,據稱有人將推出一個“龐大的”計劃:“讓中國孩子讀四書五經”,並稱“目前全國已有100萬孩子加入了讀經的行列”。與此同時,一篇“高考作文通篇古白話”,“考生語言功夫之老到令閱卷老師拍案叫絕;南大願破格錄取”,也被吵得沸沸颺颺。這自然讓人想起新文化運動前後的“廢經”與“讀經”之爭、白話與文言之爭。現代人要不要“讀經”?兒童要不要“讀經”?學生作文用“古白話”值不值得提倡?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北京師範大學漢語史博士生導師、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文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中文專業委員王寧教授。
問:現在“讀經”之説是怎麼來的?您對傳統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對海內外學者研究傳統文化的情況也了解較多,能否給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
答:由於北師大中文系與香港教育界的合作關係,我們曾到香港做過一段漢語言文字的教學工作,與台灣的學術界也常有交流。據我所知,近年來倡導“兒童讀經”,始於台灣的某些人,至少在1997年就有台灣人在香港提倡了。他們所説的“讀經”,有的是指誦讀沒有註釋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有的是指讀儒、道、釋的“經典”,也有人是泛指讀一點古代詩文。近些時候大陸的人提倡“讀經”,有人説是“讀四書五經”,也有人説是讀《詩經》、《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墨子》、《史記》乃至《唐詩三百首》等古代詩文。到底“經”是什麼,必須首先正名,要提倡讀它,又不知道它是什麼,必然造成認識上的一些混亂。這個問題,不是只言片語所能説明白的,現在有些報紙引用我的話只是取其一端,因此,我很感謝《中國教育報》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全面地説明自己的意見。
問:您認為“經”本來指什麼東西?兒童是否適合“讀經”?
答:現在我們通常所説的“經”,例如“四書五經”、“十三經”,是一個歷史概念,指的是經過漢宋等歷代經師闡發意義的先秦儒家經典。如果“讀經”指的是這個“經”,顯然是不妥當的。在“小學堂讀經”被廢止將近九十年之後,又要提倡“讀經”,甚至説“讓中國孩子讀四書五經”,就會讓人以為又要“復古”了。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會産生一連串的問題。另一個説法把諸子百家甚至一切古代詩文都稱作“經”,這不符合學術上一貫運用的“經”這個術語的內涵。這些古代詩文,傳統的説法合稱“經、史、子、集”,今天我們採用一種中性的説法,一律稱作“古代文獻”。如果把“提倡讀經”改為“提倡誦讀優秀的古代文獻或文學作品(包括散文、韻文),提高閱讀文言文的能力”,就説得比較準確了。
中國古代文獻是可以也應該讀的,建設中國新文化必須在繼承傳統文化基礎之上,尤其是在社會風氣比較浮躁、需要更多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今天,提高全民閱讀文言文的能力,使更多的人能夠通過閱讀古代文獻了解古代歷史文化,繼承我國優秀的文化遺産,增強民族自尊心、自豪感,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具體説來,讀什麼,怎麼讀,對不同年齡層次的人,要有不同的讀書目的,自然也要有不同的讀書要求。
問:既然“經”即儒家經典也是古代文獻,為什麼不能提倡讓兒童先讀這部分文獻呢?
答:“古代文獻”是指現代人研究和認識自己民族歷史的史料,章太炎主張“六經皆史”,就是從研究歷史文化的角度來閱讀和研究這些古籍。具體到“儒家經典”,那就有特殊的內涵了。從漢代始有的“五經”之稱,到宋代的“十三經”,先秦儒家典籍被稱作“經”的不斷加多,之所以叫作“經”,是因為歷代統治者把其中的內容看作一種思想倫常的規範,通過歷代儒家經師的解釋和闡發,使這些典籍本來的一些內容,附加上“修齊治平”等特殊含義和一些封建思想。“經”實際上包括“經文”與“經解”兩個方面。比如説,《詩》首篇《關雎》,從文學上看是一首反映男女愛情的民歌。可是漢代的經師説:“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這是適合封建統治者需要的解釋。類似的東西在這些書裏面隨處可見。新文化運動反對讀經,正是反對經書裏那些毒害人民的封建意識。把古代的作品一律看作封建糟粕,一見文言文就喊“打倒”,固然是一種“左”傾幼稚病,但是把經書裏的封建糟粕諸如特權等級、專制獨裁、陰謀權術、歧視體力勞動、壓迫婦女、愚忠愚孝等等,不加批判地接受下來,危害應當更大。有些古人做了壞事還振振有辭、加以辯護,例如《論語》中記載孔夫子的話説:“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種不辨是非、講情不講法、論親不論理、十分不健康的內容,難道都是好東西嗎?又如《儀禮》(即漢時“五經”之一的《禮》),講的是封建時代等級森嚴的繁文縟禮,如果是學者把它作為古代文獻來讀,作為史料,可以了解古代歷史文化;但是如果是兒童把它作為“經”來讀,意識裏無形中就會承認封建宗法制度的合理性,這是有害的。繼承民族文化傳統,用以“重整文化斷層”的,必須是古代文獻中的精華。
錢玄同説過:“……二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哪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此等書籍,若使知識正確,頭腦清醒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墮其玄中;若令初學之童子讀之,必致終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藥。”錢玄同的這段話的前半部分,對古代典籍一概否定,確實有些過頭,帶有片面性,這是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以及論爭的需要而産生的偏頗;但是,後面的部分,卻大體不錯,尤其是最後一句,對現在仍有警示作用。我們應當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總之,在基礎教育領域,提倡一種東西一定要提得準確,讀古代文獻,就老老實實説讀古代文獻,而且要説明,選擇優秀的文獻去讀。不要不加限制語,去喊“讀經”,又特指“讀四書五經”。“讓中國孩子讀四書五經”——這種提法的確值得商榷。還有的人,缺乏基本的經學、文獻學常識,故弄玄虛,胡亂炒作,這就會對一些盲目性較強的家長和學生産生誤導。
問:兒童不適合“讀經”,那麼古代文化的精華部分,如何繼承?
答:兒童讀古書,應該有選擇,用專家研究整理過的本子,有老師或家長的引導。
古代文獻的作者,很多是大學問家、大文學家、大思想家,他們不但有豐富的人生閱歷,有深刻的思想,而且有極為高超的駕馭文言的能力,他們所作的詩文有很多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堪稱佳作,極有魅力,值得我們去欣賞和學習。學習這些文言文,可以使我們更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對中國的發展更有信心,很多前人的思想,對於今天仍然有借鑒和吸取的價值。但由於古書中精華與糟粕雜糅,孩子們入世不深,閱歷不足,分辨能力不夠,一定要在老師指導下閱讀。具體説,現行課本及經教育部門審定推薦的課外閱讀書籍,已經包含了不少古代文獻、古典文學作品。這些都經過專家認真篩選,選取思想性和文學性均佳的部分,又加以註釋,吸收了前人和當代研究者的成果。能把這些都讀好,對一般的少年兒童來説就夠了。這些都讀過之後,如果有些孩子特別有興趣,閱讀能力也很強了,又有了一定的辨別鑒賞能力,也不妨多讀一點。但這不適合大面積提倡。至於一開始就讓他們讀“原著”,“讀經”,不但是不合適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問:從內容上説,兒童不適合“讀經”;但從語言形式上有人認為從小培養文言文閱讀能力有好處,這種意見是否有道理?
答:以前我們對文言文閱讀能力的培養,效果較差,的確與起步的年齡段較晚有關係,現在主張早一點閱讀,提倡適當地熟讀背誦,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對待基礎教育問題,牽涉近兩億的青少年,最好不要亂提不準確的口號,新聞單位更不宜出於報紙發行的商業需要,在基礎教育領域隨便去搞新聞炒作。
中小學要讀文言文,特別是14歲以前,孩子背誦能力最強的時候,多背一點文言文,雖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可以貯存語料,形成語感,的確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中國人有文言閱讀能力,對全民素養的提高確實大有好處,而這個基本功,在小學時代獲得,比長大了再硬記,真是不知道要方便多少。思想的貧乏和語言的貧乏往往相伴,沒有一點古代的文化底蘊,很難有準確的判斷力、審美觀和欣賞能力的。如果我們沒有閱讀文言文的能力,一遇見文言文就如同遇見“天書”,對文言比對英語還生疏,怎麼能正確對待自己民族的歷史?怎麼能學到歷史上的民主性精華?在語文教學裏,學習文言作品是很必要的,反對學習文言文是沒有道理的。
正因為如此,現在的中小學課本裏有相當比例的文言文。學生學習這些課文,既能繼承優秀古代文學遺産,又能得到古代語言文字的訓練,作為將來進一步學習和研究的基礎。但學習經過專家選擇審定的文言文,包括學習《論語》、《孟子》的一些選篇,跟“讀經”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問:您剛才説到學習文言文,正好最近江蘇一位考生用所謂“古白話”作文,據説“讓閱卷老師一致拍案叫絕”。這就有一個學習古代語言與模倣古代語言的關係問題,請問二者是什麼關係?
答:一個高中生能以《三國演義》的故事為基礎,模倣《三國演義》的語言寫一篇淺顯的文言文(報上説是“古白話”),當然不是壞事,如果寫得好,模倣得像,也可以給他鼓勵,因為這説明現在的年輕人還能喜歡一些古典名著,而且能讀出一點味道來。但是,這是一篇高考的作文,我們以作文“滿分”來“鼓勵”,尤其是通過新聞來大肆宣傳,這就不能不説是一種很有力度的提倡。可以想見,明年高考,肯定會有一大批孩子去模倣某一部名著、運用文言來寫作文。在這種導向的作用下,花上一年時間去刻意模倣,會有一大批孩子寫得比這篇更好。請問,我們是否也都給滿分?這樣去提倡中學生用《三國演義》的語言寫作文,難道是一種語文教學應該發展的趨勢嗎?
我國古代有一種非常特別的文化現象,叫做“言文脫節”,人們口裏説的是白話,但文人寫文章,卻要用倣古的文言,也就是先秦口語書面化流傳下來的語言,具體説,就是《左傳》、《孟子》、《史記》等用的語言。直到清代,我們看到康熙、乾隆批的奏折,好多是:“知道了”、“照辦”,那不是典型的白話嗎!可是你去讀桐城派的散文,那是和《左傳》、《史記》完全一樣的語言。這種現象是歷史的現實,我們必須面對,所以才要學習閱讀文言文。
我們要不要提倡中小學生去寫文言文呢?我認為,沒有必要。書面語言要與口頭語言一致,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體現,所以新文化運動時期人們針對古代“言文脫節”的弊病提出“我手寫我口”。如果給一篇淺顯文言文高分,同時大肆炒作,無形中是在提倡,就是有害無益的。如果有個別的孩子從小有條件,自己又喜歡,能寫文言文,這對産生文言閱讀語感是有促進的,做老師的和做家長的都無須去禁止。但是,文言文要寫到《三國演義》那個份兒上,意思不大,寫到《左傳》、《史記》、《孟子》和唐宋八大家那樣的精粹,不是一件容易事,是要花力氣的。在知識爆炸的今天,讓孩子們花那麼多的力氣去學習寫文言,難道是與時代精神符合的嗎?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為了普及教育,為了文化、科技現代化,我們好不容易實現了用白話寫作,實現了言文的一致,這是一種進步,再來重新提倡學寫文言文不是一種倒退嗎?繼承傳統不是復古,學習古代不是要現代人去模倣古人。
話説到這裡,我想還要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古代語言和現代漢語的關係。文言和白話是溝通的。很多文言詞義,已經不能單獨使用來造句了,但是它們在構成雙音詞的語素裏仍然保留。比如,“肇”在古代有“開始”的意思,這個意義保留在《爾雅》的第一條裏,現代漢語裏已經不單獨用了,但是,“肇事”、“肇禍”,報紙和法律文書還經常使用……這種例子數不勝數。想把古今截然分開是很困難的,沒有一點文言的常識,很難深入了解現代漢語。但是,文言不是現代人的口語,沒有足夠的詞彙量來表達現代思想。不信請一位慣用文言寫東西的大人用文言寫一個電腦的使用説明,寫一篇討論市場經濟的論文,寫一篇讓現代人信服和感動的申訴書……肯定是非常費勁的,效果也不會好。硬要去寫,必然會弄得半文不白,糟害了思想,也糟害了文章。對一般人,文言文學到可以閱讀已經足夠了。至於研究古代歷史、哲學、文學、語言的少數專家,他們是專業人員,對文言文閱讀理解能力和熟練程度,完全應當有更高的要求,那是另一個領域的問題,不必在基礎教育範圍內討論。
《中國教育報》 200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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