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文言文是為了繼承優秀文學遺産，不是為了倣古，學生寫“古白話”不值得提倡

    最近，報上、網上出現不少關於兒童“讀經”的宣傳，據稱有人將推出一個“龐大的”計劃：“讓中國孩子讀四書五經”，並稱“目前全國已有100萬孩子加入了讀經的行列”。與此同時，一篇“高考作文通篇古白話”，“考生語言功夫之老到令閱卷老師拍案叫絕；南大願破格錄取”，也被吵得沸沸颺颺。這自然讓人想起新文化運動前後的“廢經”與“讀經”之爭、白話與文言之爭。現代人要不要“讀經”？兒童要不要“讀經”？學生作文用“古白話”值不值得提倡？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北京師範大學漢語史博士生導師、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文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中文專業委員王寧教授。

    問：現在“讀經”之説是怎麼來的？您對傳統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對海內外學者研究傳統文化的情況也了解較多，能否給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

    答：由於北師大中文系與香港教育界的合作關係，我們曾到香港做過一段漢語言文字的教學工作，與台灣的學術界也常有交流。據我所知，近年來倡導“兒童讀經”，始於台灣的某些人，至少在1997年就有台灣人在香港提倡了。他們所説的“讀經”，有的是指誦讀沒有註釋的《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有的是指讀儒、道、釋的“經典”，也有人是泛指讀一點古代詩文。近些時候大陸的人提倡“讀經”，有人説是“讀四書五經”，也有人説是讀《詩經》、《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墨子》、《史記》乃至《唐詩三百首》等古代詩文。到底“經”是什麼，必須首先正名，要提倡讀它，又不知道它是什麼，必然造成認識上的一些混亂。這個問題，不是只言片語所能説明白的，現在有些報紙引用我的話只是取其一端，因此，我很感謝《中國教育報》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全面地説明自己的意見。

    問：您認為“經”本來指什麼東西？兒童是否適合“讀經”？

    答：現在我們通常所説的“經”，例如“四書五經”、“十三經”，是一個歷史概念，指的是經過漢宋等歷代經師闡發意義的先秦儒家經典。如果“讀經”指的是這個“經”，顯然是不妥當的。在“小學堂讀經”被廢止將近九十年之後，又要提倡“讀經”，甚至説“讓中國孩子讀四書五經”，就會讓人以為又要“復古”了。熟悉那段歷史的人都會産生一連串的問題。另一個説法把諸子百家甚至一切古代詩文都稱作“經”，這不符合學術上一貫運用的“經”這個術語的內涵。這些古代詩文，傳統的説法合稱“經、史、子、集”，今天我們採用一種中性的説法，一律稱作“古代文獻”。如果把“提倡讀經”改為“提倡誦讀優秀的古代文獻或文學作品(包括散文、韻文)，提高閱讀文言文的能力”，就説得比較準確了。

    中國古代文獻是可以也應該讀的，建設中國新文化必須在繼承傳統文化基礎之上，尤其是在社會風氣比較浮躁、需要更多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今天，提高全民閱讀文言文的能力，使更多的人能夠通過閱讀古代文獻了解古代歷史文化，繼承我國優秀的文化遺産，增強民族自尊心、自豪感，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具體説來，讀什麼，怎麼讀，對不同年齡層次的人，要有不同的讀書目的，自然也要有不同的讀書要求。

    問：既然“經”即儒家經典也是古代文獻，為什麼不能提倡讓兒童先讀這部分文獻呢？

    答：“古代文獻”是指現代人研究和認識自己民族歷史的史料，章太炎主張“六經皆史”，就是從研究歷史文化的角度來閱讀和研究這些古籍。具體到“儒家經典”，那就有特殊的內涵了。從漢代始有的“五經”之稱，到宋代的“十三經”，先秦儒家典籍被稱作“經”的不斷加多，之所以叫作“經”，是因為歷代統治者把其中的內容看作一種思想倫常的規範，通過歷代儒家經師的解釋和闡發，使這些典籍本來的一些內容，附加上“修齊治平”等特殊含義和一些封建思想。“經”實際上包括“經文”與“經解”兩個方面。比如説，《詩》首篇《關雎》，從文學上看是一首反映男女愛情的民歌。可是漢代的經師説：“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這是適合封建統治者需要的解釋。類似的東西在這些書裏面隨處可見。新文化運動反對讀經，正是反對經書裏那些毒害人民的封建意識。把古代的作品一律看作封建糟粕，一見文言文就喊“打倒”，固然是一種“左”傾幼稚病，但是把經書裏的封建糟粕諸如特權等級、專制獨裁、陰謀權術、歧視體力勞動、壓迫婦女、愚忠愚孝等等，不加批判地接受下來，危害應當更大。有些古人做了壞事還振振有辭、加以辯護，例如《論語》中記載孔夫子的話説：“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這種不辨是非、講情不講法、論親不論理、十分不健康的內容，難道都是好東西嗎？又如《儀禮》(即漢時“五經”之一的《禮》)，講的是封建時代等級森嚴的繁文縟禮，如果是學者把它作為古代文獻來讀，作為史料，可以了解古代歷史文化；但是如果是兒童把它作為“經”來讀，意識裏無形中就會承認封建宗法制度的合理性，這是有害的。繼承民族文化傳統，用以“重整文化斷層”的，必須是古代文獻中的精華。

    錢玄同説過：“……二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哪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此等書籍，若使知識正確，頭腦清醒的人看了，自然不至墮其玄中；若令初學之童子讀之，必致終身蒙其大害而不可救藥。”錢玄同的這段話的前半部分，對古代典籍一概否定，確實有些過頭，帶有片面性，這是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以及論爭的需要而産生的偏頗；但是，後面的部分，卻大體不錯，尤其是最後一句，對現在仍有警示作用。我們應當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

    總之，在基礎教育領域，提倡一種東西一定要提得準確，讀古代文獻，就老老實實説讀古代文獻，而且要説明，選擇優秀的文獻去讀。不要不加限制語，去喊“讀經”，又特指“讀四書五經”。“讓中國孩子讀四書五經”——這種提法的確值得商榷。還有的人，缺乏基本的經學、文獻學常識，故弄玄虛，胡亂炒作，這就會對一些盲目性較強的家長和學生産生誤導。

    問：兒童不適合“讀經”，那麼古代文化的精華部分，如何繼承？

    答：兒童讀古書，應該有選擇，用專家研究整理過的本子，有老師或家長的引導。

    古代文獻的作者，很多是大學問家、大文學家、大思想家，他們不但有豐富的人生閱歷，有深刻的思想，而且有極為高超的駕馭文言的能力，他們所作的詩文有很多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堪稱佳作，極有魅力，值得我們去欣賞和學習。學習這些文言文，可以使我們更了解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對中國的發展更有信心，很多前人的思想，對於今天仍然有借鑒和吸取的價值。但由於古書中精華與糟粕雜糅，孩子們入世不深，閱歷不足，分辨能力不夠，一定要在老師指導下閱讀。具體説，現行課本及經教育部門審定推薦的課外閱讀書籍，已經包含了不少古代文獻、古典文學作品。這些都經過專家認真篩選，選取思想性和文學性均佳的部分，又加以註釋，吸收了前人和當代研究者的成果。能把這些都讀好，對一般的少年兒童來説就夠了。這些都讀過之後，如果有些孩子特別有興趣，閱讀能力也很強了，又有了一定的辨別鑒賞能力，也不妨多讀一點。但這不適合大面積提倡。至於一開始就讓他們讀“原著”，“讀經”，不但是不合適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問：從內容上説，兒童不適合“讀經”；但從語言形式上有人認為從小培養文言文閱讀能力有好處，這種意見是否有道理？

    答：以前我們對文言文閱讀能力的培養，效果較差，的確與起步的年齡段較晚有關係，現在主張早一點閱讀，提倡適當地熟讀背誦，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對待基礎教育問題，牽涉近兩億的青少年，最好不要亂提不準確的口號，新聞單位更不宜出於報紙發行的商業需要，在基礎教育領域隨便去搞新聞炒作。

    中小學要讀文言文，特別是14歲以前，孩子背誦能力最強的時候，多背一點文言文，雖然不能完全理解，但可以貯存語料，形成語感，的確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中國人有文言閱讀能力，對全民素養的提高確實大有好處，而這個基本功，在小學時代獲得，比長大了再硬記，真是不知道要方便多少。思想的貧乏和語言的貧乏往往相伴，沒有一點古代的文化底蘊，很難有準確的判斷力、審美觀和欣賞能力的。如果我們沒有閱讀文言文的能力，一遇見文言文就如同遇見“天書”，對文言比對英語還生疏，怎麼能正確對待自己民族的歷史？怎麼能學到歷史上的民主性精華？在語文教學裏，學習文言作品是很必要的，反對學習文言文是沒有道理的。

    正因為如此，現在的中小學課本裏有相當比例的文言文。學生學習這些課文，既能繼承優秀古代文學遺産，又能得到古代語言文字的訓練，作為將來進一步學習和研究的基礎。但學習經過專家選擇審定的文言文，包括學習《論語》、《孟子》的一些選篇，跟“讀經”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問：您剛才説到學習文言文，正好最近江蘇一位考生用所謂“古白話”作文，據説“讓閱卷老師一致拍案叫絕”。這就有一個學習古代語言與模倣古代語言的關係問題，請問二者是什麼關係？

    答：一個高中生能以《三國演義》的故事為基礎，模倣《三國演義》的語言寫一篇淺顯的文言文(報上説是“古白話”)，當然不是壞事，如果寫得好，模倣得像，也可以給他鼓勵，因為這説明現在的年輕人還能喜歡一些古典名著，而且能讀出一點味道來。但是，這是一篇高考的作文，我們以作文“滿分”來“鼓勵”，尤其是通過新聞來大肆宣傳，這就不能不説是一種很有力度的提倡。可以想見，明年高考，肯定會有一大批孩子去模倣某一部名著、運用文言來寫作文。在這種導向的作用下，花上一年時間去刻意模倣，會有一大批孩子寫得比這篇更好。請問，我們是否也都給滿分？這樣去提倡中學生用《三國演義》的語言寫作文，難道是一種語文教學應該發展的趨勢嗎？

    我國古代有一種非常特別的文化現象，叫做“言文脫節”，人們口裏説的是白話，但文人寫文章，卻要用倣古的文言，也就是先秦口語書面化流傳下來的語言，具體説，就是《左傳》、《孟子》、《史記》等用的語言。直到清代，我們看到康熙、乾隆批的奏折，好多是：“知道了”、“照辦”，那不是典型的白話嗎！可是你去讀桐城派的散文，那是和《左傳》、《史記》完全一樣的語言。這種現象是歷史的現實，我們必須面對，所以才要學習閱讀文言文。

    我們要不要提倡中小學生去寫文言文呢？我認為，沒有必要。書面語言要與口頭語言一致，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體現，所以新文化運動時期人們針對古代“言文脫節”的弊病提出“我手寫我口”。如果給一篇淺顯文言文高分，同時大肆炒作，無形中是在提倡，就是有害無益的。如果有個別的孩子從小有條件，自己又喜歡，能寫文言文，這對産生文言閱讀語感是有促進的，做老師的和做家長的都無須去禁止。但是，文言文要寫到《三國演義》那個份兒上，意思不大，寫到《左傳》、《史記》、《孟子》和唐宋八大家那樣的精粹，不是一件容易事，是要花力氣的。在知識爆炸的今天，讓孩子們花那麼多的力氣去學習寫文言，難道是與時代精神符合的嗎？從新文化運動開始，為了普及教育，為了文化、科技現代化，我們好不容易實現了用白話寫作，實現了言文的一致，這是一種進步，再來重新提倡學寫文言文不是一種倒退嗎？繼承傳統不是復古，學習古代不是要現代人去模倣古人。

    話説到這裡，我想還要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古代語言和現代漢語的關係。文言和白話是溝通的。很多文言詞義，已經不能單獨使用來造句了，但是它們在構成雙音詞的語素裏仍然保留。比如，“肇”在古代有“開始”的意思，這個意義保留在《爾雅》的第一條裏，現代漢語裏已經不單獨用了，但是，“肇事”、“肇禍”，報紙和法律文書還經常使用……這種例子數不勝數。想把古今截然分開是很困難的，沒有一點文言的常識，很難深入了解現代漢語。但是，文言不是現代人的口語，沒有足夠的詞彙量來表達現代思想。不信請一位慣用文言寫東西的大人用文言寫一個電腦的使用説明，寫一篇討論市場經濟的論文，寫一篇讓現代人信服和感動的申訴書……肯定是非常費勁的，效果也不會好。硬要去寫，必然會弄得半文不白，糟害了思想，也糟害了文章。對一般人，文言文學到可以閱讀已經足夠了。至於研究古代歷史、哲學、文學、語言的少數專家，他們是專業人員，對文言文閱讀理解能力和熟練程度，完全應當有更高的要求，那是另一個領域的問題，不必在基礎教育範圍內討論。

    《中國教育報》 2001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