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難找的工作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99級學生冷晶晶從去年11月底到今年1月初，共參加了6場人才招聘會。“人太多了，簡直就是體力的較量。印象最深的是首體那次，9點剛過我就去了，有3000多人涌在門口，只好分時段放人。11點我才進去，但大概半小時就出來了。裏邊攤位少，根本沒機會跟招聘者説話，很多人從人群外往裏扔簡歷。那天來的單位能解決戶口的很少，大家一聽説哪兒能解決戶口就往哪兒涌，邊涌邊喊‘這兒解決戶口’。”冷晶晶説自己6次的經歷與同學相比，只算是“還可以”。

    而2月22日參加國展招聘會的經歷對同為畢業生的劉利華來説簡直有點不堪回首的感覺。“下公共汽車後離國展還有一兩百米的距離，但根本用不著問路，跟著密集的人流往前走就是。入口處像一個漩渦，被身不由己地推來搡去，雖然有保安來維持秩序，但無濟於事。在門口被擠了10分鐘才進去。有些攤位前特別擠，像清華同方，排了十幾分鐘的隊才輪到我，一問才知道對方的情況與我的要求並不符合。這次招聘會大部分參展單位要求有工作經驗的，我開始還興致勃勃的，逛到後來，人累得不行，腳都麻了，看著比較合適的單位都提不起勁了，逛最後一個展廳我一份簡歷都沒投出，人家看著我也是一副無動於衷的表情。”晶晶回憶説，“展廳很多人坐在地上或者臺階上，那一臉的迷茫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北京市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任佔忠主任用一組數字驗證了今年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的嚴峻，“從北京市的情況看，因為1999年專科生的擴招，去年就有8.8萬畢業生，已增加了26%，今年又有11萬多畢業生，增加了23%，這種增長幅度是以前沒有的”。

    就在上周(3月7日)，北京的部分高校公佈了碩士研究生考試結果，79.9萬名學生爭奪21.7萬碩士研究生入學資格也將塵埃落定。可以預見的是，“考研熱”仍要延續幾年。據中國人民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樊釘介紹，人大應屆畢業生中，60%以上選擇了考研。考研，究竟是初衷還是苦衷？不少人發出這樣的疑問。

    樊釘老師説，很多學生經過了12年校園生活，一朝走出去，面臨的心理壓力特別大。“學校心理諮詢室接待的，早期時是剛入學，對專業不滿的;到中期是談戀愛遇到各種問題的，後期主要就是就業壓力問題了。”“3年前，我擔心找不到工作，我考了碩士;3年後的今天，我擔心找不到工作，我又考了博士。我不知道幾年後我會不會為6年前的選擇後悔。”這是一位學生在一個論壇上發的帖子。這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畢業生的心態，“把就業壓力延緩到3年後再説吧，可是3年以後呢？”

    擴招與就業的兩難處境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就業研究所副所長姚裕群教授毫不猶豫地承認，目前這種就業困境，“大學擴招肯定是重要原因”。擴招的直接結果是使目前勞動力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的關係大大改變，“一方面，數十萬的勞動力涌入市場，而另一方面，社會需求又沒增加多少，這造成一部分學生的就業難題”。

    姚老師介紹説，去年是1999年擴招後的碩士、專科生在三年學制後走向就業的時間點，“今年本科生畢業後，發現許多崗位被上下兩個層次都佔了，對本科生的需要自然減少。與此同時，許多用人單位開始自覺地節約勞動力。這大大加劇了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缺口。

    “上星期我開了個會，以往的這段時間，能確定工作的佔2/3以上，而現在10%還不到。許多專業的就業壓力特別大，像金融、法律、注(冊)會(計師)等專業，原來認為就業形勢特別好，現在看來紛紛過剩。”

    “從90年代開始，每年必然有100多萬的固定勞動力注入市場。1999到2003年的增長幅度又是最大的，各個高校的增長幅度普遍在10%～20%左右。”據中國人民大學就業指導辦公室主任樊釘介紹，今年人大有3800名學生面臨就業——比上屆多了800人，但需求資訊卻下降了30%多，“明年的壓力更大，因為實行碩士兩年學制，2001、2002年兩屆碩士生在明年同時畢業，屆時畢業生人數將激增到6300人。”樊釘坦率地説，“現在高校的就業率統計對我們壓力特別大。它直接影響學生報考時對大學的選擇，另一方面也影響外界對學校的評價，我們不敢不重視。”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賴德勝並不贊同將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全部歸結為擴招，“可以説就業難與擴招有關係，但也無關係”，“只要是市場經濟體制，必然有一部分勞動力像商品一樣，賣不出去，從這個層面上看，有一部分大學生找不到工作是正常的。這與傳統的統招統分相比，是一種進步。”擴招已持續進行了幾年，就業難的問題能否成為累積式問題，賴德勝教授認為，這取決於許多變數，其中“發展是解決就業的主要原因。如果大環境經濟很好的話，從絕對數上看，100萬勞動力並不算很龐大的數字”。

    目前中國高等教育承擔著由“精英型”向“大眾型”轉變的歷史任務，據一位教育界人士透露，教育部在2002年便已宣告完成原本計劃在2010年達到的“15%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步子之大讓人驚訝，雖然與國外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賴德勝教授不贊同因為就業難就停止擴招的觀點——問題不在於擴招，而在於擴招後如何消化。但他反對盲目攀比國外數字，賴德勝教授認為，“合適的擴招比例在5%左右，這與我們當前的教育容量相匹配”。

    中國大學生就業情況的歷史回顧

    □1951年10月1日，當時的政務院決定“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共和國總理親自負責大學生分配工作。1962年，中央決定成立由習仲勳負責的“畢業生分配委員會”。直至“文革”前，負責和參與高等學校畢業生分配工作的部門先後有政務院、教育部、內務部。

    □1981年，“文革”後首批統一招收的本科畢業生就業，國家恢復中斷了十幾年的畢業生統一計劃分配製度。這一時期大學畢業生在社會上供不應求，個人無需為畢業分配操心，但也沒有把握個人命運的自主權，所謂“一個蘿蔔一個坑”正是當時情形的寫照。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出臺，其中畢業分配製度的改革是《決定》的重大決策之一，允許學校有一定自主分配的權力。此後，一部分高校開始探索有償分配的形式，但在1989年被禁止。

    □1987年，清華大學第一次嘗試供需見面會活動，這是大學生第一次在工作前可以與“婆家”見面，受到普遍好評。1989年，國家正式推出“畢業生自主擇業、用人單位擇優錄取”的雙向選擇制度。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高校進一步改革了分配製度。1998年，首批“並軌”改革後(即自費上學、自主擇業)的高校畢業生走向社會，就業政策進一步放寬。絕大多數畢業生實現了自主擇業，少數定向生、少數民族生在國家規定範圍內就業。(資料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樊釘)

    就業難的非教育因素

    “其實中國的大學畢業生與市場接軌，才不過短短十年時間。”樊釘介紹説，1997年，由於政府出臺國家機構精簡措施，1998、1999兩年，到黨政機關——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的“傳統”去處——就業的人數大幅減少，其中1999年減少了1000多人。

    2000年，在加入WTO談判中，中國決定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形成的連鎖反應就是各大銀行搶灘登陸校園招聘人才，當時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在內的幾大銀行接收應屆畢業生總量超過數千人，這在以往幾年都是不多見的。“以前是統招統分制度，畢業時談不上自主選擇，也談不上就業壓力。丁對丁，卯對卯。進入90年代以後，我們經歷了兩年變化:一是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轉變;二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許多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比如戶籍制度、檔案制度等，都衝擊現在的就業分配，從而形成這種教育瓶頸。”

    樊釘説他們曾作過一個統計:人大76%的畢業生最終選擇在北京、上海、深圳就業。“在北京，即使是一個民營企業，也要求碩士、博士學位，這導致本科生就業難度進一步增加。”賴德勝教授把這一現象歸結為“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嚴重分割”，“美國的情況主要是種族分割、性別分割、區域分割，而中國的問題不是教育、種族、性別分割，而主要是制度性分割。在目前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情況下，有一部分人必然存在就業困難。學生的來源是全國的，多元化，而畢業的去向十分單一，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

    賴德勝教授舉例説明這種分割對畢業生就業的影響，“假如中國的流動成本不高，勞動力市場沒有嚴重分割的話，一個大學畢業生在大城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時，他完全可以回農村，或者到競爭不太激烈的省市呆幾年之後再回城裏找工作。但是現在城市與鄉村，甚至東部與西部都分割得太厲害，回去之後再出來，人才流動成本有多高？誰敢離開城市？所以很多人有這樣的心態:即便在大城市裏沒工作，也不去西部、農村。”

    不過賴德勝也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就業有正式、非正式，很多人只把能留檔案、能落戶口的那種理解成‘就業’。而也有很大一部分人，雖然不以這種形式就業，但他們實際上也在從事各種各樣的生産活動，甚至自己經營，對這樣一部分人，一要尊重，二要鼓勵他們的選擇。政府重視大學生的就業問題，並不是意味著要求政府承擔提供多少崗位，而是要給企業、學校自主權。勞動力是商品，要按照市場規律進行資源配置。”

    賴德勝擔心的是，目前大學生就業難帶來的不利後果是“教育資源的浪費”，這種浪費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大學生繳納學費與國家培養他們所花費錢數的比例是1:4，也就是説，如果大學生上學期間花了2萬元學費，國家實際上在他身上花的錢是8萬元。大學業如果找不到工作，實際上也極大地浪費了國家的教育資源。大學生就業如果不穩定，也會對人們進一步投身教育事業形成衝擊”。

    另外一方面，“當大學畢業找工作難時，反而成為大家都要考大學的理由。本科生不好找工作，人們被‘逼’著考碩士、博士。但一個國家的基礎教育更重要，決定民族素質的根本在於高中教育。而我們國家並不需要這麼多的研究生。這種教育結構的不合理，也是教育資源的浪費。”

    從表面上看，大學生的就業難應歸為“教育問題”，但接受採訪的幾位專家與學者一致認為，其深層原因正折射出中國目前與經濟制度不配套的種種問題。

    “從道理上講，從學校到用人單位這條路就應該是通的。但實際上，這在北京的現實情況下仍難以實現。”北京市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任佔忠主任介紹説，目前在北京的高校，畢業生分配仍受兩個指標限制，一是接收單位要有北京市人事部門給的留京指標，二是學校本身也有限制留京人數的限制。人大就業指導中心的樊釘老師説:“大學生的就業與招生，這兩塊本來應是受市場影響最大的，但無論哪一塊，各高校根本沒有自主權。”北京市各機關每年要向人事部門申報次年的用人計劃，一如十年前那樣。

    從事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多年的任佔忠認為，畢業生就業難的另一個原因也與教育結構的不合理有關。“目前外貿、金融、法律、會計等專業都趨於飽和，這些專業的畢業生找工作都特別困難，要麼就改行。另外，一些工科學校偏偏要辦綜合型大學，設立了許多文科專業，而到了畢業之後，社會只認這些學校的工科專業。當初很多優秀的學生報考這些院校，但4年後也面臨著社會不認同、就業難的問題。”

    “我們在跟學校開會時一再講，學校要對畢業生負責，不能只抓進口不抓出口。其實這點政府也看到、學校也知道，但解決起來很困難，因為它涉及許多用人問題。如果專業撤走了，這些教師員工怎麼處理？”這些問題顯然又不是任佔忠所能解決的。“總的來説，大學生就業困難是社會進步的表現，是社會選擇的增加，對個體選擇的尊重，當然同時也是改革不徹底的表現。”北京師範大學經濟學院的賴德勝教授如是説。

     三聯生活週刊 2003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