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歲的十六大代表吳奇修受到媒體矚目事出有因。吳奇修是湖南省漣源市茅塘鎮石門村黨總支書記,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係。1987年他自願放棄留京指標回鄉,只為心中一張藍圖:“把家鄉改造得像廣州、溫州農村一樣。”1995年至今,7年時間興建28家企業,藍圖上的鄉鎮企業已滾動成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集團。石門每人平均年收入從480元至8600元,在當地率先實現現代化,湘中首富村改寫了“有女不嫁石門男”的歷史。山裏人過著城市人的生活。石門村從後進村、失控村變成“全國文明村”。
改寫石門歷史的是吳奇修領導下的班子。他本人填寫的不僅是北大歷史上無村官的空白,更是用書生報國之經典實例詮釋了北大精神——愛國、進步。再就是,他以現代經營意識和奉獻精神實踐了十六大報告中的“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
吳奇修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他指指像章,又指自己,説:“老鄉毛澤東,需要我用一生學習”。
北京——漣源市——漆樹鄉——石門村,吳奇修的選擇被別人視為距高處越來越遠,吳奇修卻認為離北大精神——“愛國、進步”越來越近。
■“狀元”要求回農門不是一時衝動
吳奇修當初選擇北大,是他看上了北大招生簡章上的一句話“培養未來經濟學家的搖籃”。經濟學家,在他概念中——“致富的人”。未名湖、未名塔,吳奇修指著簡章上的圖標對父親説這是他要去的地方。1983年,16歲的吳奇修以婁底地區文科狀元的成績被北大經濟係錄取。眾鄉親預測跳出農門的吳家獨子“將來出息大得很”、“父母跟兒子享福吧”。
未名湖畔,吳奇修沉醉書海。他被同學稱為“奇才”——教師講課,他看有關課外書。教師提醒,如風過耳,師怒,讓他到黑板前復述講過內容,吳奇修竟如複印般,師驚,於是,隨他去。吳奇修説他這般行為,是“吃不飽”是“饑渴”。1984年下半年始,吳奇修立志報考石世奇研究生、博士生。一條未來經濟學家的路日漸清晰。
1986年暑假,吳奇修和同學到廣州、溫州農村做社會調查。兩地的富裕程度讓從省級貧困縣出來的吳奇修吃驚不已。緊接著,又在家鄉漣源調查。貧富的強烈對比撞擊著吳奇修年輕的心。縣領導告知吳奇修一行,漣源準備進行大規模能源和原材料開發,一些項目即將啟動,急需人才,但縣裏有能耐的人都出去了,人才制約著漣源的經濟發展。此行結果,其他同學交出的是調查報告,吳奇修卻是給婁底地委和漣源縣委的信,大意:“要求到基層工作,學以致用,為家鄉經濟建設貢獻力量。”該信草擬於未名湖畔,年底發出。吳奇修反常之舉口口相傳,人人驚詫,善意勸告,“別感情衝動,將來後悔”。吳奇修父親、姐姐來信堅決反對跳出農門的狀元又跳回農門,勸他“人往高處走,指望你光宗耀祖。”吳奇修回信“考慮半年的選擇絕不是一時感情衝動”。
一個人的任何選擇離不開所處時代背景,吳奇修的背景是,當時北大校園裏、媒體上滿眼“祖國需要是我最佳選擇”、“好男兒志在四方”、“實現四化、振興中華”等。吳奇修説這些在今天被人視為很“虛”的口號,當年卻很實在地影響了他的選擇。
另外,時任經濟系主任的陳岱孫對吳奇修的影響是“做人”、“做大寫的人”。四年間,岱老總共給學生上大課七次。每次,吳奇修默默觀察岱老,業餘研究岱老。如:1948年,校長梅貽琦將機票送與岱老,邀赴台灣。岱老拒之,“不跟腐敗政府同行。”1957年至1977年,岱老一字未著,氣節風骨,高山仰止。岱老説:“教員的話必須是真話實話,否則,難為師表。”岱老高壽,乃因“三清”:清高的品性、清白的人格、清貧的生活。“經濟學是致用之學”,岱老之言,吳奇修如刻在胸。吳奇修説四年收益:一、學會方法論;二、做人如師。1997年,吳奇修從來漣源搞社會調查的北大學生處得知岱老仙逝。他形容“感覺眼前一座大山崩毀或一棵巨松折斷”。
回鄉調查,吳奇修又看見鄰居阿婆。她使吳奇修憶起幼時,阿婆悄悄將時令蔬菜放在他家門口,接濟他家生活三年。待發現是阿婆所為,她説:“怕你們發現了不要。”長大後的吳奇修腦中總有一個“印象非常深”的畫面:父母下地了,阿婆背著自己,抱著妹妹,牽著姐姐。還憶起11歲時,每天割300斤草喂生産隊的兩頭牛。父母用賣雞蛋的錢供他讀大學……不能忽略吳奇修選擇的成長背景。
吳奇修放棄了準備兩年的研究生考試,當他將書桌上的書移到箱子裏時,心情“很難過的”。他開始看《農村經濟學》等書。畢業論文《論橫向聯合與經濟技術協作》使用人單位將他分到漣源市計委經濟技術協作辦。
■將個人命運融進國運
家鄉流言砸向20歲的吳奇修。“犯了錯誤,被發配下來了”、“成績不好,被降格分下來了”、“水往低處流,別有用心”……吳奇修説那時心情“打落牙齒和血吞”。他清醒“要讓人家收回流言,就趕快做事”、“理想必須植根于土壤中”。在他任連源市計委副主任、經濟技術協作組長、基建投資組長期間,經手審批了200多個項目,因一塵不染,高效敬業被項目單位稱讚“為人正派、辦事爽快,是個好幹部。”
1989年,吳奇修再次“水往低處流”。市委派幹部到基層扶貧一年,吳奇修申請到省級貧困鄉漆樹鄉。一年期滿,他要求再延長兩年。因他“有好多事沒辦完”,農民還需要他。三年扶貧,影響了吳奇修1995年“三往低處流”的選擇。他看見漆樹鄉民主村的貧窮——灶臺上的鐵鍋銹跡斑斑,那是幾年吃不上油的緣故。吳奇修難過“他們的一生就是苦熬,走完受難和無奈的過程”。城市人追求的現代化他們做夢也想不到。1986年的社會調查,吳奇修看到的只是貧窮的平面,漆樹鄉三年,貧窮的多角度成因又讓他上了一個大學。同時,“見不得別人受苦”、“看見有人欺壓老百姓就生氣”道出他對農民的感情。再就是切身體會“只有經濟穩定才有社會穩定”、“農村矛盾皆因經濟翻船”、“農村工作必須恤民情、順民意、顧民力”。
1995年,市委選派幹部到後進村、失控村擔任黨支部書記,任期兩年。吳奇修報名,他來到偏僻落後、社情複雜的石門村。北京——漣源市——漆樹鄉——石門村,吳奇修的選擇別人視為距“高處”越來越遠,吳奇修卻認為離北大精神越來越近。北大精神,吳奇修説南韓總統金大中的認識很深刻。金大中到北大講演三次,學生提問:“為什麼每次訪華都來北大講演?”金大中答:“世界上還沒有一所像北大這樣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大學。”從某種程度上説,國運即北大運,北大運即國運。吳奇修已將個人命運融進國運。
■用經濟學打開致富之門
1600多人的石門村積貧積弱積怨積恨。工作組幾進石門,無奈發出“石門石門,鐵水凝門,幾進幾齣,次次不行”。村年收入400元,赤字達12萬元。每人平均年收入480元。連鄉幹部都沒見過的石門人對吳奇修進駐質疑警惕。“他是來石門鍍金的野心家,如果他搞勞民傷財那一套,我們讓他鍍金不成,還鍍一身泥巴回去。”一個月,吳奇修挨家查民情。情況摸清時,吳奇修振興石門的思路也清晰了——“建好班子,闖新路子”。新組建的班子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突破口,築巢引鳳,吸引外出人才回村辦廠,走“私營突破,共同富裕”之路。吳奇修向村民承諾一年內完成基礎設施建設——路修好、電架好、學校蓋好、整改河道。並保證“不向農民攤派一分錢”、“不出一個義務工”。
1995年大年三十,大雪紛揚,遊子歸鄉。吳奇修主持召開“振興石門座談會”。20多位先富起來的遊子聽村支書描畫石門藍圖。之後,吳奇修掏出2000元“這是我對石門的一點誠心。懇請你們這些大老闆也為石門發展獻計獻策、出錢出力。”在哈爾濱、烏魯木齊、新疆辦廠的肖氏兄弟先為吳書記義舉感動,繼而肖明貴問“如果你的話當真,我們兩個男子漢就擊掌為證。如果你放空槍,我就把錄影帶拿到電視臺播放。”説著,用錄影機攝下了他與吳奇修擊掌實況。
1996年,石門基礎設施會戰年。吳奇修承諾一一實現。他以真誠實幹、加速發展、廉潔自律贏得民心。栽下梧桐樹,引得鳳凰歸。吳奇修率班子一行親赴新疆、廣州、瀋陽、重慶招商,動員遊子回村創業。遊説過程一波三折。吳奇修曾坐80多個小時的火車去烏魯木齊勸説實力雄厚的肖安江回村辦廠。肖安江一句“要我回石門,那是碰了鬼”,吳奇修無功而返,差旅費不好意思報銷,自己支付了。肖安江回家給父祝壽時,吳奇修再次登門,重復先前的話。他敷衍“考慮考慮”,背後卻對人講“吳書記書讀多了,人讀蠢了。”1996年,肖安江回家過春節,吳奇修“三顧茅廬”。許諾“只要你回來,各種手續我去跑。”真誠感化肖老闆,終於同意投資1400萬元辦廠。宏宇搪鋁工業有限公司、商海鋁製品廠、石門包裝廠等企業相繼建成。如今,生産能力1.5億元的宏宇搪瓷製品躋身全國搪瓷行業前五名。為幫助該企業開發新産品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吳奇修提出“借梯上樓”,向技術力量雄厚的外向型企業尋求技術協作。為此,吳奇修五上北京。投資6000萬元,年生産能力1600萬隻的保溫瓶廠于2000年9月投産,現已成為我國第二大保溫瓶廠基地,安排3000人就業。當國內市場趨於飽和時,吳奇修轉向邊貿市場。花300萬元收購一家有2800多工人,瀕臨破産的企業,又接連辦了3個廠。産品連續參加五屆“廣交會”,出口西班牙、比利時等歐美國家。小山村連著大市場。僅7年,吳奇修打開石門致富之門。石門現有400多人在外經商,建立了遍佈全國的銷售網路,産品遠銷40個國家。2000年9月,班子實現強強聯合,把村內4家企業,外省6家企業、9家公司組成産品達200多個品種的“湖南五江輕化集團公司”。
無農不穩、無商不富、無工不強。在工業走上生産規模化、經營集團化軌道後,吳奇修開始推進農業産業化經營,組建了漣源牛業股份有限公司。年收入達1.6億元,安置周邊20個村和下崗職工3000名勞動力就業,並建立了南方最大的肉牛胚胎分割移植中心。2001年,亦工亦農的村民每人平均收入8600多元。村裏每年增加純收入500萬元。富裕起來的石門結束了“有女不嫁石門男”的歷史。如今,嫁給石門的女子不僅有工作,娘家人也跟著沾光。
“五年內,石門實現現代化”,吳奇修在基礎設施完成後的1996年即已描畫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村:經濟富裕、法制完備、教育普及、文化繁榮、環境優美、社區文明。這幅圖景,超過吳奇修兩年挂職期限,他要求延長,“把事做完”。
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説:“學校造就人才是為了實用,否則將是極悲慘的事。”7年,吳奇修用經濟學這一致用之學,將石門帶進小康。
■“我能理解‘人往高處走’,別人不理解我很正常”
石門村現有數十位百萬元戶、千萬元戶。私家車80余輛。石門在為社會製造財富的同時也造就著新的富人,而吳奇修每月900元,年薪12000元。與富人相比,他個人生活清苦,家庭經濟緊張。現在京城做生意的石門人小謝對吳書記滿懷愧疚,“他給了我們那麼多,我們給了他什麼?”小謝代表石門人心聲:“如果沒有吳書記,石門憑什麼優勢招商引資。”石門百姓喻吳奇修“拉犁的牛”。“牛”不諱言自己“心力交瘁”,甚至經過生死考驗。
1997年,搪瓷廠投産點火之日,鍋爐裏被發現定時炸彈。“退一下吧”。吳奇修曾經一閃念。閃念過後,工作如常。北大畢業15年,吳奇修説他對得起組織、對得起百姓、對得起北大、對不起家人。當人用讚美詩讚他“用先進觀點的火炬照亮了田野,用科技知識耕耘了田野,用無私奉獻澆灌了田野”時,吳奇修內心之苦卻不便為外人道。父母原指望跟他老年有靠,但兒子卻總使他們擔驚受怕。父親偏癱,吳奇修難以抽身盡孝。“吳奇修,你是個蠢寶”(湖南方言,意傻瓜),妻子埋怨他以村當家。
記者問他多遍所遇坎坷,吳奇修繞開話題,而是多遍重復“我是打落牙齒和血吞”。其實,哪個幹番事業的人都會櫛風沐雨,而吳奇修則因選擇而較別人又多霜雪。心流血時,他就到父母身邊坐一會兒,感覺“傷口結痂”。每次進京,他必在未名湖畔靜坐個把小時,在岱老居所燕南園繞行一週汲取精神力量。
1998年5月,吳奇修參加母校百年校慶。當村官出現在已是司局長、千萬富翁、大學教授的昔日同窗面前。他們對小弟吳奇修開玩笑:“當初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吧!”“11年了,北大還沒有第二個吳奇修”。吳奇修不置可否。同學聚首,當官大小,賺錢多少成為敘舊主題。面對主題,吳奇修恍如隔世。
2000年4月,吳奇修帶村辦企業負責人參加“廣交會”,順便參觀了全國十大證券投資公司之一的某證券公司,該公司總裁是北大同學。年收入百萬的總裁對年收入8000的吳奇修深表同情,“現在就過來,保你年薪50萬”,吳奇修一笑。
15年來,吳奇修基本不向人解釋他的選擇。他能理解別人“人往高處走”,別人不理解他很正常。比如,吳奇修高興事之一:看車間流水線上的産品打包裝車,運出山外,走向國內外。目送産品遠行的心情,幾人能理解?在車間外的“希望之路”上看車來車往的背影,幾人能讀懂?在農民中如魚得水的樂趣,誰又能分享?應付對方探究,吳奇修態度要麼沉默要麼笑而置之。在廣東某銀行做信貸處長的同學誠懇問他是否幸福?吳奇修反問:“我説幸福,你信嗎?”
■“少發牢騷,多幹實事”
石門人視吳奇修為貼心人、主心骨、致富引路人和老師。村民稱吳奇修老師,一是他給村民帶來現代文明生活和告誡如何將好生活過長久。當富裕起來的人産生小富即安心態,甚至身染嫖賭惡習時,他會把工作做到根除為止。他“見不得烏煙瘴氣的東西在石門存在。”二是做人。村民、業主服他,皆因他“行得正坐得端”。
如在村基建項目上,吳奇修和班子成員只負責籌措資金、處理矛盾、監督品質。工程發包、資金撥付則交給群眾代表管理。“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吳奇修為人做事原則。“不義之財,分文不取;嫖賭逍遙,一次不來;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吳奇修戒律。如此持戒,吳奇修是警惕在人格上染上污點,“以在人前抬得起頭,直得起腰、説得起話。”特別是對富裕起來的私營業主,吳奇修態度,既支援他們發展又刻意保持距離,“距離是為保持頭腦清醒”。曾有幾個業主商量湊錢給他買輛車,吳奇修拒絕“屁股底下坐臺十幾萬的車,老百姓會罵娘的。”他曾為村裏墊付電話費、差旅費3萬元。家用緊張時,跟妹夫借2萬元。自己工資用於工作需要和公益事業。他曾將女兒積攢的1000元壓歲錢救急。
如果説操守潔白是他個人修行,那麼不能忽略未名湖水的洗滌。“淡泊明志”、“無欲則剛”,吳奇修的選擇要素中,它們起著推動力量,這股力量支撐著他選擇之後的脊梁。
1999年9月,吳奇修當選“中國十大傑出青年”。12月1日,北大圖書館,傑出青年以村支書的身份與校友座談。吳奇修説:“北大歷史上出現過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科學家、大文學家、大企業家,但還沒一個當村支書的,我算填補了北大的一個空白。”吳奇修對座下晚輩言辭懇切,“實事求是地講,如果給我重新選擇的機會,我不會再在20歲的時候不知深淺地撲向大海。所幸自己水性尚好。”吳奇修喻己是水,社會是海。不見得每一滴水都能融進大海。他願同學悟出,填寫在空白裏的是北大精神,而非自己,更不要不切實際地效倣自己。在越來越趨向多元化的社會裏,多元化的選擇是最人道的選擇。正如他言“我不會當一輩子村支書,每一階段有每一階段的選擇。”但既已走過,就不言悔。15年游水心得,吳奇修願贈與師弟師妹“少發牢騷,多幹實事。”
《北京青年報》 2002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