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來，專家建議：

    儘快擴大公派留學人員規模

    加大投入，按需派遣，提高品質

    積極鼓勵留學人員回國服務

    回顧過去，效益評估：

    培育了新一代學術領導群體

    使我國的科研水準有了顯著提高

    建立了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網路

    [研究背景]

    自1978年我國政府本著“打破封閉、開創局面”的精神派遣出國留學人員，到2000年年底，已向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公派出國留學人員近16萬人。其中國家公派約5.7萬人，單位公派10.2萬人。回顧過去，面向21世紀，我們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問題是：20餘年來，公派出國留學的收益到底如何？還存在哪些問題？在新的世紀裏，面對急劇變化的國際國內環境，公派留學承擔著怎樣的新使命？

    [課題簡介]

    “公派出國留學效益評估”研究是由教育部國際司和財務司發起的，由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和中山大學高教所合作承擔。本課題自2001年3月初啟動，採用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先後向120余所高等學校、中國科學院和社科院系統的5000余位留學歸國學者和管理人員發放了調查問卷。課題組深入到1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進行了重點調查，還對我國駐日本、美國使領館教育處(組)的幹部和在外留學人員進行了專題調研。

    1.如何評價我國公派出國留學的收益？

    公派留學者的個人收益

    本次調查的數據表明，儘管公派留學人員的收益存在個體差異，但從整體上講，出國留學的個人收益是非常大的。

    出國留學對留學者本人在下述八個方面均有重要影響：

    視野的開闊、外語水準的提高、知識的更新能力、獲取和鑒別資訊的能力、學術發展的方向、學術水準的提升、國際交流能力和社會活動能力。

    此外，出國留學也使許多留學人員在職稱職務晉陞方面具備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水準普遍得到了明顯的改善。

    公派留學人員的個人收益，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均不屬於完全的“私人收益”，而是一種具有“社會收益”性質的個人收益。研究表明，公派留學的社會收益明顯高於個人收益。

    公派留學的社會收益

    (1)為我國教育科技界培育了能夠與國際學術界進行對話的新一代學術領導群體。這一群體的形成雖然與眾多的因素有關，但留學經歷則是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改革開放以來的留學歸國人員佔絕大多數，在工程院院士中，其比例也超過了50%。在本次調查的百所高校中，下述人員具有出國留學經歷的比重分別為：院士76%，博士生導師45歲以上為55%，45歲以下為58%。在我國的著名大學中，留學歸國人員在學術領導骨幹中所佔的比例明顯高於一般重點大學。

    (2)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中培養了一批具有國際經驗的主要領導管理骨幹。在所調查的百所高校中，校級領導的51%，院繫領導的35%均有過留學經歷。

    (3)我國幾乎所有學科的知識，包括學術思想、理論和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更新，創設了一大批曾經空白的學科，陸續引進了大批新教材以及新的教學方法，極大地提高了我國學科建設和高等教育的水準，對高等院校人才培養的品質産生了重大影響。

    (4)使我國的科研水準有了顯著提高，大大縮短了我國與國際水準的差距，一些學科已經達到國際領先水準。

    (5)留學歸國人員通過承擔國際合作和委託項目，通過科研成果轉化等方式，為國家創造了相當巨大的直接經濟效益。調查數據表明：留學歸國人員每人平均創造直接經濟收益為144.2萬元，國家公派留學的經費投入與直接的經濟收益比為1：10以上。

    本次調查顯示，公派留學的非經濟收益遠高於經濟收益，長遠的、隱性的收益遠高於短期的、顯性的收益。

    (6)建立了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網路。留學歸國人員成為擴大本單位、國家與國際社會交往的輻射源，尤其是成為我國與國際學術界聯繫必不可少的橋梁和紐帶。有77.3%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自己的留學經歷，對單位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影響程度很大。

    (7)在全世界傳播我國文化，開展民間外交，反對台獨。在維護祖國統一，促進我國與不同國家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與溝通，提高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8)為我國在海外儲備了一大批高級專門人才。

    (9)留居海外的公派留學人員(包括自費留學生)大都在想方設法直接或間接地為祖國服務，僅以各種形式在國內創辦的高新技術企業等就約有4000余家，年産值逾100億元。他們在傳播我國文化、開展民間國際交流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並且已成為在海外維護我國利益、擴大我國影響的重要政治力量。

    2.公派出國留學工作中存在什麼問題？

    儘管我國的公派留學工作在過去20餘年間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由於種種主、客觀原因，我國的公派留學工作也存在若干迫切需要改進的方面。

    (1)總規模過小，與國家當前和長遠發展需要嚴重不相適應

    從1978年到2000年，國家公派出國留學人員總計61771人(公佈數字為56520人)，年平均為2700人，2000年與1980年相比不僅幾乎沒有增長，而且期間有些年度還有明顯減少。

    統計數據還顯示：20餘年來，在每年出國留學人員總數中，國家公派留學人員所佔的比例正在逐年減少。以我國駐美國使館紐約管區為例，1981年國家公派(含科學院公派、省市部委公派)留學人員佔93%。而到了2000年，該管區的在外留學人員中，國家公派的比例已降到了6.8%，即使加上單位公派人員，所佔比例也僅達到21%。

    (2)國家公派留學的經費投入增長過慢

    從1980到1998年，國家財政收入增加8.5倍；財政支出增加8.8倍；國家的高等教育投入由28.1億元增加到294.9億元，增長10.5倍。而1980年對公派留學的投入只有大約2億元人民幣，到2000年，也僅增加到約3億元人民幣。20餘年間總計投入約為50億元人民幣，國家公派留學投入增長過慢，已經嚴重影響著國家公派事業的發展。

    20餘年間，國家對公派人員留學期間的實際資助費用雖有幾次調整、資助額度有所增加，但問卷調查顯示：國家公派留學人員的生活水準與留學所在國家當地居民比較，生活在中等水準以下的佔75.3%，其中處於貧困狀態的佔32.1%。國家公派到法國和英國的留學人員處於貧困線下的比例最高，竟分別達到了57.7%和43.8%。

    (3)沒有形成“國家隊”的品牌

    1996年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成立之初，即把公派留學工作定位為要充分利用國家留學基金、建立一支高精尖的出國留學“國家隊”。

    但近年來的實際情況顯示，國家公派留學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留學人員品質下降和脫離國家急迫需要的傾向。譬如，由於實行“個人申請”，造成一些單位和申請人把國家公派出國留學看作是“個人行為”，使得國家公派留學與單位人才培養計劃脫離。又由於個人申請國家公派留學，從準備申請、參加考試，到獲得批准、聯繫出國成行一般至少要一年半的時間，因此業務骨幹大都沒有時間、精力和動力參與這種“馬拉松式的長跑”。如果條件允許，他們往往會通過尋求其他渠道(校際交流、合作研究、自費等)聯繫出國。這樣，就造成了基金委只能在很有限的範圍內被動評審擇優，很難形成“國家隊”品牌，同時也容易造成實際派出人員與國家緊迫需要相脫節的情況。

    例如北京市近年來急需的是高級技術人才、經營管理人才和具有跨學科知識和能力的複合型人才，而1996年至2000年實際公派出國的留學人員中，文科佔43.7%，文科中很大部分又是北京市比較充裕的語言、文學類人才。

    這説明，國家公派留學不僅在派出人員的數量和層次上，而且在派出人員的學科結構方面都有改進的必要。

    3.新世紀公派留學應對策略

    我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已有大批公派和自費人員出國留學。據統計，從1978年到1996年，全國出國留學人員27萬餘人回國9萬人，回歸率為33%。(見附圖)

    在上述三類人員中，國家公派留學人員的回歸率是最高的，其次是單位公派，最低的是自費留學。自1997年以來，這三類人員的回歸率均有提高，尤其是國家公派，回歸率已達95%以上，自費留學的回歸率也以每年13%以上的速度遞增。

    影響人才外流與回歸的推力和拉力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其作用程度均有不同。如在20世紀90年代初，留學生學而不歸的原因主要有國內大的發展環境不夠理想、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偏低、科研條件落後、世界範圍對人才爭奪的加劇等。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人才回歸呈現逐年迅速增長的態勢，其主要原因有：國內有較好的個人發展前景和較高的社會地位、能使子女受到較好的基礎教育以及家庭的紐帶作用、人才正常流動的機制和較為寬鬆的用人制度、中國文化情結的吸引。

    上述關於人才流動的理論觀點對我們的啟示是：

    人才的國際性流動是一種歷史現象，並且有不斷增強的趨勢。在我國日益融入國際社會的大潮中，政府採取“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留學政策，是一項審時度勢、與時俱進的明智之舉。

    人才外流是發展中國家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不可完全避免的現象。在當代，它又呈現出更為複雜的狀態。因為人才外流並不等同於人才流失。不少居留在外的學者又都在以各種方式為國服務。就直接回祖國作貢獻而言，國家公派留學人員的比例是最高的，而自費留學人員的比例在當前還相當低。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公派留學的獨特作用就愈顯突出。

    在近年的出國留學人員中，自費留學人數的比例已超過90%。與國外的合作辦學也在迅速發展中。爭取和獲得出國留學的機會已成為大學生、教師、科研人員、管理人員等越來越普遍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公派留學應當怎樣定位，應當採用何種價值標準？

    我們認為，自費留學主要是滿足公民個人在教育上的需求，行業和單位公派則主要是為了滿足本行業和本單位在人才培養方面的需求，而國家公派則主要是要滿足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級人才的需求，儘管這種需求與個人或單位的需求不能截然分開。

    在我們的調查中有不少人反映，目前的國家公派留學含有“貧民化”的傾向，已出現“一流人才走自費、二流人才走單位公派、三流人才走國家公派”的現象，國家公派留學人員大半是來自二、三流的院校和其他企事業單位。為這些院校和單位培養一些人才未嘗不可，但卻不應成為現階段國家公派留學的目標。

    有人主張：“國家公派就是要支援國家發展最需要的方面。最需要的不一定是最優秀的。留學基金就是要用在國家最急需的人才身上”。

    我們認為，國家需要可以分為緊迫需要和一般需要、當前需要與長遠需要等。儘管國家留學基金應當著眼長遠，兼顧一般，但最重要的是它要力求滿足國家最緊迫的那些需要；儘管國家留學基金應當著眼全局，注重公平，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則應當突出重點，堅持效益優先的原則；儘管國家公派留學的工作，應當注重吸引大量在外的留學人員以各種方式為國服務，但在當前更應注重進一步創造條件，發揮已回國人員的作用。已歸國人員有了施展才華的舞臺，就會對海外留學人員産生一種示範和感召作用，從而形成滾雪球式的回歸效應；反之，就會形成一種推力，甚至出現人才回歸後再外流的狀況。

    4.對國家公派留學政策的若干建議

    改革開放20年的實踐證明，我國通過公派留學，已經培養出了一批各條戰線上的優秀人才。而要適應21世紀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國家公派留學教育將肩負起培養更多骨幹人才的重大使命。為了承擔起這一重大歷史使命，建議如下：

    (1)儘快擴大公派出國留學人員規模

    我國各條戰線留學歸國骨幹人員中，絕大多數也都是過去20年間的公派出國人員。自費留學歸國人員近年來雖然明顯增加，但其比例依然很低。因此，要解決國家高級人才，尤其是具有國際知識和經驗的高級人才緊缺的狀況，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需主要依靠國家公派留學。

    (2)加大國家投入，提高國家公派留學人員的資助水準

    為了盡可能地提高國家公派留學基金的使用效率，政府除了全額資助國家公派訪問學者之外，還可運用市場手段，採用靈活方式，資助地方、單位以至個人以公派形式出國留學，以儘快擴大出國留學的規模，例如：

    ——採用國家配套經費的方式，資助地方政府、單位增派出國留學人員；

    ——非全額資助國有企、事業單位中年輕的管理和業務人員以自籌部分經費的方式出國進修；

    ——設立政府攻讀博士學位獎學金，資助在國外攻讀某些緊要學科博士學位的中國公民。

    (3)按需派遣、提高品質，逐漸形成“國家隊”的品牌

    建議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規劃的要求，堅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略，設立國家公派留學項目，並能夠根據形勢的變化，對所設項目適時地予以調整。

    目前建議設立：

    ——WTO項目；

    ——西部大開發項目，為國家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提供急需的人才支援；

    ——重點學科項目，按國家重點學科制定選派規劃；

    ——俄羅斯、東歐項目。

    此外建議繼續執行好“重點大學系主任/實驗室骨幹研修”項目，並增加攻讀博士學位人員的數量。

    (4)積極鼓勵留學人員回國工作或以適當方式為國服務

    目前居留在國外的我國留學人員大體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的三分之一。這些人員中的絕大多數是以各種渠道出國的自費留學人員。這些人才留居國外，有著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樂於紮根國外，因此不宜於簡單、負面地把他們評價為“滯留”。其實，隨著我國加入WTO，開放將全方位擴大，將在更廣泛的領域裏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由於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中央和地方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優惠、寬鬆、靈活的留學人員回國創業的政策措施，我國的人才環境與創業條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新的歷史時期為留學人員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對他們産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留學人員回歸的黃金時代正在到來。因此，應當把吸引留學人員回國和為國服務列入國家的發展戰略規劃之中。

    為此建議：

    ——設立國家留學人才戰略規劃與指導機構；

    ——建立留學人員交流網站；

    ——加大“春暉計劃”等留學人員短期回國項目的資助力度。

    此外還要充分發揮駐外使、領館的作用，做好留學人員為國服務的動員和組織工作，加強國際合作，採取聯合行動，並加強留學效果的評估。

    《中國教育報》2002年8月21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