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才考生"等待特招?僅憑一本書進不了北大
高考備戰之時,結集出版了自己幾年來主要作品《憤青時代》的“偏才考生”胡堅卻宣佈,要憑藉這本書走進北京大學的門。對此,北大招生辦明確表示,從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胡堅不在“保送生”和“特長生”之列,無法被北大破格錄取。
據報道,來自武漢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的胡堅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他平時的考試總分才300多分,而北大去年在湖北的最低錄取分數也超過了600分,以他這樣的成績不可能進入北大。日前,在北京舉辦的有關《憤青時代》的研討會上,來自北大、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民日報》等單位的學術界人士與會談及其作品時,有人以“充滿智慧的寫作、厚重的文化底蘊、特立獨行的個性、老辣幽默的文字一掃少年作家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作為評語。與此同時,胡堅能不能上北大也成了會議的焦點。一方認為,應給這樣的“天才”以機會;另一方則認為,繞開高考,以出書方式上北大,就是繞開“遊戲規則”,是不誠信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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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當平等妨害公正的時候
近年以來,關於中國教育體制問題的討論似乎成為顯學,作悲天憫人狀地去批評中國教育體制、批評高考成為明星學者們的時尚。從孔慶東等人的《審視中學語文教育》到錢理群等人的《杞人憂師》,總有一些人不遺餘力地把批判的火力指向中國教育體制。胡堅的這件事對孔慶東先生來説就像是一支興奮劑,他憤憤不平地道:“才子和高分越來越成為兩撥兒人。但是我們的招生自主權很有限,北大中文系不能招到自己想要的人。”我想能夠説出這樣沒有邏輯的話來的人,高考時分數一定不會很高。須知一個人有才華與一個人天生聰明、天生漂亮、天生有錢毫無本質分別,真正的素質必須經過後天的努力才可能達到。一個人只要是才子就能夠上北大,那麼北大中文系作為中文學術重鎮的意義也就不復存在,這也是對那些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通過高考的學生最大的不公!
而且孔慶東先生顯然不知道什麼是大學的真諦,對於大學尤其是大學中的人文科系要培養什麼人材他顯得懵懂無知。大學之所以對於一個社會必不可少,是因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作為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是學問家、思想家,決不是會寫幾部小説、會作幾篇散文的所謂作家。2000年大江健三郎訪問北京,我的好友張英對他進行了單獨採訪,大江對張英錶示,他不是一個作家,而是一個知識分子。中華文化傳統很嚴格地區分“道”和“器”兩個不同的範疇,作為日本人的大江顯然深受中國文化的這種影響,他把知識分子的品質看作是“道”,而寫作只不過是“器”而已。今日的胡堅至多也不過是在“器”的層面上略有小成,哪能夠看得出來他有什麼近於“道”的稟賦呢?
雜文報:陋哉,門第論!
胡堅同學的一個普通願望,為什麼竟會叫徐先生如此言語失態?從下面這段文字或不難察其一點心跡。他説:“大學要培養的是作為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是學問家、思想家,決不會是寫幾部小説、會作幾篇散文的所謂的作家”。這段話不特是對寫作、對作家的極度輕蔑與貶斥,實際要搞的是知識封閉和打造一個知識門第論。在徐先生看,所謂的“知識分子”,是絕對只能由大學(徐意實為名牌大學)包辦生産的,否則就是作家,也根本算不得知識分子。這是一個關於知識的價值比較論,在此小文不能説清,故我不想多辯,我要指出的是,徐先生的價值論實在很不新穎,不過是昔日“狀元及第”、“金榜題名”的一個翻版,其與知識價值早已是同床異夢、分道揚鑣了。遺憾的是如徐先生這樣一位當世名校學子,意情繾綣猶在百年之前的一紙黃卷榮耀,實屬費解。
為了給門第論尋求一個背景支援,徐先生借大江健三郎之口,把所謂的“知識分子品質”比做“道”,把寫作比做“器”。這他又弄反了。孔子説:“君子不器”。“器”是指學養狹隘,技藝單一的學習方法。古人講“三立”,其之“一立”,就是著述,是被視為“君子”(含知識分子)最莊嚴之使命的。徐先生怎麼能夠矯情立異,把著述也當“器”而加否定呢?大江是寫作之人,作一點矯情式的謙虛,可以理解,而徐先生照搬過來用以訓人,不是盲從,就是存心愚人了。
中國青年報:拿什麼上北大
北大的辦學宗旨之一是相容並包。但並不是説三百六十行中的佼佼者都可憑一技之長入學。如果出了本小説集就應該上北大,那麼搞了重大發明的、唱歌走紅的、走鋼絲打破世界紀錄的……是不是都應該向北大申請入學?嚴肅的學術氛圍被一項項精湛的技術成果所代替,那樣的話,北大豈不變成明星薈萃的大雜院了嗎?當然,胡堅同學堅持上北大,還有另外兩點理由,一是“解放前讀書也不是聯考一條路,也有別的路”;二是“如果北大特招我,不僅是對我的承認,更是對多元化的一種承認”。其實,高校招生的聯考制度,是給所有考生的一個最公平的求學機會,面對的是大眾,而不是特殊群體。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可能因為出現了特例,就馬上修改制度。多元化的問題,是一個廣泛而深刻的問題,它牽扯歷史的、現實的、體制的、學科的諸方面因素。對北大而言,不招收胡堅,不能説其不承認多元化;招收了胡堅,也不能説就承認了多元化。畢竟,一個胡堅改變不了北大的多元化問題。那種把個人作用看得比制度還重的觀點是非常荒謬的。
北大是國內一流學府。相應地,進入北大就讀的學子無論從學業還是心態上,都應有一流的水準。那些只看重北大這塊響亮招牌的人,也許暫時在某方面有過人之處,但從長遠看,不一定能夠全面發展,深刻領會北大精神。為了上北大而上北大,看似執著追求,或許更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北大人。
中華讀書報:好處不能都得
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説但不能免試進入北大中文系的高三學生胡堅説:“我的明天我看不到,希望中國的教育制度給我一條出路!”這話言重了。文學青年的“明天”和“出路”並不取決於能否進入北大中文系,何況像胡堅這樣才華橫溢已經很有成績的年青人。我看這不是“北大的悲哀”(中華讀書報5月29日),實在是胡堅們的悲哀!
一個人不可能什麼都得到,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胡堅長篇小説之“得”,除了才華之外,顯然就是距北大錄取線多達200多分之“失”換來的。而有些進了或將進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如果也像胡堅那樣“學習成績平平”,在中學階段放棄學習許多知識的機會,那麼他們説不定也會在高三時寫出出色的長篇小説來。
胡堅如果免試進了北大中文系,除了多一個漂亮的光環外,未必真有好處。要想學好北大中文系的課程,不下大功夫絕對不行,要下大功夫就沒有多少時間寫作。那時如果胡堅提出自己要免修這免修那去寫作,恐怕就不大會有現在這麼多人同情和支援了,北大中文系學生中能人多著呢。結果很可能既丟了熊掌,連魚也逮不著大的,“明天”“出路”堪憂。
人民網 2002年8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