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備戰之時，結集出版了自己幾年來主要作品《憤青時代》的“偏才考生”胡堅卻宣佈，要憑藉這本書走進北京大學的門。對此，北大招生辦明確表示，從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胡堅不在“保送生”和“特長生”之列，無法被北大破格錄取。

    據報道，來自武漢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的胡堅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他平時的考試總分才３００多分，而北大去年在湖北的最低錄取分數也超過了６００分，以他這樣的成績不可能進入北大。日前，在北京舉辦的有關《憤青時代》的研討會上，來自北大、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民日報》等單位的學術界人士與會談及其作品時，有人以“充滿智慧的寫作、厚重的文化底蘊、特立獨行的個性、老辣幽默的文字一掃少年作家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作為評語。與此同時，胡堅能不能上北大也成了會議的焦點。一方認為，應給這樣的“天才”以機會；另一方則認為，繞開高考，以出書方式上北大，就是繞開“遊戲規則”，是不誠信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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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讀書報：當平等妨害公正的時候

    近年以來，關於中國教育體制問題的討論似乎成為顯學，作悲天憫人狀地去批評中國教育體制、批評高考成為明星學者們的時尚。從孔慶東等人的《審視中學語文教育》到錢理群等人的《杞人憂師》，總有一些人不遺餘力地把批判的火力指向中國教育體制。胡堅的這件事對孔慶東先生來説就像是一支興奮劑，他憤憤不平地道：“才子和高分越來越成為兩撥兒人。但是我們的招生自主權很有限，北大中文系不能招到自己想要的人。”我想能夠説出這樣沒有邏輯的話來的人，高考時分數一定不會很高。須知一個人有才華與一個人天生聰明、天生漂亮、天生有錢毫無本質分別，真正的素質必須經過後天的努力才可能達到。一個人只要是才子就能夠上北大，那麼北大中文系作為中文學術重鎮的意義也就不復存在，這也是對那些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通過高考的學生最大的不公！

    而且孔慶東先生顯然不知道什麼是大學的真諦，對於大學尤其是大學中的人文科系要培養什麼人材他顯得懵懂無知。大學之所以對於一個社會必不可少，是因為大學要培養的是作為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是學問家、思想家，決不是會寫幾部小説、會作幾篇散文的所謂作家。2000年大江健三郎訪問北京，我的好友張英對他進行了單獨採訪，大江對張英錶示，他不是一個作家，而是一個知識分子。中華文化傳統很嚴格地區分“道”和“器”兩個不同的範疇，作為日本人的大江顯然深受中國文化的這種影響，他把知識分子的品質看作是“道”，而寫作只不過是“器”而已。今日的胡堅至多也不過是在“器”的層面上略有小成，哪能夠看得出來他有什麼近於“道”的稟賦呢？

    雜文報：陋哉，門第論！

    胡堅同學的一個普通願望，為什麼竟會叫徐先生如此言語失態？從下面這段文字或不難察其一點心跡。他説：“大學要培養的是作為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是學問家、思想家，決不會是寫幾部小説、會作幾篇散文的所謂的作家”。這段話不特是對寫作、對作家的極度輕蔑與貶斥，實際要搞的是知識封閉和打造一個知識門第論。在徐先生看，所謂的“知識分子”，是絕對只能由大學（徐意實為名牌大學）包辦生産的，否則就是作家，也根本算不得知識分子。這是一個關於知識的價值比較論，在此小文不能説清，故我不想多辯，我要指出的是，徐先生的價值論實在很不新穎，不過是昔日“狀元及第”、“金榜題名”的一個翻版，其與知識價值早已是同床異夢、分道揚鑣了。遺憾的是如徐先生這樣一位當世名校學子，意情繾綣猶在百年之前的一紙黃卷榮耀，實屬費解。

    為了給門第論尋求一個背景支援，徐先生借大江健三郎之口，把所謂的“知識分子品質”比做“道”，把寫作比做“器”。這他又弄反了。孔子説：“君子不器”。“器”是指學養狹隘，技藝單一的學習方法。古人講“三立”，其之“一立”，就是著述，是被視為“君子”（含知識分子）最莊嚴之使命的。徐先生怎麼能夠矯情立異，把著述也當“器”而加否定呢？大江是寫作之人，作一點矯情式的謙虛，可以理解，而徐先生照搬過來用以訓人，不是盲從，就是存心愚人了。

    中國青年報：拿什麼上北大

    北大的辦學宗旨之一是相容並包。但並不是説三百六十行中的佼佼者都可憑一技之長入學。如果出了本小説集就應該上北大，那麼搞了重大發明的、唱歌走紅的、走鋼絲打破世界紀錄的……是不是都應該向北大申請入學？嚴肅的學術氛圍被一項項精湛的技術成果所代替，那樣的話，北大豈不變成明星薈萃的大雜院了嗎？當然，胡堅同學堅持上北大，還有另外兩點理由，一是“解放前讀書也不是聯考一條路，也有別的路”；二是“如果北大特招我，不僅是對我的承認，更是對多元化的一種承認”。其實，高校招生的聯考制度，是給所有考生的一個最公平的求學機會，面對的是大眾，而不是特殊群體。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可能因為出現了特例，就馬上修改制度。多元化的問題，是一個廣泛而深刻的問題，它牽扯歷史的、現實的、體制的、學科的諸方面因素。對北大而言，不招收胡堅，不能説其不承認多元化；招收了胡堅，也不能説就承認了多元化。畢竟，一個胡堅改變不了北大的多元化問題。那種把個人作用看得比制度還重的觀點是非常荒謬的。

    北大是國內一流學府。相應地，進入北大就讀的學子無論從學業還是心態上，都應有一流的水準。那些只看重北大這塊響亮招牌的人，也許暫時在某方面有過人之處，但從長遠看，不一定能夠全面發展，深刻領會北大精神。為了上北大而上北大，看似執著追求，或許更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北大人。

    中華讀書報：好處不能都得

    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説但不能免試進入北大中文系的高三學生胡堅説：“我的明天我看不到，希望中國的教育制度給我一條出路！”這話言重了。文學青年的“明天”和“出路”並不取決於能否進入北大中文系，何況像胡堅這樣才華橫溢已經很有成績的年青人。我看這不是“北大的悲哀”（中華讀書報5月29日），實在是胡堅們的悲哀！

    一個人不可能什麼都得到，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胡堅長篇小説之“得”，除了才華之外，顯然就是距北大錄取線多達200多分之“失”換來的。而有些進了或將進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如果也像胡堅那樣“學習成績平平”，在中學階段放棄學習許多知識的機會，那麼他們説不定也會在高三時寫出出色的長篇小説來。

    胡堅如果免試進了北大中文系，除了多一個漂亮的光環外，未必真有好處。要想學好北大中文系的課程，不下大功夫絕對不行，要下大功夫就沒有多少時間寫作。那時如果胡堅提出自己要免修這免修那去寫作，恐怕就不大會有現在這麼多人同情和支援了，北大中文系學生中能人多著呢。結果很可能既丟了熊掌，連魚也逮不著大的，“明天”“出路”堪憂。

    人民網 2002年8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