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駐京記者 鄧科

    在連續3年聲勢浩大的高校擴招大潮之後，今年的高校招生出現了一些“逆流而動”的東西。

    先是北大、清華、人大等幾所名校宣佈今年不再擴招，接著傳出消息，武漢大學不但不擴招，本科生反而比去年少招1000人。

    而不久前，北京市教委高教處和北京航空航太大學高教研究所聯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由於“硬體不足、經費短缺”，很多學校對擴招顯示出越來越謹慎的態度。

    這一連串的資訊是否表明，擴招遭受了某種程度的阻力？擴招的熱度正在逐漸冷卻？

    仍是按計劃進行

    從數字來看，今年全國高校計劃招生275萬人，比去年增加10％。這個增幅與1999年的47.4％、2000年的25％、2001年的17％比起來下滑了很多。不過一直關注擴招的北航高教所趙婷婷博士説，增幅下滑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基數變大，實際上絕對數的增加與前兩年比相差並不大。

    早在去年，教育部的一位官員就指出，今後幾年擴招的速度將保持在10％左右，直到2005年實現毛入學率（在校生人數與適齡人口之比）15％的目標。

    “因此從數字上來看，擴招在按計劃進行。”一位研究者説，“但是上面一連串資訊也確實傳達出一種信號：急劇擴張的高等教育規模與舊有教育體制的矛盾逐漸暴露出來，如果繼續單純地只追求‘量’的增加而不配合以相應的制度變革，這種矛盾會日益突出。”

    兩種意見的衝突

    目前擴招的目標定為到2005年實現在校生人數達到適齡人口（18—22歲）的15％。按照美國學者馬丁特羅的理論，高等教育的發展共分為三個階段，毛入學率15％以下為精英教育階段，15％到50％為大眾化教育階段，50％以上為普及型教育階段。因此我們把擴招目標定為毛入學率15％，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就是在追求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的過渡。

    西方發達國家在20世紀中葉完成了這種過渡，使得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數人才能享有的權利。

     在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卻一直存在著兩種意見。

    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的冒榮説，一種意見是根據國際範圍內高等教育入學率和經濟基礎發展水準的比較分析，從我國社會大眾中極其旺盛而又遠遠不能滿足的高等教育入學需求出發，認為我們的高等教育發展過於滯後，應當加快發展。

    另一種意見，則從國家對高等教育所能給予的財力支撐、社會的經濟結構為大學生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出發，認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已經超越經濟發展速度，應當加強控制。

    這兩種衝突意見，帶來了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目標和速度上的某種波動性。例如在1993年2月發佈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曾提出：要使我國高等教育規模在90年代“有較大發展”；但1996年4月國家教委提出的《全國教育事業“九五”計劃和2010年發展規劃》中，則強調“適度擴大高等教育規模”。

    “站在有關主管部門的角度，由於直接面臨著高等教育發展所帶來的‘錢從哪兒來，人往哪去’的壓力，加上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體制方面的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政策上更容易傾向於後一種意見，因此，前幾年，穩步和適度發展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主要導向。”冒榮説。

    一位經濟學家的建議

    這種導向在1999年發生了急劇的轉變。

    據業內人士稱，這種轉變與1998年底呈交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緊密相關。這封信由經濟學者湯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共同撰寫。湯敏現任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當時他在亞行總部工作。

    1998年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湯敏説，中國正試圖通過擴大內需來啟動經濟，當時一個廣受關注的焦點就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那年他回了一趟國，看到有親戚的孩子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中敗下陣來，全家沮喪不已。出於搞經濟的“敏感”，湯敏從這點立即想到了當時的經濟環境和啟動內需。

    “我和幾個朋友議了一下，覺得在諸多的選擇中，擴大高校招生將是一個國家投資少、刺激內需力度大，又能實現群眾迫切願望的有效措施。”湯敏説。

    他和夫人左小蕾把這個想法寫成了一封信，于1998年11月呈交給了國務院領導。在信中他們建議，在3至4年內使高校的招生量擴大一倍，新增學生實行全額自費，同時國家建立助學貸款系統，給部分有困難的學生提供貸款。

    他們估算，擴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億左右的消費需求，同時可使每年一至兩百萬新增的勞動力延遲進入市場，緩解當前的就業壓力，“對正處在改革攻關的關鍵時刻又恰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我國經濟改革來説，這幾年的緩衝期無疑將發揮重大作用。”

    急劇轉變

    據內部人士説，擴大高等教育規模一直有人在建議，但大都是從教育本身的發展來談。湯敏強調了其擴大內需、緩解就業壓力的作用，這兩點在當時的情況下很能打動人心。因此他的信得到了高層領導的重視並很快有了回應。

    1999年初，有關部門擬定一個招生計劃，招生人數比前一年增加20％多，後來覺得幅度還不夠大，幾個月後增至47％。

    由此，聲勢浩大的高校擴招拉開了序幕，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擴大內需的背景下，以一個急轉彎走上了大眾化的道路。

    一位1999年被“擴招”進大學的學生曾説：“我媽幸好沒有早生我一年。”在那一年，擴招的消息讓很多考生都有“柳暗花明”的感覺。

    與1998年相比，1999年、2000年、2001年3年共擴招300多萬人。1999年教育部公佈了《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計劃宣稱到2010年實現大學毛入學率達到15％。後來在制定“十五”計劃時，這個目標被提前了5年，即2005年中國高等教育即可進入大眾化階段。到時，大學在校生將達到1600萬人。

    隨著學生規模的急劇膨脹，大多數學校的宿舍、教室、實驗室等頓時緊張起來。北京大學2001年入學的小劉在接到錄取通知書時，發現其中夾有一份附加的通知，通知聲明學校不能解決所有計劃內學生的床位，要求學生寫出同意自己解決住宿的保證書交到院裏。

    這樣的事在擴招後變得很普遍。學校想了各種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但很顯然，學校投入的增加趕不上擴招的速度，於是社會上出現了“品質下降”的擔心。

    速度與品質之爭？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名牌學校把品牌和品質看得比規模更重要，擴招的步子停了下來。但是一般的院校仍擔負起了向15％邁進的擔子。

    一位專家説，從表面上看，這是速度和品質之間的矛盾，但從實質看它也反映出了擴招方式本身存在的問題。

    北航高教研究所的趙婷婷博士説，從國外來看，完成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並不是傳統大學。在這個過程中通常會産生一批新的學校，美國是社區學院，日本是短期大學，英國是多科技術學院。這批新型的學校擔負起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任務，它們和傳統的精英教育階段的學校不同，培養的不是精英型人才，而主要是應用型、技術型人才。因此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教育的多樣化，教育的標準、教育的類型不再是一種了。

    但是從中國目前進行的大眾化進程來看，卻選擇了和國外完全不同的途徑，是通過精英教育階段的傳統學校來完成大眾化的任務。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趙博士認為這與新生的學校缺乏足夠的生長空間有關。長期以來，我們的民辦教育一直處在邊緣位置，沒有獲得平等的對待。

    還有一個原因，則是因為中國的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從某種程度上説仍然是行政推進式，有指標和時間規定，與國外的自髮式不同，這就決定了有關部門很自然地採取最容易見效果的方式。教育部一位官員就説，“在這方面，週期短、見效快、品質高、效益好的最佳途徑就是要有選擇地積極擴建一批普通高校，包括鼓勵有條件的普通高校建設新校區。”

    “用精英教育階段的體系來完成大眾化的任務，從長遠來看是會有問題的。”趙博士説，“目前在擴招中暴露出來的很多問題，其根源就在於此。”

    “最根本的還是要順應大眾化教育的特點，把民間的力量、社會的力量引進進來，我們的教育才會有健康持續的發展。”這位專家説。

    擴招到底達到了什麼目的？

    與1999年不同的是，今天人們已很少把擴招與擴大內需扯在一起，人們關注更多的是這種擴張方式給中國的高等教育乃至社會生活帶來的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這種影響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數百萬人享受到了高等教育的機會。除此之外，北京理工大學高教研究所研究員楊東平認為，它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突破了中學與高等教育之間的瓶頸，改善了基礎教育的環境。

    楊東平説，在大學低入學率的情況下，應試教育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變。而應試教育對個人、對民族的傷害無須多説。只有高考的分量變輕了，上大學不再那麼難了，基礎教育才能在考試的陰影下解放出來。

    出於擴大內需的目的，與擴招相伴的一個問題就是大學收費問題。擴招後，大學普遍實行成本分擔制度，各個學校的學費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漲，目前平均水準為每學年5000元左右。

    不少學者認為，從低學費制度到成本分擔制度，對大學體制和社會生活的影響將會十分深刻。

    楊東平説，由於個人交費上學，從某種意義上説大學生成了有自主權的主體。按照過去的模式，學校讓你學什麼你就學什麼，學生和學校是培養和被培養、灌輸和被灌輸的關係。現在經濟關係的變化，學校也得考慮學生的要求，也得尊重學生的權利。這一點變化可能是十分深刻的。

    從另一個方面來説，從低學費制度到成本分擔制度的轉變實際上也在悄悄地改變著大學的“入門”規則。過去上大學主要看分數、看能力，而現在則多了一項要求，那就是家庭的經濟實力。這種規則的改變，如果背後沒有一套相應的平衡機制，那麼就很可能出現越擴招、窮人越沒有機會上學的情況。

    湯敏認為問題主要出在制度設計上。比如在目前的情況下，銀行的貸款積極性不是很高。比如一個工作人員要貸出1000萬的助學貸款可能要花一年，而同樣貸給企業1000萬可能只要幾天，在利率相同的情況下他肯定對助學貸款沒有積極性。同時學生畢業後去向不定，貸款的風險也較大。另外助學貸款規定學生的還貸期為畢業後四年，這對學生的壓力較大。

    這些問題如何解決？需要多少時間？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在分數、金錢雙重“門檻”下保證教育公平的一套機制？

    如一位學者所説，高等教育大眾化絕不僅僅是“量”的增加，而應該有“質”的變化，有一整套的制度創新，如果沒有這些保障，它在讓一些人受益的同時，帶給社會的整體傷害可能會更大。

    《南方週末》 2002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