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先生拜南京大學前身的兩江師範學堂校長李瑞清為師，得自曾熙的介紹。當時，李瑞清的大篆最為書家所推崇，所謂“目無二李（李斯、李陽冰），自負非也”。他以篆籀之氣行于北碑，窮源攬勝，開前人未有之境界，啟後人無盡之法門，為一時學大篆習北碑者所宗。張大千不僅書畫俱精，而且還燒得一手好菜，深得老師的鍾愛。一日，滬上女畫家李秋君拜訪張大千先生，為表盛情，先生親自下廚掌勺，燒了一大碗紅燒肉。李瑞清對愛徒的手藝連聲呼好，舉箸之間，非但自己大飽了口福，仍不忘為愛徒也挾上兩塊，令坐在一旁的李秋君女士忍俊不禁。

    1941年，張大千先生偕夫人楊宛君、次子張心智及學生孫宗慰、蕭建初等人，經過長途跋涉，不辭勞苦，開始了他的敦煌之行。經過三個月的辛勞，他們一行人終於到達了嚮往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張大千先生原本只打算在莫高窟進行100天的實地考察，可是一到了那裏，他便立刻被那精妙絕倫的藝術寶庫深深吸引住了。莫高窟令這位虔誠的藝術朝聖者驚嘆不已。在接下來的歲月裏，他完全浸淫于藝術世界之中，在盡可能地了解到洞窟的具體情況之後，他把大量的寶貴時間投入到臨摹壁畫上。人手不夠，他還派人專門赴青海塔爾寺請來兩位畫師幫忙。就這樣，張大千先生廢寢忘食地在敦煌當了兩年半的“苦行僧”。在這段時間裏，他對莫高窟內的壁畫進行了細心的揣摩，超越宋、元、明、清而上接北魏、隋、唐，開創了他自己的藝術風格。兩年間他總共臨摹壁畫276幅，為拯救和保護敦煌壁畫藝術作出了重大的貢獻。1943年秋，他將這些作品帶回成都，舉辦了展覽，並整理付印《敦煌臨摹白描畫》三集，為擴大宣傳敦煌藝術産生了積極影響。

    敦煌有很多名勝古跡。張大千在敦煌的兩年中，曾去過榆林窟、西千佛洞及鳴沙山月牙泉，並且還留下了很多詩詞。他一次去鳴沙山遊覽時，恰逢中秋佳節，於是便即興作了一首詩：“陰晴原不綰離遊，地近龍堆客子愁。君看月牙泉上月，月缺月圓過中秋。”詩中非常巧妙地把地上的缺月和天上的圓月結合在一起，喻意深刻而又風趣，堪稱難得之佳作。

    敦煌藝術博大精深，為每一位藝術家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藝術營養。張大千的敦煌之行，為他以後的藝術創作和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使他從這座藝術寶庫中走上了“當今最負盛名之國畫大師”之路。

    張大千先生是位一流的國畫大師，同時對於他的學生而言，他還是一位非常高明的老師。

    1935年春天，張大千先生繼1933年後再度接受南京大學的前身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先生的聘請，出任中大藝術系教授。當時張大千先生常住上海，每週總有一天拂曉就得起床，匆匆趕往火車站，坐上火車趕到南京授課，來回奔波，殊為辛苦。

    張大千先生的授課方式靈活，內容豐富，加之言談風趣，無拘無束，因此不光藝術系的學生愛聽他講課，其他院係的學生也都非常喜歡選讀他的課，或去“白聽”。當時與他同係任教的謝稚柳先生曾有詩稱讚他：“大千談笑如芳酒，雨雪相逢白下門。”

    每至初夏，草木蔥蘢、山花爛漫，張大千先生便帶藝術系的學生們到野外寫生，並且還和徐悲鴻、謝稚柳等老師組織學生上黃山寫生。當時，去黃山困難很大，懸崖絕壁，無路可行。但張大千先生不畏艱險，依然將黃山作為最好的寫生課堂。他借黃山的一景一物以窺宇宙大化之全貌，教導學生不要盲目地模倣自然界的景物，而是要利用自然的素材創造自己的東西，努力做到“外師造化，內得心源，觸物為情，備該絕妙”。而在用墨上，他強調要“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回”。“遊歷與讀書相輔相行，名川大山熟稔於心中，胸中自有丘壑，下筆有所依據”。

    張大千先生的黃山寫生課，不僅重言傳，而且重身教；不獨是教學，更是藝術創作。1936年發表的巨幅山水畫《黃山前後三澥圖》，便是他以黃山為題材畫作中最著名的一幅。

    張大千先生刻有一方“三到黃山絕頂人”的畫章，他常對人説，黃山是他一生畫不完的稿本。

    中國網2002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