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先生出身在四川內江張氏大家族,幼年時受慈母及兄長的熏陶,潛心於詩文書畫。十八歲時,年輕的張大千東渡日本,學習印染工藝及繪畫。回國後,他又先後師從著名書法家曾熙、李瑞清學習書畫,從此畫藝大進。
張大千先生拜南京大學前身的兩江師範學堂校長李瑞清為師,得自曾熙的介紹。當時,李瑞清的大篆最為書家所推崇,所謂“目無二李(李斯、李陽冰),自負非也”。他以篆籀之氣行于北碑,窮源攬勝,開前人未有之境界,啟後人無盡之法門,為一時學大篆習北碑者所宗。張大千不僅書畫俱精,而且還燒得一手好菜,深得老師的鍾愛。一日,滬上女畫家李秋君拜訪張大千先生,為表盛情,先生親自下廚掌勺,燒了一大碗紅燒肉。李瑞清對愛徒的手藝連聲呼好,舉箸之間,非但自己大飽了口福,仍不忘為愛徒也挾上兩塊,令坐在一旁的李秋君女士忍俊不禁。
1941年,張大千先生偕夫人楊宛君、次子張心智及學生孫宗慰、蕭建初等人,經過長途跋涉,不辭勞苦,開始了他的敦煌之行。經過三個月的辛勞,他們一行人終於到達了嚮往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張大千先生原本只打算在莫高窟進行100天的實地考察,可是一到了那裏,他便立刻被那精妙絕倫的藝術寶庫深深吸引住了。莫高窟令這位虔誠的藝術朝聖者驚嘆不已。在接下來的歲月裏,他完全浸淫于藝術世界之中,在盡可能地了解到洞窟的具體情況之後,他把大量的寶貴時間投入到臨摹壁畫上。人手不夠,他還派人專門赴青海塔爾寺請來兩位畫師幫忙。就這樣,張大千先生廢寢忘食地在敦煌當了兩年半的“苦行僧”。在這段時間裏,他對莫高窟內的壁畫進行了細心的揣摩,超越宋、元、明、清而上接北魏、隋、唐,開創了他自己的藝術風格。兩年間他總共臨摹壁畫276幅,為拯救和保護敦煌壁畫藝術作出了重大的貢獻。1943年秋,他將這些作品帶回成都,舉辦了展覽,並整理付印《敦煌臨摹白描畫》三集,為擴大宣傳敦煌藝術産生了積極影響。
敦煌有很多名勝古跡。張大千在敦煌的兩年中,曾去過榆林窟、西千佛洞及鳴沙山月牙泉,並且還留下了很多詩詞。他一次去鳴沙山遊覽時,恰逢中秋佳節,於是便即興作了一首詩:“陰晴原不綰離遊,地近龍堆客子愁。君看月牙泉上月,月缺月圓過中秋。”詩中非常巧妙地把地上的缺月和天上的圓月結合在一起,喻意深刻而又風趣,堪稱難得之佳作。
敦煌藝術博大精深,為每一位藝術家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藝術營養。張大千的敦煌之行,為他以後的藝術創作和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使他從這座藝術寶庫中走上了“當今最負盛名之國畫大師”之路。
張大千先生是位一流的國畫大師,同時對於他的學生而言,他還是一位非常高明的老師。
1935年春天,張大千先生繼1933年後再度接受南京大學的前身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先生的聘請,出任中大藝術系教授。當時張大千先生常住上海,每週總有一天拂曉就得起床,匆匆趕往火車站,坐上火車趕到南京授課,來回奔波,殊為辛苦。
張大千先生的授課方式靈活,內容豐富,加之言談風趣,無拘無束,因此不光藝術系的學生愛聽他講課,其他院係的學生也都非常喜歡選讀他的課,或去“白聽”。當時與他同係任教的謝稚柳先生曾有詩稱讚他:“大千談笑如芳酒,雨雪相逢白下門。”
每至初夏,草木蔥蘢、山花爛漫,張大千先生便帶藝術系的學生們到野外寫生,並且還和徐悲鴻、謝稚柳等老師組織學生上黃山寫生。當時,去黃山困難很大,懸崖絕壁,無路可行。但張大千先生不畏艱險,依然將黃山作為最好的寫生課堂。他借黃山的一景一物以窺宇宙大化之全貌,教導學生不要盲目地模倣自然界的景物,而是要利用自然的素材創造自己的東西,努力做到“外師造化,內得心源,觸物為情,備該絕妙”。而在用墨上,他強調要“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回”。“遊歷與讀書相輔相行,名川大山熟稔於心中,胸中自有丘壑,下筆有所依據”。
張大千先生的黃山寫生課,不僅重言傳,而且重身教;不獨是教學,更是藝術創作。1936年發表的巨幅山水畫《黃山前後三澥圖》,便是他以黃山為題材畫作中最著名的一幅。
張大千先生刻有一方“三到黃山絕頂人”的畫章,他常對人説,黃山是他一生畫不完的稿本。
中國網2002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