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徐老師北上任北平藝專校長，我則西去桂林藝專任教，在上海汪亞塵家分手後，兩地遠隔，雖時通書信，卻未能再次見面。

    解放後，我在金陵大學執教時，又通了幾封信，他很關心我的工作，甚至不厭其煩地親筆示範，促進我藝術水準的提高。

    一九五三年，我本想專程到北京探望他，但他來信説：“即將南下，可在南京敘述。”我得到他要南來的復信，極其興奮，沒有想到這封信，竟成了老師的絕筆。他與世長辭的噩耗傳來，真是晴天霹壢，使我悲痛欲絕。

    徐悲鴻老師與我們長別了，他那剛毅正直、和藹可親的形象，卻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際，沒齒難忘。

    溯自二十年代，我是個蟄居窮鄉，久已失學的青年。對自己的前途，茫茫然莫知所之，但我卻非常喜歡藝術。一次，在李金髮先生主編的《美育》上見到徐老師的素描，頓生仰慕之情，嚮往之心，我貿然地跑到了南京。徐老師是中大藝術系素負盛名的教授，而我是個幼稚的學生，怎麼能得見？正為“不得其門而入”而困惑徬徨，幸得藝術系一位同學顧了然的引薦，才得以見到這位我仰慕已久的藝術大師。

    徐老師家在丹鳳街，和汪東先生同一座樓房。我第一次到府，有點躊躇不敢進去，徐老師向我招呼説：“進來吧！小夥子。”他看了我的習作，鼓勵再三，並告知顧了然可以引我到畫室去旁聽他的課。我像飄流大海得到了救星一樣，激動得熱淚盈眶。這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大轉折，以後才有第二年投考中大的動機並努力準備條件。

    徐先生是我國當代傑出的藝術大師，卓越的藝術教育家。他生平熱愛祖國傳統藝術。先生出身貧賽，自幼即受家學熏陶，對詩、文、書、畫的學習造詣很深。以後先生又衝破逆境，克服種種困難，出國深造。先生在法國接受了大畫家達仰先生嚴格的專業教育，並遍訪德、意、比、瑞、希臘等國名家大師，向他們虛心叩教，刻苦學習。先生無論素描、油畫、水彩、粉畫都有高超的成就。先生在數十年的任教中，培養了許多學生，還有更多的學生的學生，至少有三四代，他們遍佈歐、美、澳各大洲，有許多人在發展祖國和人類的繪畫藝術方面作出了貢獻。可以説，先生桃李遍天下，流譽滿全球。

    先生很重視素描，強調“素描是造型藝術的基礎”，認為沒有素描的堅實工夫，則繪畫不可能達到精深的境地。他明確地提出描寫方法“觀察為先”，要求“致廣大，盡精微”，就是説，從大體著眼，而後深入細緻地觀察細節，抓住精神特點，從而大膽取捨，概括其餘；否則“謹毛而失貌”，只能落得瑣碎而失整體。他説：“堅實深厚的功夫來之於刻苦鍛鍊”拳不離手，曲不離口，要用堅強意志和持之以恒的決心，才能達到。並經常用歷代藝術大師的素描複製品給我們參考。因此，學生們沒有一個不是兢兢業業，嚴格要求自己。現在我深深地體會到正是由於先生對我們這樣嚴格的要求和熱忱的教育，才為我們打下較好的基礎，才使我們能在創作實踐中一輩子受用不盡。

    先生對於西方的某些自欺欺人的形式主義作品深惡痛絕。認為對青年貽害無窮，而對於中國傳統畫的看法與見解，也是獨具只眼的。他認為中國繪畫自明清以來，在因循抄襲、閉門造車的保守思想籠罩下，傳統繪畫藝術已呈衰微，對此他深感痛心。因此，他大聲疾呼，要復興中國藝術，鼓勵創新，嚴厲批評因循守舊的“公式”和“八股”的創作方法，要求“熟中見生”，創造各自的新風格。他是真正繼承了“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祖國優良傳統，使中國繪畫藝術得到了發展。他寫給劉勃舒信中曾説：“學畫最好以造化為師，故畫馬以馬為師，畫雞以雞為師……。不必學我，真馬較我所作馬更可師法。”先生以“獨持偏見，一意孤行”的鬥爭精神，排除阻力，積極開拓中國藝術的新道路。於此，先生就許身於藝術教育事業，以其畢生的精力，致力於發掘人才，獎掖後進，並培養青年使之在藝術上得到成長。

    先生平日對待學生像嚴父慈母一樣。記得一九三四年他帶領我們三年級同學去浙江于潛（今併入臨安縣）天目山寫生，在杭州住了一夜，準備次日包車出發，第二天清早剛濛濛亮，我以為時間還早，先到清波門外去看望一位多年未見的朋友。清波門離西湖很遠，又走錯了路，回到旅館時，我們的隊伍已坐在車上，等侯我一個半小時了。同學們幾次建議先生留下條子先開車，先生沒有同意。我跳上汽車，感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覺得內疚，不敢作聲。在車行駛中，我受到先生從未有過的嚴厲指責，其最重的一句話是“要你當兵，江山必失”，給我震動很大。杭州距于潛有幾百里路，我們到了山門，爬上天目山老祖殿，安排好生活，夜幕已低垂了。大家圍坐在煤油燈下休息，我無精打采地思索，總覺得有一塊石頭壓在心上似地沉重。老師此時卻和顏悅色地逗我説：“不舒服吧！磨墨，給你畫張畫吧！”當即揮筆，畫了一幅《睡貓圖》。我受畫之餘，心情有難於形容的激動。先生所以畫“睡貓”是有其用意的。當我們隊伍從南京出發，在途中，老師出了一個考題，要我們回答“你們所看到的我所作的畫，什麼最好？”同學們的回答並不一致，有説“馬”，有説“雄雞”，也有説“牛”。然而我偏説“貓”最好。先生獨稱我“有眼光”。這張《睡貓》既為我所喜愛且更寓有潛移默化的涵義，使人深深感謝先生對我的教育。以後多年來我把它挂在我的床邊，作為“處事三思而行”的座右銘。

    我們這次在天目山，師生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大家都席地而睡。先生有一個瓷缸，內裝有一些花生米，這是他饑餓時權作點心用的。同學們看後總覺嘴饞，就把他的花生米“分而食之”。等到晚上先生發現已“空空如也”，就敲著瓷缸風趣地説：“樓上老鼠太多啊！”大家轟堂大笑。我們就是這樣師生情同父子。

    在天目山二十幾天的寫生生活中，師生形影相隨，更深一層地了解了先生過去的苦難歷程和他堅強的性格。他在藝術上的卓越成就，是在萬惡的舊社會裏磨煉奮鬥出來的。我深深領會到“窮而後工”、“知恥必勇”的深刻涵義，進而對先生更加崇敬。

    先生對我的教育，像春風、甘霖似的，使我們朝著正確的藝術道路前進，對於藝術事業也增加了興趣與信心。一九三二年暑假，我在家鄉組織並主持了“白浪畫會”，吸收了曾在其他藝術院校學習過的青年畫家舉辦畫展，以後畫展逐年舉行，同時在當地報紙編印專刊發表。這些活動受到了先生的讚許和鼓勵。

    先生善於識別人才，愛才如命。一九二八年先生應邀去福州創作被日寇慘殺的蔡公時歷史畫時，在集美中學認識了該校教師張書旗，對他的才華非常賞識，毅然決定請他來中大助教。從此張書旗的花鳥畫之名逐漸揚開了。一九三一年，先生去南昌遊，發現了當時正處於困境之中的傅抱石，先生認為此人有思想，有才華，便主動登門，再三鼓勵，並協助他赴日留學。

    一九三三年，國民黨政府組織了在柏林的中國畫展。先生認為它不足以代表中國的真正藝術水準，毅然決定籌辦（非官方性的）另一中國畫展，考慮徵借稀有的傳統繪畫珍品和確有代表性的現代作家的佳作。當時無錫大收藏家壯陶閣裴家收藏的珍貴名畫甚多，要我去疏通商借。我和裴家本來很熟，聯絡比較順利，裴老聽説這是徐老生的請求更樂意支援。因藏品都保管在上海“四行”保險庫中，相約在上海裴的親家李宅（李準後代）評選。參加選畫工作的還有江小鶼、郎靜山、滑田友等人。最後決定徵借李思訓的《江山漁樂圖》、王冕的《梅》等四件珍品。記得這四件的保險費高達三十萬銀元，先生回國後曾對我講。這四件東西為展覽增色不少。在遠遊西方途中，他都隨身攜帶。

    這次在法國舉行的中國畫展，有和國民黨在德國舉行的中國畫展覽打對臺的性質，自然會碰到重重阻力和障礙。當他從法國來信提到他在馬賽上岸時，立刻受到國民黨官僚李石曾的刁難，先生憤而斥之為“老狗”。當時先生處境之困境儘管如此，但先生這次遠征辦中國畫展仍然取得全勝，載譽而歸。

    擁有珍品三百多件的中國畫展，先在法國巴黎展出，盛況空前；此後，英、德、意、蘇等國紛紛相繼邀聘他前去辦畫展。當時中國還是個半殖民地國家，在歐洲很被蔑視，要是提到東方藝術，似乎只有日本。而這次畫展震動了西歐各國藝壇，可算得揚眉吐氣。先生凱旋歸來時，在上海世界社園子裏舉行了有葉恭綽、張溥泉、張大千等人參加的歡迎晚會。會上，我聽到有人這樣説：“這次中國藝術打出去，開了有力的一炮，在國際藝壇上破除了西方人輕視中國文化藝術的偏見，在世界藝壇上為祖國文化樹立起威信。”這一畫展也給祖國人民帶來了莫大的鼓舞和自豪感。

    先生在其艱辛的旅途中，不斷給同學們寫信，費城武、孫多慈和我屢次接到他的海外飛鴻，或寄畫片，或問學習（他的信，經常用印有名畫的明信片，得了信，也同時得到名畫的紀念品，然而，我更高興讀他來的信）。他命我將我的油畫創作《鐵工》攝影放大寄去展覽，可見他無時不在關心我們的藝術成長。

    先生自這次回國後，思想行動都有很大變化。他的服裝改了。過去，他愛穿黃銅鈕扣的青色土布長衫，顯得儉樸古雅，這時則常穿栗殼色的列寧裝，顯得精神抖擻。我想在當時敢於穿戴蘇聯式樣的裝束是出奇的，也應該説是追求進步的。他並經常興奮地談論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濃厚情誼。

    一九三六年秋，蘇聯版畫在上海青年會舉行展覽，先生約我同去觀看，參加座談。在會上，繼魯迅先生發言後，先生盛讚蘇聯版畫對中國木刻藝術的影響。抗戰時期，在重慶，他又在木刻展覽會上訂購古元等的作品，給予進步木刻家以有力的支援和鼓勵。

    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先生的所作所為引起了反動派的不滿。當先生從蘇聯回國以後，周圍的壓力更加明顯，尤其蔣碧薇受張道藩的唆使，在家庭中也百般刁難，個別學生或趨附討好“師母”和張道藩之流，或別有用心，更增加了對先生的困擾。

    一九三六年底的一天，先生突然找我並約陳曉南、黃養輝到北門橋中華樓吃晚餐，席間拿出一張《朝報》（當時南京的小報），上面刊載著惡意誹謗先生的文章。當時，先生很氣憤，意欲反擊，被大家極力勸阻。因為當時國民黨報社的某些所謂“記者”常常是無所不為，或是敲詐勒索，或是無事生非，這種文章也司空見慣，大可不必與之較量。聽了大家的意見，先生領首平息。

    先生的一生多半是在這樣的社會和家庭的層層壓抑和折磨的困境中渡過的。淒涼、獨身的生活，無恥、惡毒的誹謗，沒有壓垮過先生，他不顧一切地在藝術事業上發奮圖強，而在窮而後工，奮發圖強的背後，掩藏著他人難知的各種隱痛。

    一九三五年，我們班級即屆畢業之際，先生計劃帶我們去蘇聯作畢業參觀，蘇聯使館表示歡迎，並同意隊伍進入蘇境後，一切費用概由蘇聯負擔。同學們都興高采烈地整裝待發，但遭到國民黨的阻撓與破壞而未果。這對先生來説，無疑又是一次精神上的沉重打擊。

    “七七”蘆溝橋事件發生後，全國人民一致抗日。不久，淞滬淪陷，國民黨不戰而敗，不敗而退，幾十萬大軍從前線潰退下來。我只得踉蹌攜眷逃到漢口。先生得知我的情況，當即匯來五十元讓我奔赴重慶。先生對我這次流亡遭難，表示深切同情。特別在聽我申述他過去贈予我的若干手跡不幸被劫喪失時，寬慰我説：“人能闖出死亡線，就是大幸，何必再斤斤計較身外之物呢？”他邊説邊畫《立馬》一幅見贈，以慰我傷感之情。這幅畫保存至今，成為我唯一的珍貴紀念品。每當面對遺作，便會勾起我無限的孺慕之情。

    我在重慶初住于同鄉中央大學建築系主任虞炳烈先生處，繼而又遷住郭有守先生家。徐先生非常喜歡吃我家的紅豆稀飯，並常引黃君璧、射稚柳、謝壽康等相過從，談論國事或交流繪畫經驗，感情非常融洽。有一次，先生帶來硬質柿子，我對它毫無興趣，全不沾唇，可是他説：“你還沒有發現其中的滋味。”強迫我吃了一口，味道卻很美。他就含笑説：“由於對事物的偏見，會失去很多好機會；凡事甜酸苦辣，都必須親口嘗一嘗，才能得到真理。”這一席話是説出實踐檢驗真理的金玉良言。

    一九三八年先生去前線，臨行時囑我照顧在七星岩託兒所的兒女伯陽、麗麗和他的侄徐煥如。此後，他又輾轉國外，在新加坡、檳榔嶼等地舉行畫展，為祖國募捐救災。後來又應詩人泰戈爾之邀，到了印度。他的《泰戈爾像》、《印度牛》、《愚公移山》等作品都是在印度創作的。

    一九四二暑假，先生回到重慶，這時我在重慶磐溪國立藝專教書，他招我去石家花園同住。先生作畫還是勤奮不懈，他每天早晨四五點鐘起身作畫已經成為習慣。他將抗戰必勝的信念形之筆墨，完成了《群獅》等作品。先生在重慶時，身體極其虛弱，但他關心別人勝過自己。在我晚上作畫時，先生常把他所用的電石燈和我所用的桐油燈對調，他始終鼓勵著我。記得一九三四年春，我還在學生時代，我的女友從家鄉來到教室看我，他得知這位女客是我的“fiancee”時，異常高興地宣佈説：“我今天請客看戲！”就叫同學楊登廷去明星京劇院訂購二十張當晚麒麟童（周信芳）表現盧俊義被迫上梁山的戲票，全班同學作陪。他對於學生能找到理想的對象，喜悅萬分，祝願學生前途幸福的心情竟至於此！

    一九四四年暑假，前國立藝專校長陳之佛先生去職，我也隨之而被解聘。舊社會“一朝天子一朝臣”已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但失業對我這個子女成行，家累重重的人來説，是不堪設想的。當時，先生正臥病在床，得知我失業的消息，十分焦慮，一時無法為我另謀工作，便交給我致中央大學校長顧毓和美術系主任呂斯百函各一通，申請辭去他在中大的職務，並推薦我補缺。顧毓 表示可由斯百考慮再定。結果斯百同意先生辭職，卻任用了他自己的朋友頂替。事後，呂夫人親臨寒舍作了一番解釋“的油畫不能賣錢，而你還能作國畫，可不急於工作，斯百會給你設法解決的，可以放心”。

    先生為解決學生的生活問題而犧牲自己的生活來源，尤其在病中，這種恩深如海的崇高情宜使我銘感終生，難以忘懷。

    先生的生活，儉樸節約，異乎常人，這與他的出身貧寒是有關聯的。他在幼年時期，家境情寒，隨父賣畫為生。父歿，一身獨挑家庭重擔，經歷坎坷，流浪到上海，食宿無所，非人所堪。所以他感到粗茶淡飯已是無尚滿足，不遑他求。在歐洲八年留學期間，也常不免斷炊挨饑的生活。歸國以後，聲譽日隆，位高俸厚，仍不忘本，節衣縮食如故，經常以山芋充饑，粗衣裹身，出門旅行，行李之外，一把傘而已。他常説：“人不能忘本，我們都窮出身阿！”

    先生不僅熱愛祖國的傳統藝術，而且熱愛祖國的土地和人民，熱愛和平和自由。記得抗戰結束，在重慶舉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我們在石家花園中國美術學院閒談時，有人提出“一個國家能否有兩種軍隊”的問題，他表示説：“現在在中國，如果延安沒有軍隊的話，哪有人民發言的權利？”

    先生對祖國無比忠誠，而國民黨統治集團給予他政治上的種種刁難，家庭生活上的挑拔中傷，他在精神上受盡了折磨，簡直迄無寧日。儘管如此，先生仍愛畫如命，不僅自己創造了無數的藝術財富，而且節衣縮食蒐購了不少古代珍品文物。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先生累勞成疾，舊症復發，不幸離開了我們，臨終遺言，願將其所有保存的製作和收藏的古畫文物珍品數千件全部奉獻給祖國。先生的這一義舉，表現出他一生辛勤勞動無比高尚的情操。

    現在徐悲鴻紀念館已巍然矗立於首都，先生一生的光輝業績和他的偉大形象將永遠為海內外人士所仰慕，他那崇高的精神遺産和藝術財富將永遠輝映宇宙，光照人寰。

    作者： 楊建侯

    原載《徐悲鴻》，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