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在小商人家庭,從小受封建家庭意識的影響——女子無才便是德。四歲時雙親要我伴同兄長就讀于鄰家的門館(私塾),讀的是《女兒經》、《女孝經》等課本。三年後,兄和弟都被送入新小學,而我則留家習女紅。幼小的心中感覺到十二分不服氣。兄和弟放學回家,嘴裏唱著老教育家沈心工編的歌曲"一個小球圓滾滾……",我這個七歲的女孩子非常羨慕,但又不敢直言,而求學之心,更形迫切。幸運的是我的父母都無姊妹,雙方兩代只我一個女孩。大概父親比較開明些,也有些偏愛,常聽他説:"老二換了老大,多好D!"
八十年前,一個姑娘到十八歲尚未攀親(訂婚)就有當老姑娘的可能了。鄰居有一位名中醫的姑媽就是這樣的一位老姑娘。她知道上海南市鄉紳在龍華辦有一所女貧民院,她計劃去該院當一個保姆,借此機會讀書謀生,要我陪她同去參觀。那年我十一歲。是一個春天的日子去的。參觀後,我很羨慕,自己也莫明其妙地忽然想到去報名,要入學讀書,説自己是孤兒,父母雙亡,寄居在舅父母家。那時我外祖母早寡,沒有生男孩子,我哥哥做了她的嗣孫,我們就全家依外祖母生活。我當初並不懂得院方是調查核實的。怕被父母知道要大受責罰,嚇得發高燒(老母親治家很嚴)。意外的是我發了高燒,不但免受父母責罰的皮肉之苦,反而得到父母的憐惜,認為我求學心切,允許在當年秋季,進入基督教會辦的清心女子高小(現在為上海市第八中學)。讀書要有"三性":勤讀性、記性和悟性。有了三性,成績就比較好。我讀書勤奮記性又好,一年以後,校長對我父親講:這孩子很聰明,不要早早替她攀親,讓她讀書去!"校長的誇獎讓我的上兩代長輩非常高興,從此也把我視同男兒了。
我中學是在上海晏摩氏女中(現在是北郊中學)畢業的。晏摩氏女中和滬江大學是同一個教會系統,比一般教會學校新一些,英文課請的英國教師,讀的是英國名著(美國教會學校大都是美國人教的)。記得有一次孫中山先生在男青年會演講,晏摩氏校隊唱詩班和其他教會女中輪流擔任英文歌節目。第一次見到了孫夫了。1918年中學畢業,留校任教。當時父母已為我訂婚,老母親嘀沽著説:"女孩子花這麼大錢讀書,出嫁仍要賠一付粧奩",後來,大學錄取名單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我就自已寫信要求解約,立志不當"賢妻良母"。
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晏摩氏女中校長派我陪學生參加開會(當時教會女校學生非家長來接,是不準出校門的)。使我眼界大開。才感覺到中學生活是在一隻鳥籠中過的,教育太窄。我經常看當時的進步報紙,特別是《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也讀《女子解放》、《新青年》、《新潮》等。當時有一位北京學生代表借給我看易卜生著的《娜拉》(The Doll's House),幫助我懂得了女子要求平等,首先要有知識和經濟獨立。還要有健全些教育。因為這樣,我被校長開除教職,罪名是"過激派"。
當時上海第一任學生會會長是復旦大學的華僑生何葆仁,評議部長是何世楨,何世楨後來擔任第二任學生會會長。何世楨是東吳法大學生,後來擔任過上海高等法院院長,私立持志大學校長等職。學生會日刊社社長是潘公展,他後來擔任過國民黨上海市教育局局長。我曾在日刊社工作過。受到了他們的啟發和影響。全國學生會會址附設在上海學生會內,因此我也有機會認識北京代表羅家倫,他是寫第一篇學生運動宣言的,後來成為我遠房堂姊張薇貞的丈夫,擔任過國民黨的教育部長,還有康白培、段錫朋、張國燾等。南京的代表有王德熙,他也是強烈要求南京高等師範"開女禁"的。他是四川人,畢業回川後,在楊森處當秘書,聽説後來被楊槍斃了。北京學生代表介紹我拜見了陳獨秀、張國燾等當時進步人氏,他們多次鼓勵我深造考大學。1920年春,我和張薇貞同去浙江湖州教會辦的湖群女校補習,校中原有幾個愛國分子,如王會悟,她是沈雁冰先生(矛盾)的表妹,她領我見過沈雁冰兩次。後來烏鎮當局要捕她,同學派我送她到上海去。我母親不肯招待,原因是王會悟已剪短頭髮。就由上海學生會會長何世楨接待,留在他家一週,就介紹到全國學生會當秘書。以後,她和留日學生代表李達結婚,現仍健在,住在北京。王會悟曾為中國共産黨第一屆代表大會轉移到嘉興南明船上開會,作過佈置,還有一位叫陳達人,是嘉興人,對此事也是有功的。另外還有毛彥文,湖州學生會的文稿,大半是她的手筆。曾擔任過《浙江日報》編輯,以後嫁給了熊希齡,又到美國教中國史,現已退休。還有一位叫朱曦,是熊希齡的內侄女,我入湖群女校時,她在樓上望見兩個新生和介紹我們入校的老生一同走進校門,就説我們是"一丘之貉"。有兩天早晨,王會悟看到我們倆人在看婦女解放雜誌,就要朱曦來探聽我們究竟是何種人物,相互介紹以後,就立刻成為同志了。一次,有個小小的運動,校方把要開會同學趕出校外,開好會才可回去上課,我們六人是在湖群女校受過一些靡難的。
不久,我接到《時事新報》記者王公弼給我資訊,南京高等師範決定"開女禁"。當時教育會長黃炎培是大力支援各校招收女生的。在開學典禮時,黃炎培將出席講話。我接到這個資訊,就從湖州回滬復習,準備投考,朱曦則被她姑媽召回北京。
當時我國無國立女子大學。唯一的女大是教會辦的金陵女子大學。各處代表為我出謀劃策。説北大官僚氣太濃,南京高等師範學風濃厚,不如向南京要求"開女禁",時事新報記者幫助起稿申請。南京高等師範當時的校長是郭秉文,教務長是陶知行(後來改名陶行知),名教授楊杏佛(楊銓)和教育系主任陸志韋(後來任燕京大學校長),都有意"開女禁"。經多數女同學要求,許多老師(多數是四川、湖南籍的)也表示支援。認為可以正式招考女生。
那時北大蔡元培校長和胡適之教授亦有"開女禁"之意,後來不知何故,1920年蔡校長僅接收幾個旁聽生。這樣1920年秋南高師正式"開女禁",成為中國第一所招生女生的高等學府了。南高師在1921年改名為國立東南大學。
第一年投考南高師的女生約百餘人,大半是各省女中或師範多年任職的教師,正式錄取的只有八人。其中七人是教會學校出身,另一人是南京一女師畢業。學校為女生設正副女生指導員,體育教師當然也是女的,都是教徒。第一年還有五十多位旁聽生。正式生和旁聽生,是分開住宿的。
現將第一屆八位女生作一簡單回憶:
①李今英,後為英文系主任梅光迪夫人,建國後去美,在密西根任教,曾寫"南高開女禁"一文,登在該校日報上,並附有八位女生像,曾將報紙寄我,可惜文革中毀了。
②陳梅保,後回香港母校任職,近況不祥。
③黃叔班,抗戰中隨丈夫回貴陽,其夫王克仁是東大同學,貴陽師範學院院長。我到貴陽前,王君約要我去貴陽師大任課。我到貴陽休息一週後,又登上我親愛的講臺了。
④曹美恩,留美。
⑤吳淑貞,建國前去台灣,她丈夫胡照祖,是胡適之先生侄子,他倆同班同學。胡照祖建國前任北京社會局局長。
⑥韓明夷,畢業後任蘇州女師副校長,以後陳鶴琴先生聘她在上海為工部局女中校長,建國前去香港,因飛機失事遇難。
⑦倪亮,從南京一女師入南高師的,畢業後和同學吳俊升結婚,現在香港。
⑧張佩英(現名張蓓蘅),終身任教,曾任上海市清心女中和南洋模範中學英文、生物教師四十年。抗戰期間因不願在淪限區教書,為反對侵略,去大後方四年。勝利後返滬,仍在南洋模範中學任教。于62年退休。
1922年,全世界基督教青年會在我國開會。東南大學(當時南京高等師範已歸併東南大學)的學生李今英和我當選為會議代表,開會地點在北京清華大學。在這次會上,接觸了各國人士,學到了世界上許多新知識,開闊了視野。後來又在中南海懷仁堂見到了當時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參觀了當時不開放的許多名勝古跡,還聽了很多知名人士的演講。
在學生運動最緊張的時期,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環龍路設有國民黨辦事處,他派孫鏡亞先生常來學生會了解情況。1920年初,孫鏡亞先生介紹何葆仁、何世楨、狄狄山(此人後為中山先生廣州大本營秘書)和邵禹襄加入國民黨,由中山先生親自為他們行入黨儀式,作為中央直屬黨員。邵禹襄是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在學生代表中他對女代表非常尊重。我們幾個張姓女同學背後戲稱他為"新青年聖人"。1927年春,我和邵禹襄結了婚。
我的一生是幸運的。雖未蓋棺,確可定論。學生眾多,不乏有成就的人,因此"師以生貴"。八十年前在普通舊式家庭成長的女孩子,居然能進教會學校求學,是一幸也;1919年五四運動,我能親身參加,接受許多新思想,認識許多進步人士,二幸也;後來能進入國立大學求學,而且成為我們第一批進入國立大學的女生,且因男女同學,相互競爭,特別勤奮,為婦女爭先,立志做一個不平凡的平凡教師,終身矢志不諭,三幸也;大學時,陳鶴琴教授的兒童心理課和鄭曉滄教授的教育心理課,都教導我當一個教師,不只是上課講學,還要注意教學法,能引起學生對學習的興趣,還要不斷地進修,只有這樣,才會進步。四十年來,我一直謹遵師訓,現雖工作成績未能達到自己的理想,組織上但和學生給我良好的評價,我在十年浩劫傷痛之餘,仍能安度晚年,身體健康,真是幸福中之最大幸福也。
作者:張蓓蘅
南京大學校慶網2002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