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一個姑娘到十八歲尚未攀親(訂婚)就有當老姑娘的可能了。鄰居有一位名中醫的姑媽就是這樣的一位老姑娘。她知道上海南市鄉紳在龍華辦有一所女貧民院，她計劃去該院當一個保姆，借此機會讀書謀生，要我陪她同去參觀。那年我十一歲。是一個春天的日子去的。參觀後，我很羨慕，自己也莫明其妙地忽然想到去報名，要入學讀書，説自己是孤兒，父母雙亡，寄居在舅父母家。那時我外祖母早寡，沒有生男孩子，我哥哥做了她的嗣孫，我們就全家依外祖母生活。我當初並不懂得院方是調查核實的。怕被父母知道要大受責罰，嚇得發高燒(老母親治家很嚴)。意外的是我發了高燒，不但免受父母責罰的皮肉之苦，反而得到父母的憐惜，認為我求學心切，允許在當年秋季，進入基督教會辦的清心女子高小(現在為上海市第八中學)。讀書要有"三性"：勤讀性、記性和悟性。有了三性，成績就比較好。我讀書勤奮記性又好，一年以後，校長對我父親講：這孩子很聰明，不要早早替她攀親，讓她讀書去!"校長的誇獎讓我的上兩代長輩非常高興，從此也把我視同男兒了。

    我中學是在上海晏摩氏女中(現在是北郊中學)畢業的。晏摩氏女中和滬江大學是同一個教會系統，比一般教會學校新一些，英文課請的英國教師，讀的是英國名著(美國教會學校大都是美國人教的)。記得有一次孫中山先生在男青年會演講，晏摩氏校隊唱詩班和其他教會女中輪流擔任英文歌節目。第一次見到了孫夫了。1918年中學畢業，留校任教。當時父母已為我訂婚，老母親嘀沽著説："女孩子花這麼大錢讀書，出嫁仍要賠一付粧奩"，後來，大學錄取名單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我就自已寫信要求解約，立志不當"賢妻良母"。

    在1919年五四運動時，晏摩氏女中校長派我陪學生參加開會(當時教會女校學生非家長來接，是不準出校門的)。使我眼界大開。才感覺到中學生活是在一隻鳥籠中過的，教育太窄。我經常看當時的進步報紙，特別是《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也讀《女子解放》、《新青年》、《新潮》等。當時有一位北京學生代表借給我看易卜生著的《娜拉》(The Doll's House)，幫助我懂得了女子要求平等，首先要有知識和經濟獨立。還要有健全些教育。因為這樣，我被校長開除教職，罪名是"過激派"。

    當時上海第一任學生會會長是復旦大學的華僑生何葆仁，評議部長是何世楨，何世楨後來擔任第二任學生會會長。何世楨是東吳法大學生，後來擔任過上海高等法院院長，私立持志大學校長等職。學生會日刊社社長是潘公展，他後來擔任過國民黨上海市教育局局長。我曾在日刊社工作過。受到了他們的啟發和影響。全國學生會會址附設在上海學生會內，因此我也有機會認識北京代表羅家倫，他是寫第一篇學生運動宣言的，後來成為我遠房堂姊張薇貞的丈夫，擔任過國民黨的教育部長，還有康白培、段錫朋、張國燾等。南京的代表有王德熙，他也是強烈要求南京高等師範"開女禁"的。他是四川人，畢業回川後，在楊森處當秘書，聽説後來被楊槍斃了。北京學生代表介紹我拜見了陳獨秀、張國燾等當時進步人氏，他們多次鼓勵我深造考大學。1920年春，我和張薇貞同去浙江湖州教會辦的湖群女校補習，校中原有幾個愛國分子，如王會悟，她是沈雁冰先生(矛盾)的表妹，她領我見過沈雁冰兩次。後來烏鎮當局要捕她，同學派我送她到上海去。我母親不肯招待，原因是王會悟已剪短頭髮。就由上海學生會會長何世楨接待，留在他家一週，就介紹到全國學生會當秘書。以後，她和留日學生代表李達結婚，現仍健在，住在北京。王會悟曾為中國共産黨第一屆代表大會轉移到嘉興南明船上開會，作過佈置，還有一位叫陳達人，是嘉興人，對此事也是有功的。另外還有毛彥文，湖州學生會的文稿，大半是她的手筆。曾擔任過《浙江日報》編輯，以後嫁給了熊希齡，又到美國教中國史，現已退休。還有一位叫朱曦，是熊希齡的內侄女，我入湖群女校時，她在樓上望見兩個新生和介紹我們入校的老生一同走進校門，就説我們是"一丘之貉"。有兩天早晨，王會悟看到我們倆人在看婦女解放雜誌，就要朱曦來探聽我們究竟是何種人物，相互介紹以後，就立刻成為同志了。一次，有個小小的運動，校方把要開會同學趕出校外，開好會才可回去上課，我們六人是在湖群女校受過一些靡難的。

    不久，我接到《時事新報》記者王公弼給我資訊，南京高等師範決定"開女禁"。當時教育會長黃炎培是大力支援各校招收女生的。在開學典禮時，黃炎培將出席講話。我接到這個資訊，就從湖州回滬復習，準備投考，朱曦則被她姑媽召回北京。

    當時我國無國立女子大學。唯一的女大是教會辦的金陵女子大學。各處代表為我出謀劃策。説北大官僚氣太濃，南京高等師範學風濃厚，不如向南京要求"開女禁"，時事新報記者幫助起稿申請。南京高等師範當時的校長是郭秉文，教務長是陶知行(後來改名陶行知)，名教授楊杏佛(楊銓)和教育系主任陸志韋(後來任燕京大學校長)，都有意"開女禁"。經多數女同學要求，許多老師(多數是四川、湖南籍的)也表示支援。認為可以正式招考女生。

    那時北大蔡元培校長和胡適之教授亦有"開女禁"之意，後來不知何故，1920年蔡校長僅接收幾個旁聽生。這樣1920年秋南高師正式"開女禁"，成為中國第一所招生女生的高等學府了。南高師在1921年改名為國立東南大學。

    第一年投考南高師的女生約百餘人，大半是各省女中或師範多年任職的教師，正式錄取的只有八人。其中七人是教會學校出身，另一人是南京一女師畢業。學校為女生設正副女生指導員，體育教師當然也是女的，都是教徒。第一年還有五十多位旁聽生。正式生和旁聽生，是分開住宿的。

    現將第一屆八位女生作一簡單回憶：

    ①李今英，後為英文系主任梅光迪夫人，建國後去美，在密西根任教，曾寫"南高開女禁"一文，登在該校日報上，並附有八位女生像，曾將報紙寄我，可惜文革中毀了。

    ②陳梅保，後回香港母校任職，近況不祥。

    ③黃叔班，抗戰中隨丈夫回貴陽，其夫王克仁是東大同學，貴陽師範學院院長。我到貴陽前，王君約要我去貴陽師大任課。我到貴陽休息一週後，又登上我親愛的講臺了。

    ④曹美恩，留美。

    ⑤吳淑貞，建國前去台灣，她丈夫胡照祖，是胡適之先生侄子，他倆同班同學。胡照祖建國前任北京社會局局長。

    ⑥韓明夷，畢業後任蘇州女師副校長，以後陳鶴琴先生聘她在上海為工部局女中校長，建國前去香港，因飛機失事遇難。

    ⑦倪亮，從南京一女師入南高師的，畢業後和同學吳俊升結婚，現在香港。

    ⑧張佩英（現名張蓓蘅），終身任教，曾任上海市清心女中和南洋模範中學英文、生物教師四十年。抗戰期間因不願在淪限區教書，為反對侵略，去大後方四年。勝利後返滬，仍在南洋模範中學任教。于62年退休。

    1922年，全世界基督教青年會在我國開會。東南大學（當時南京高等師範已歸併東南大學）的學生李今英和我當選為會議代表，開會地點在北京清華大學。在這次會上，接觸了各國人士，學到了世界上許多新知識，開闊了視野。後來又在中南海懷仁堂見到了當時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參觀了當時不開放的許多名勝古跡，還聽了很多知名人士的演講。

    在學生運動最緊張的時期，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環龍路設有國民黨辦事處，他派孫鏡亞先生常來學生會了解情況。1920年初，孫鏡亞先生介紹何葆仁、何世楨、狄狄山(此人後為中山先生廣州大本營秘書)和邵禹襄加入國民黨，由中山先生親自為他們行入黨儀式，作為中央直屬黨員。邵禹襄是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在學生代表中他對女代表非常尊重。我們幾個張姓女同學背後戲稱他為"新青年聖人"。1927年春，我和邵禹襄結了婚。

    我的一生是幸運的。雖未蓋棺，確可定論。學生眾多，不乏有成就的人，因此"師以生貴"。八十年前在普通舊式家庭成長的女孩子，居然能進教會學校求學，是一幸也；1919年五四運動，我能親身參加，接受許多新思想，認識許多進步人士，二幸也；後來能進入國立大學求學，而且成為我們第一批進入國立大學的女生，且因男女同學，相互競爭，特別勤奮，為婦女爭先，立志做一個不平凡的平凡教師，終身矢志不諭，三幸也；大學時，陳鶴琴教授的兒童心理課和鄭曉滄教授的教育心理課，都教導我當一個教師，不只是上課講學，還要注意教學法，能引起學生對學習的興趣，還要不斷地進修，只有這樣，才會進步。四十年來，我一直謹遵師訓，現雖工作成績未能達到自己的理想，組織上但和學生給我良好的評價，我在十年浩劫傷痛之餘，仍能安度晚年，身體健康，真是幸福中之最大幸福也。

    作者：張蓓蘅

    南京大學校慶網2002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