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底，北大物理學院期末考試，作為電動力學授課老師的俞允強發現：考試的125份考卷中，若按常規評定，不及格的佔到近30%，比學校學生守則中的規定高出兩倍半以上。為避免對教學秩序産生過大衝擊，他最後定了23份不及格。俞允強在信中説，這絕不是偶然的個例，“我從自己的教學經歷中感到，這種局面是從90年代初起逐漸惡化的。我感覺至少有10年了，學生的學習效果在‘穩步地’下降……”

    學生答卷足以讓老教授吐血

    “為什麼要寫這封信？”這位已經有43年教齡的老教授面對筆者的提問時，顯得有些許無奈，他説他是帶著“失望”的心情寫這封信的。他告訴筆者：他現在寫這封信，並不是因為今年的現象特別嚴重，去年也有類似情況，甚至近10年來許多課幾乎都存在這種現象。

    老教授説，從這次考試看，學生最終對電動力學掌握情況之糟很驚人。只看第一道elementary的題目就很觸目驚心。全題16分，125人的平均得分僅為9分左右。在學完電動力學後，對於線性介質中的Maxwell方程對磁鐵不適用這樣的常識竟有近一半人不知道！他痛心地説：“這局面足以讓老師吐血！”而這種現象在大學校園很普遍。

    俞允強寫這封信的目的只是出於一種強烈的責任心，“現在學校的目標是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而學生學習狀況的‘穩步’下降與學校水準上升為一流是格格不入的。這才是我耿耿於懷的問題。”

    教師無奈當“好心人”

    俞允強老師説前幾年他曾做過統計，估計總有10%的學生經常不來聽課，大面積不及格隨時都有可能出現。尤其這半年正值TOEFL和GRE考試，大量同學的主要精力完全不在正課學習上。對於今年這樣的局面他一點兒也不意外。

    筆者帶著俞允強老師提出的疑問採訪了一些高校的老師。“深有同感，又無能為力”是老師們説得最多的話。

    合肥科技大學的一位師從於俞允強教授的教師，看到他在網上發表的信後，打電話給俞老師，表達了“心有慼慼焉”的感慨。他拿出10年前的考卷和今年的考卷相比後發現：試題越來越容易，不及格的人數卻越來越多。老師為了不讓學生難堪，都會加分或降低難度來“迎合學生的實際情況”。

    一位在大學任教的鮑老師告訴筆者，這樣做其實也很無奈，因為教師夾在學校與學生之間是兩頭為難。他説，大面積的不及格在高校中被稱為“事故”。一旦發生了“事故”，學校領導會找老師協商，不然就會有“小鞋”穿。而要避免“事故”的發生，就要相應地掌握“平衡”的原則，也就是約定俗成地將大部分人的成績控制在65分到75分之間，不及格人數與高分人數差不多。

    鮑老師説，他的經驗就是在評卷時，只需改好、中、差各2份共6份卷就知道哪些題該松些，哪些題該緊些，全班平均是個什麼分數，這樣就可以避免明顯“犯規”的情況出現。

    可對於老師的“好心”，學生卻不見得領情。“分數並不重要，如果你不想考研的話，60分和90分是一樣的。”學哥學姐們如此傳授給下一屆。在天津某高校就曾出現過，《概率論》考試，全班大部分人卷面不及格，但分數出來時，全班又全部通過及格線的鬧劇。

    教材老化、教育模式陳舊是“矛盾催化劑”

    採訪過程中，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無一例外地將造成目前的狀況歸結為教材老化和“填鴨式”的教學模式。

    據了解，目前學校多數沿用老教材，雖然有所改進，但實用性與針對性並不強。尤其是一些更新速度很快的專業課教材更是無法滿足學生的要求。北京理工大學一位學電腦的學生抱怨：“現在的電腦知識更新的速度特別快，可我們現在還在學C語言、FORTURN這些早就過時的課程，一點意義都沒有。”

    清華大學教授劉西拉去年曾做過的一次調查顯示：53%的學生對整個教學環節認為“不滿意”和“很不滿意”；79%的學生認為在大學苦讀幾年後，“能學到一點點”和“根本學不到”有用東西。在課程設置方面，認為專業課設置合理的只有8%，認為“選修課不合理”的學生比例達72%；尤其是在“整體教學效果”和引起學生“對該課程的興趣”方面評價普遍不高。

    當校園裏“供需”發生矛盾時，身處高校的老師率先嗅到這一氣息。俞允強説，他曾多次和校領導進行交流，雖然大家都有共識，但並未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上海師範大學校長楊德廣將此歸結為目前這些重點院校把興奮點放在與一般高校、民辦高校爭奪生源上，這必然削弱對科研的投入，從而降低學術水準和辦學水準。楊德廣對此毫不諱言：這是一種沒有出息的做法！

    心理浮躁與體制僵化是“矛盾製造者”

    黃先生從某重點高校投資專業畢業，他直截了當地告訴筆者：“目前本科生的水準與國外的學生不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老師平時採取的都是類似高中的“填鴨式”教學，重在普及專業基礎知識，而非引導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互動性極差，甚至這種灌輸性比高中還有過之無不及！學生畢業時根本就不具備獨立研究課題的能力，“老師説麵包渣是麵包渣，絕不會有人問麵包渣是不是麵包。”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道”即知識結構，“業”乃知識內容，“惑”才是疑難問題。因此應該教給學生完整的知識結構才能達到知識的融會貫通。但目前我們的教育尚處在授業、解惑的地步。

    鮑老師給筆者上了一堂課：由於老教材大多都是上世紀80年代編的，適用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計劃經濟體制，那時培養人才的目標極其明確：到工廠裏當技術人員成為“一顆螺絲釘”，不需要學生知道“為什麼和怎麼樣”，所以它所教授給學生的是一個個的知識點，猶如一顆顆晶瑩剔透的珍珠，卻始終不能成為項鍊；但現在我們處在市場經濟、知識爆炸的時代，學生不僅需要了解這是什麼，還要知道“為什麼和怎麼樣”，他們迫切需要掌握的是完整的知識結構和對事物宏觀的把握能力，也就是説他們需要的是一根完整的“項鍊”。但現在教育界卻面臨教師隊伍中出現“斷層”：“文革”前畢業的教師大都到了退休年齡，而年輕教師普遍缺乏實踐經驗，如何將珍珠穿成項鍊成為我們遇到的最大難題。

    不少網友還認為：當我們一味地責備老師時，也不能不看到目前社會上的浮躁心理對學生的影響：重學歷輕學識的現象日益嚴重。

    一位廈門大學的本科畢業生的話代表了大多數學生的想法：“真正有多少在大學裏學到的知識是有用的？”他認為：學生在校園裏與其鑽研業務不如參加各項活動，提高自己的綜合能力；畢業時用人單位看的往往不是學習成績而是工作能力，像有些學生在學校裏當幹部或熱心於社團工作不就是賺點兒“政治資本”嗎？甚至在高校裏還發生過學生為創業而退學的現象。在他們的眼中，學生在學校裏呆4年就是為了鍍上一層金。

    除了參加社會活動培養能力外，學生一進大學就積極地投身於電腦等級、TOEFL、GRE考試，或是上課時挑選一些對自己將來擇業有用的課程學習。北京外國語大學大四的王群告訴筆者：“現在的大學生都比較實用，一些要死記硬背的條條框框的考試，我們不願意浪費時間，特別是一些公共課。”

    在學校教課的鮑老師經常和學生聊天，他認為：學生希望的是，在學校用最短的時間掌握最多的知識，快餐文化在校園中蔓延，各種各樣的輔導班遠比專業課受重視。教材的老化只是表面現象，最重要的是學生強烈的求知慾望與教師仍習慣於一點一滴的零散知識的灌輸方式發生了碰撞，甚至産生了背離，自然表現在學生與老師矛盾的日漸突出。

    當然，矛盾是無處不在的，它的存在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的漠視。

    《人民日報 . 華南新聞》 (2002年03月29日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