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南漂”珠三角800天

人才市場周邊廉價旅館群聚集找工大學生 他們將如何面對從社會精英走向普通勞動者

“這個月我一定要落下腳跟！”走在深圳6月的街頭，任應華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説。

上火車前，媽媽塞給他的3000元已經差不多耗盡。

任應華趕上了三次大潮：出生的1980年，是中國嬰兒潮的尾巴；2000年考上中國地質大學,正是擴招潮之初；而當他畢業的2004年，已經直面殘酷的大學生就業潮了。

2004年3月開始，他輾轉于武漢、廣州、深圳、東莞、中山、佛山，開始了長達800天的求職生涯，成了“南漂”在珠三角的大學生找工族。他住在廉價的出租屋，出沒在人才市場，靠著兩塊錢的六個包子填飽肚子； 他當過服裝廠的“儲備幹部”，一天11個小時站著工作； 他被職業仲介騙過，在街頭被搶過，還遭遇到傳銷。不為人所知的是，與大量漂泊在北京的“北漂”一族相對應，還有數以萬計的任應華這樣的“南漂”一族。

本報記者採訪任應華的目的，不僅為還原其踏足社會的800個日夜，更想探索在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的今天，他們面臨的真實狀況，他們的困惑，他們總結出的樸素經驗。

在和記者告別的時候，任應華告訴記者：“我還有理想，但我現在想的，首先是要生存下去。”

“獨自走下長坂坡，月光太溫柔，曹操啰嗦。”林俊傑這首火爆的《曹操》，讓即使身在千里之外的任應華，仍然時刻想起老家，那是湖北荊門掇刀區的長坂坡。

任應華是家裏最小的孩子，一個哥哥兩個姐姐都在務農。作為家裏唯一的大學生，他是一家人的榮耀，也寄託了一家人的期望。

“兄弟姐妹，包括爸爸媽媽，我是花家裏錢最多的。”穿著一件明顯偏大的白襯衣，曬得黑黑的任應華看上去要比他的年齡來得成熟。“四年大學花了四萬。”

如果任應華能夠預見到找工生涯的坎坷，他會努力學習，他也不會輕易放棄在學校時的幾次面試機會。2004年7月，當任應華畢業的時候，他就面對了失業，帶著父母兄弟湊的兩千塊錢登上了南下的火車。

廣東和華東，這是當年任應華班31個經濟學學生的主要方向，也幾乎是全國大學畢業生的工作目的地。南方人才市場是任應華最常去的地方，和所有畢業生一樣他投簡歷、網上註冊簡歷、參加招聘會。

服裝廠裏當“儲備幹部”

找工的困難出乎任應華的想像，他還遇到了很多騙子。第一次是在東莞，騙子用的是最常見的一招：工作人員稱自己的手機沒電了，用他的打一下，他就借了，然後人家拿了手機就跑了。第二次是人才市場旁的仲介，稱交200塊錢保證找到工作，他交了200元，最後發現工作就是在馬路上用騙術推銷化粧品，先稱送你，最後非要你買那種。第三次則是傳銷，一個校友找到他，稱賣東西每個月可以賺五六千元，還帶了上級來給他上課。他馬上意識到是傳銷，抽身而走。

接下來的兩個月內，任應華面試了十幾個單位，最終三水一家生産小家電的企業要了他，1200元一個月，試用期三個月。他在那裏當了人事助理。

“在那裏還是學到一些東西，熟悉了工廠的管理流程。”任應華説：“但總覺得發展前景一般，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提升，把時間花在三水似乎心有不甘。”於是三個月後，在春節放假之前，任應華辭職了。

回老家過完年後，他又來到廣州開始新一輪找工。運氣似乎越來越差，日子一天天過去，口袋裏的錢快見底了。和很多大學生一樣，那時的他唯一想的就是趕緊找一個活，賺點錢。他去了番禺一家“招儲備幹部”的服裝廠。工廠共招了8名“儲備幹部”。進了廠，他才知道，所謂的儲備幹部就是質檢員，檢查外包的服裝領子有沒有對齊、商標有沒有貼歪。

每天站著工作11個小時，一個星期至少有一天通宵，十幾個人睡在一個房間內。一個月，任應華已深深體味到珠三角民工們的生存狀態。離開成了他唯一的念頭。

服裝廠給了任應華500塊錢，除掉300塊的伙食費，再加上生活用品的一些開銷，從廠裏出來的任應華基本上口袋空空。

他又回到了廣州。多方打聽之後，他和華農畢業的同學住到了岑村，“這個火爐山旁邊的村子偏遠，住在農民家只要120元錢，比天河的城中村便宜多了。”他每天坐著234路車從岑村往返于天河體育中心。

在接下來的3個月，他又陸續面試了10多個單位，“有些只差這麼一點點吧，可能還是自己的知識、工作經驗或者是表達能力不夠。”任應華説：“有時候可能開的工資高了一點，我一開始要求1800元左右。”

生存是殘酷的，“有一段時間每天都吃包子，最便宜的兩塊錢六個包子，吃得都想吐。”再後來，他身上一點錢都沒了，餓了半天，想到上火爐山找野菜。

火爐山上挖野菜充饑

“小時候，姐姐們會經常去挖野菜，拌上點豬油帶著一股清香。”任應華説，“想到這裡就生出了力氣，上火爐山找野菜，但好像廣州的野菜長得和湖北的不一樣。後來看到一塊荒地上長著一些野菜，樣子像生菜。一陣狂喜，拔出來，在電飯鍋裏一煮，一嘗真是苦，一下子就吐了出來。難吃的澀味，恐怕一生都難以忘懷！”任應華苦笑著。

“沒有向父母要錢嗎？”記者問。

“要過3次，每次兩三百塊錢，打電話回家的時候都開不了口。”

任應華喜歡爬山，他覺得爬山可以舒緩心情。火爐山是那一段日子他最常去的地方。“五月正是枙子花開，山上好多花，散發著清香，我和同學突發奇想採花去賣，一把兩塊錢。好高興，坐著車就去到華師賣花，我們哪會賣花啊，開不了口，最終都送給華師的女學生了。”

“那一段，兩個人就不斷地想怎麼可以創點小業啊，有一次還想到賣泉水給茶莊，火爐山有很多山泉，附近的居民都去取，就想著把這些山泉取來賣給一些茶莊，四處聯繫茶莊，最終也沒有搞成。”

“不管怎樣，困境中的人，一定要堅強。苦，並不一定是壞事，它會讓我們知道很多事情，知道同情，知道珍惜，知道美好！”回憶起這一段心酸生活，任應華很慶倖父母親培育了他堅毅的性格。

這樣耗錢的日子似乎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頭。電話裏媽媽的聲音總是會讓任應華有流淚的衝動，媽媽説：“不行就回來吧，在家裏找找。”母親擔心獨自在外的兒子走上邪路。

2005年7月已是求職的淡季，任應華終於踏上了回鄉的列車。

荊門在湖北的地市來説經濟不算差，掇刀在成為開發區後，居民的月每人平均收入差不多有800元。和內地的城市一樣，這裡主要工業是水泥廠、啤酒廠、造紙廠等傳統小企業。但任應華發現困難似乎同樣多：“越是在內地的城市，越講究關係，我們家沒什麼關係，要找像樣的工作基本不可能。”爸爸媽媽四處去託人，但窮人家又能托到什麼關係，任應華的工作還是沒有著落。

不能再“啃老”重返深圳

60歲的父親給瓷磚廠裏做搬運，母親主要打小工。看著爸爸媽媽那麼辛苦換來的血汗錢，任應華的自責越來越深，“不能再啃家裏的錢了。”

2006年2月，過完春節，任應華又踏上找工之路。

5月28日上午，深圳一座大廈內，任應華正在量一身工作服的尺寸。深圳人事研究學會，這是他來深圳3個月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他剛剛上班一個星期。他的底薪是1300元，根據拉到的入會會員的數量來提成。

在深圳這個高消費型的都市中，他目前的收入只能以微薄來形容。他和3個老鄉一起租了個單間，每個月付300元房租。任應華説，“慢慢來，先積累點人際關係吧。”

“當面試完了，通知你被錄取的時候，你心情激動嗎？”記者問。“我很平靜，可能遇到太多事情，麻木了吧。”任應華説。

他説，“我還有理想，但我首先要生存下去。” 至於過去一年裏一直和他一起在廣州找工作的高中同學，任應華現在已經無法聯繫上了。“估計他還在繼續尋找適合自己的工作。”

對話

30萬就業者蜂擁珠三角

記者：為什麼不在家找工作？

任應華：也找過，難度非常大，家裏工作機會更少，更講關係。其實不是我們大學生不願意回家。我學經濟學，從宏觀經濟學角度分析，大學生找工基本集中到沿海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們國家的工業基本集中在沿海地區，內地要實現工業化很困難，而不實現工業化的話，第三産業就很難發展起來，對大學生的吸收也就少。這與打工的要到沿海來是一樣的道理，內地城鎮的城市化、工業化程度不夠。國家的經濟佈局是有一定缺陷的。

記者：你有沒有後悔過不如一直在三水的小家電企業工作下去？

任應華：我沒有後悔，可能在那裏呆會有一份平靜的生活、穩定的收入，但發展空間不大。

記者：你自己定位是社會精英還是普通勞動者？

任應華：在學校時候，我還是有精英情結的，期望可以靠近或成為社會精英，並且認為機會很多。畢業後發現成為社會精英的機會很少。懷揣精英情結的夢想，在面臨生存的時候蕩然無存。

記者：你對現在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們有什麼建議？

任應華：一定要學一個好專業。專業好容易找到工作。我們學校通信工程專業的畢業生，並不出色也可以進華為；還有地質學，很搶手。所以考大學前的指導很重要，但我們農村的學生很少得到這方面資訊，家長也不清楚。另一個一定要加強自我學習，對自己在大學階段就有一個定位，為將來鋪點路。

記者：有沒有想過將來？

任應華：我還有理想，但我現在想的首先是要生存下去。

特寫

早上8時左右，南方人才市場門口，一位健壯的男子，舉著一塊寫有“10元旅館”的牌子四處拉客。他是任應華的湖北老鄉阿劍，專門做求職大學生的住宿生意。

阿劍的旅館在距離南方人才市場500米遠的一棟居民樓裏。事實上，整棟居民樓都已經變成了一座旅館樓，各個房間裏都盡可能多地擺上上下鋪，包括陽臺也不例外。阿劍不需要擔心他的生意：廣東今年畢業的大學生超過20萬，加上從全國各地高校來廣州尋找就業機會的近10萬大學生，將近30萬的就業大軍，蜂擁在珠三角。

“他們往往是來廣州後開始幾天很有激情，但是隨著參加招聘場次越多，激情就沒有了。有些大學生在旅館裏住到幾個月後，基本上就把每天去招聘會看成一項工作了。”阿劍很感慨，“大學生的就業希望，似乎就在旅館與人才市場的路上。”

專家視點

“提倡大學生應當做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説法，並不是現在才有的。”武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樊凡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我記得是1958年提出的，當時我還是武漢大學中文系一名大學生。”

樊凡回憶，那個年代的他們不認為大學生就高人一等，遵從的是“站起來讓祖國挑選”和“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

樊凡認為，現在大學生在就業上為自己想得過多，為祖國想得較少。“如果一個學生從農村出來的，你現在讓他回到農村，那是不敢想像的。”

“當然可以理解的是，當初我們上大學的時候，個人和家庭是不需要繳納過多學費。現在上大學成本不低。高成本必然帶來高期許，這是一种經濟理性。由此，我們可能給出一種假設，如果大學生培養成本不是像現在這樣畸高，那麼大學生就業問題也許不會像現在這樣令人關注。當我們的教育管理部門希望大學生改變心態去做一個普通勞動者之時，我們的高校教育卻並沒有以一種普通的方式來培養他們。這種普通的方式，應當理解為一種廉價的、在經濟上人人可及的方式。”

“據國際經驗，當每人平均國民收入達到2000美元時，仍有60%的勞動力集中在第一、二産業，大學生最期望進入的‘白領’領域只能吸收4%左右的勞動力。很顯然，在中國每人平均剛過1000美元的今天，如果大學生都定位於白領，必然會有人失望。”

大學生，不應該再自詡為社會精英，要懷著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心態和定位就業。這是今年5月初教育部高校學生司負責人的一個官方表態。

文/圖 新聞藍頁記者 邱敏、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