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動機

日前，教育部有關人士在接受採訪時認為，大眾化時代的大學生不能再自詡為社會的精英，要懷著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心態和定位去參與就業選擇和就業競爭。此語一齣，“大學生應不應該定位為普通勞動者”的話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

怎麼看待大學生求職就業時的心態定位？如何判斷當下大學生就業的形勢？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除了求職者自身的心態轉型，政府尤其是教育部門應該承擔哪些責任？

■連結

教育部高校學生司有關負責人介紹，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以及就業壓力的增加，總體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期望有所降低，到中小企業就業、靈活就業、自主創業的畢業生逐年增加，學生擇業觀念和心態在發生積極的變化。但是，由於傳統觀念、社會輿論等多種因素影響，仍有相當一部分畢業生，尤其是家長的觀念不能適應就業形勢的變化，跟不上社會就業方式的變化。

應該説，大眾化時代的大學生不能再自詡為社會的精英，要懷著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心態和定位去參與就業選擇和就業競爭。這需要廣大畢業生尤其是家長更新就業觀念，調整就業期望，在正確判斷形勢的前提下適度選擇，以多種方式努力實現廣泛就業。

———5月22日《中國青年報》

普通勞動者不簡單等於體力勞動者

如果把普通勞動者定位為非腦力勞動者，那麼就不應當簡單地認為畢業生應定位為以非腦力勞動為主要勞動方式的普通勞動者。因為這會讓畢業生家庭損失嚴重。

新京報：怎麼看待“大學生應定位為普通勞動者”的觀點？

陳步雷：回答這個問題，關鍵看如何定義“普通勞動者”。

根據我國發展階段和人才培養狀況、供求關係，如何配置使用大學生這一問題，看起來是一個具體的、局部的問題，而實質是多個重大制度、政策因素和經濟、政治、文化條件所共同形成的問題，需要厘清要素或變數，採取“綜合治理”措施和所有方案。

如果畢業生因為年輕，缺乏足夠的經驗、資歷、資本和其他積累，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從事一般職位的工作，或者成為靈活多樣的一般的自主職業者，那麼，説畢業生定位為普通勞動者，是沒有問題的。如果把普通勞動者定位為非腦力勞動者，那麼就不應當簡單地認為畢業生應定位為以非腦力勞動為主要勞動方式的普通勞動者。

因為這樣不僅浪費了總體上稀缺的寶貴人力資源，而且還由於投入産出、投資回報等原因，讓畢業生家庭損失嚴重，造成社會不公平。

李寶元：在我看來，要判斷這個説法正確與否，應該考慮到一個前提就是，這個説法是有針對性的。長期以來，我們的高等教育實際是一種“精英教育”，大學生群體被社會各界稱為“天之驕子”，這容易造成現在的大學生形成一種精英心態，從而定位在一個不恰當的位置去求職。社會上不少用人單位評價剛畢業的大學生，最常見的一個詞就是“眼高手低”，就是一個證明。

我接觸的不少大學生，對社會很不了解，比如很多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就是要選擇城市作為今後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給本科生講課，講鄉鎮企業的案例，很多來自農村的學生就説，老師你不要給我們講這些農村的事情，我們將來肯定不回農村，我們要選擇城市。這個問題不是個別現象，而是非常普遍的。大學生如果都以這種心態去求職，肯定要出問題。所以如果我們僅從字眼上去摳，而忽視這個講話的針對性，就失去其實質意義了。

高教培養模式須改革

不少學校、專業的畢業生處於“武大郎盤杠子，上下夠不著”、“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的狀態。

新京報：大學生群體中，部分人的精英心態是如何形成的？這與我們的高等教育本身有怎樣的關係？

李寶元：現在的大學畢業生大多是獨生子女，從小到大受到的是應試教育的培養方式，從而導致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獨立自主適應社會的能力欠缺和知識結構不完備。從我的研究領域來看，人的一生需要的知識可以分為兩類：一是隱含型知識，二是明晰型知識。任何一個社會群體都需要這兩種知識，而且往往隱含型知識更重要。

曾經有日本學者研究後認為，二戰後日本企業之所以能重新崛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日本人對隱含型知識的掌握，並且將這兩種知識互相轉化，創造出新的知識。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但是我們的教育體系以應試教育為主，從小學到博士，無不圍著考試轉，過分注重受教育者對明晰型知識的掌握，而忽視了對受教育者待人接物等隱含型知識的培養。這就使得我們的孩子從小就缺乏面對壓力的能力，不只是就業，大學生憂鬱症患者增多、自殺者頻現的現象也確實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陳步雷：現在社會對高校畢業生這類勞動力品質或能力方面的要求，遠非10年、20年前所能比。問題是，我國高等教育在量的擴張方面，已經“超英趕美”，穩居世界第一；但在質的提升，以及做必要調整、滿足社會需要方面，還有差距。

就師資而言，有的高校教師，以多年來留校的本校畢業生為主，近親繁殖，缺乏優秀人才；甚至現在還有一些教授、副教授連像樣的學術論文都沒有。就學生來説，現在是按照研究型人才目標培養的，在知識基礎、研究能力和興趣、動因方面比較欠缺，很難達到前沿、創新，有的研究生連文獻整理、規範引注都不會；應用型人才知識基礎、動手能力均不足，有的甚至不如技工，不能適應企業需要。

如此一來，不少學校、專業的畢業生處於“武大郎盤杠子，上下夠不著”、“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的狀態。這實際是在浪費社會資源。因此，某些定位不當、目標模糊、方法欠缺的高等教育所培養的畢業生，陷入了難以成為精英、更不願、也難以成為普通勞動者的兩難困境，這是我們的教育機構應當認真反思、改過的。

教育是長期戰略性部門

在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上，學校夾在政府和學生家長中間，處在一個兩難境地。擴招是政府行為，學校不得不服從；而就業卻是一個市場問題，學校又必須面對。

新京報：對目前的大學生就業問題，你有怎樣的判斷？

李寶元：就業難與其説是一個總供給過剩的數量問題，倒不如説是一個因複雜的體制原因導致的結構性問題。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也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問題。因此從邏輯上説，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也應該市場化。

大學生就業難，重要的是大學生的就業觀念需要與時俱進。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已經超過15％，初步實現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而這與十幾年前大不相同。我們那代人畢業時，一個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去了國家部委，假若是現在，這是很難想像的。在這個意義上，大學生選擇就業如果還是局限于傳統的接近飽和的行業、崗位、地區，當然就會面臨“就業難”的問題；而其他一些行業、崗位和地區卻招不到人，這種情況下能説就業難嗎？所以，時代不同了，人們的觀念也要變化。

現在的問題在於，高等教育入口上的招生指標分配是典型的計劃經濟分配手段，高校的自主權很少，不能很好地根據市場需求來確定招生人數；這樣你要求它在出口上按照市場規律出牌，就讓高校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既然是按照市場規律來做，高等教育就不能不看成本和收益，不能不看市場，不能不看供求關係。

新京報：也有人認為，這一問題與當初的高校大規模擴招有一定關係。

李寶元：當時不少人認為，擴招可以拉動經濟增長，刺激國內消費需求，現在來看，這裡面存在誤區。

教育作為國民經濟中擔負人力資本生産和形成主導任務的戰略性部門，是長期性、戰略性的事業，如果把它當作短期的刺激經濟增長和擴大需求的手段，將會對高等教育造成傷害。

在市場面前，我們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測算出一個社會在什麼情況下需要多少大學生。我們很多做法就是沿襲了計劃經濟的思路，用計劃經濟的手段來管理市場經濟的問題。擴招、招生指標的確定以及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的統計排行等等，都是這樣的問題。

新京報：造成這樣的狀況，我們的政府部門、教育機構應該做怎樣的思考？

李寶元：在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上，學校夾在政府和學生家長中間，處在一個兩難境地。擴招是政府行為，學校不得不服從；而就業卻是一個市場問題，學校又必須面對。一方面它做不了招生的主，一方面卻又必須要為學生就業負責，這就是學校現在的狀態。所以我覺得長期下去的發展方向還是應該增加高校自主權，讓它自己決定學校招生和就業的問題，放寬“入口”，把嚴“出口”，實行彈性學制，這樣它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是像現在，還要為不是它決定的行為負責。同時，政府的外在干預應該逐步淡化。只有這兩方面都做好，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才會有保障。

陳步雷：我想這就涉及立法和行政機關的義務職責問題。要通過比較徹底的、長效的、具體的立法和政策，保證較好職位平等地向公民開放，建立充分競爭、優勝劣汰的人事制度；鼓勵並充分補償那些到艱苦、落後地方工作的畢業生。

尊重畢業生合理意願

我們更要關注畢業生的正當權益如何保證、合理的抱負如何實現，而不能苛求所有青年畢業生長時間甚至一輩子紮根偏遠落後地區。

新京報：大學生就業過程中，尤其是一些支援西部建設、自願到欠發達地區工作的大學畢業生，由於社會環境等因素，往往會有權利、利益遭到侵犯的現實方面的擔憂。這時候該如何面對？

陳步雷：應當承認，大學畢業生是“理性人”式的利益主體。因此，關注其合理的利益訴求，是政府決策者的應有之意。

在大學畢業生相對過剩、結構失調、社會總需求仍較大的背景下，應採取徹底措施，革除不利於人才吸納、流動的各種弊病，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角度，建立人才合理配置使用、鼓勵人們到落後地方工作並給予合理補償的長效機制。

動員大學生到中西部、到基層就業，首先要看那些地方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所能給予的待遇和補償、下一代的教育成長環境等等，究竟如何。對於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具有理想或夢想的年輕公民，他們能否長期接受，甚至容忍那樣的生存環境？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城市與鄉村，東部與中西部，不僅是經濟發展水準、福利待遇狀況方面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現代文明與傳統社會的差異。

美國畢業生不一定想到華盛頓、紐約、洛杉磯工作，因為大小城市、城市與鄉村相比，與現代文明的距離差別不那麼大；而中國很多畢業生寧可在大城市幹很普通的工作，甚至失業，也不願到小縣城和農村當精英，或者放棄小地方的精英職位而成為“北漂一族”，為什麼？不僅是經濟收入原因，更是距離現代文明的遠近問題。

客觀地講，我國中西部地區，或者基層地方，那裏的現代文明狀況、權利保障和法治化狀況比起發達地區還有較大差距，在那裏接觸現代文明的難度也要大一些，從這個角度看，也就容易理解畢業生的利益趨向。

換言之，我們更要關注畢業生的正當權益如何保證、合理的抱負如何實現，而不能苛求所有青年畢業生長時間甚至一輩子紮根偏遠落後地區。

新京報：現在，正是大學畢業生求職的高峰時期，對他們有哪些具體的建議？

李寶元：我想對家長們説，要放孩子一馬。孩子自主能力的大小與家長是否對孩子大包大攬有非常大的關係。現在大學生群體中的某些問題與他們從小作為獨生子女被父母管教得太多太死有關，以至於成人以後，大學生嬰兒化現象嚴重，沒有自立能力。什麼原因？不是孩子的原因，而是家長的原因。

常言道，可憐天下父母心。

其實，中國父母的心，不僅可憐，有時還可悲。很多所謂愛孩子的舉動，實際恰恰害了孩子。

因此，就業是畢業生邁向社會的第一步，理應由他們自己來決定，大人就不要用自己的觀念來要求他們了。 本版照片由嘉賓提供 （陳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