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北京青年報》報道，英國皇家英語學校校長Robert Watts先生尋找28年前在該校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我作為當年的這批學生之一，這條消息一下子把我的回憶帶到那段難以忘懷的時光。

    皇家英語學校地處英國南部的泊恩茅斯，那是一個環境優美，空氣清新，氣候宜人的海濱城市。我們于1973年5月27日抵達該市，于當年12月22日（耶誕節前）結業，在該市共生活學習了209天。當時在該校學習的14名中國學生中，大多是國家各部委的英語在職幹部，另有上海和天津兩地來的三名大學老師。在選定那批學生時，最高年齡限制在33歲，我正好處在這個年齡線上。Watts先生説我們學習努力，遵守紀律，很有禮貌，著“毛”式服裝，女生不化粧等，這些描述很概括，也很準確。

    中國學生都十分珍惜這次出國進修英語的機會，所以學習很努力，不分白天晚上拼命地摳書本，其努力刻苦程度不亞於現今備戰高考。所以，Watts先生的印像是不錯的。由於我們“學習課本知識”的能力很強，老師們很快就發現，讓我們繼續讀《新概念英語》（第三冊）不合適了，這樣，這本書只學了16課就改用第四冊。

    把本國學生編在一個班顯出一些問題。比如，在課堂上大家常常用中文討論或爭論，老師站在講臺上傻瞪眼，不知我們嘰哩哇啦地説些什麼，更不知道我們誰是誰非。下課後，中國學生之間更沒有説英語的習慣。

    我們同外國學生一樣，都住在當地老百姓家。早晚飯和週末我們在房東家吃，平時午飯在使館選定的一家中餐館吃。使館按每人每天44便士（約合人民幣9角錢）發給我們餐費。除此以外，使館每月只發給我們每人每月5英鎊（約合人民幣25元）的零用錢，每天平均人民幣8角多錢。後因英鎊貶值，只合20元。不久，發放標準又從5鎊減到4鎊。我們平時什麼錢也捨不得花，連冰棍、汽水也從不買，更何況買化粧品。理髮也是同學之間互相理的。凡是需要花錢的地方，大家一概不去，打算省下錢來回國時買個“大件兒”，例如瑞士手錶、單卡收錄機、照相機什麼的。好在每隔一兩個月，校方就組織我們出去參觀遊覽一次，這種待遇別國學生是享受不到的。

    我們用的詞典，全都是從國內帶去的當時最權威的“英漢大詞典”（鄭易裏編）。老師説，要學好英語，應該使用“英英”詞典。當他偶然得知我們的津貼費很少時，愣住了。沒過幾天，校方給我們每個中國學生發了一本Th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第二版）。大家頓時欣喜若狂，比發給我們每人10鎊錢還高興。可以肯定，那是校長Watts先生決定的，因為我們知道，Watts先生是學校老闆，凡涉及學校開支的事，肯定要由他拍板。這本詞典我至今保存完好。

    就英語學習而言，在該校學習的7個月，我的收效匪淺。老師十分重視基本練習和訓練，尤其是造句和聽力。這些都為我回國後做編輯、記者和英文改稿工作打下了紮實的基礎。我還客串為李先念、薄一波、李鵬、張勁夫、彭衝、肖克、田紀雲等國家領導人做過口譯，也在國際會議上用英語做過即席發言。

    教我們的老師都很認真，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校長還專門聘了一位略懂中文的老師來教我們。記得當時有一位上聽力課的老師，他每天把當日早晨的新聞廣播錄下來，拿到課堂上逐句放給我們聽，再要我們復述該句，或讓我們回答句中的第幾個單詞是什麼詞，而這個詞往往是很不容易聽出的短詞，如a、the、is、has之類的。用這種方法訓練我們的聽力，效果挺好。離開皇家學校後，我進了一所大學的教育係。在那裏，就學英語而言，效果就差些了。

    泊恩茅斯市對於我們這批“官派”的學生很重視，市長Major Bertram Dillon和副市長Leslie Swetenham專門會見我們並舉行招待會。當地兩家報紙還對此進行了報道，一家用的標題是“Through ‘bamboo curtain’”（“透過‘竹簾’”），另一家則倣照“毛主席教導説”和“子曰”的句型，編了一句“Chairman Mayor……he say”做標題，但消息中卻沒有絲毫帶刺兒的話。第二天，我們的班主任一片好心特意買了兩份報紙給我們看(上面有市長與部分中國學生合影的照片)，本以為我們會興奮得跳起來，可是我們卻對老師埋怨起來，説兩家報紙對中國不友好。老師説，報紙編輯只不過是想幽默一下以吸引讀者而已，並無惡意，但我們還是不能接受，弄得老師頗為尷尬。在校期間，我們只見過三次Watts先生。一次是他親自到教室來邀請我們到他家做客，並説要我們帶游泳衣，但我們都沒有。他當即統計大中小號各需多少。第二次，就是在他家做客的那次。最後一次，是我們在該校結業時，他于12月19日在一家名為Trattoria San Marco的義大利餐館為我們餞行。（于尊成）

    ■學英語在修車中完成

    1973年的5月，我32歲，是新華社國際部的英文編輯。雖然在北京對外貿易學院（即現在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讀完預科三年、本科五年，但在國際新聞報道中仍覺得力不從心。

    接受中國學生的兩所語言學校僅相隔一條馬路。到King’s School的有14位同學，專門組成一個中國班，班長是蔣華上，我擔任支部書記。我們當時分散住在當地百姓家中，泊恩茅斯是海濱避暑修養勝地，風景優美，氣候宜人，每年都有大批歐洲遊客前來度假，順便在語言學校上幾次下午或晚上的課，所以King’s School在暑期人氣最旺。在語言教學方面，King’s School可算是師資雄厚，經驗豐富，很適合我們這批中國學生。

    校長RobertWatts對我們的學習和生活都很關心。他專門聘請了在康橋大學主修中文的JohnDellacoe擔任精讀課的教師。John當時的工資並不高，大約是每週35-40英鎊。扣除稅收、醫療、保險等費用，再交房租就所剩無幾了。因此，他希望有兩個同學住在他家，這樣一方面對我們的學習有利，另一方面也可以給他分擔一些房租的壓力。於是，我和榮新民就搬到了他家。John家裏沒有電視機，這在當時的英國是很少有的，但每天晚飯後我們都坐在一起談話，山南海北什麼都聊。為了學英文，我有意每天換一個話題，不懂的詞語或説法就提問，老師也耐心回答。John懂中文，溝通很方便。

    最有趣一件事是幫助John修汽車。John有一輛法國雪鐵龍老爺車，每天上學校，我和榮新民都搭乘他的車。有一天，John説汽缸活塞需要更換軸承，到修車行要花很多錢，他準備自己修，想請我們幫他。我很樂意，但要求他一方面教我修車，另外還要教我關於汽車的英文詞語。他滿口答應。我們就用滑輪、杠桿等工具把發動機吊出來，開始拆卸。這是我第一次觀察汽車發動機的內部，學到了很多英文詞，諸如汽缸、曲軸、偏心軸、活塞、油泵，等等。用了大約一週時間，車終於修好了。John説，“我至少欠你們50英鎊。”他高興地帶我們去參觀了著名的史前巨石陣Stonehenge，有時週末到森林中去採野果。（李增福）

    北京青年報 200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