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家住在一所很不錯的公立小學或初中附近,可是你的孩子想到這個學校學習的話,就得交幾千元甚至上萬元的“贊助費”,你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這不是記者在假設,這種情況可能已經發生到了你的頭上。近年來,在一些地方的辦學體制改革中出現了將由政府長期建設形成的優質教育資源出售、拍賣給個人或單位,或者以改制為名實行高收費的做法。這個問題引起參加全國政協九屆五次會議的委員的極大關注。他們認為,這種做法不應該、不合理,應該堅決予以制止。
公立學校轉制弊大於利
近年來,各地出現的將少許不錯的中、小學校或從完全中學剝離出的初中校進行轉制,實行“國有民辦”或“民辦公助”具有一定民辦性質的運作機制,這是在國家教育發展政策範圍內的一種探索、一種嘗試。湖北省武漢市副市長、民建界辜勝祖委員認為作為一種探索、一種嘗試,這種學校一方面使自身的優質教育資源得到了積累和擴大,另一方面也確實使學校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家長為孩子選擇教育的空間越來越小,哪個家長也不願意把孩子送到“薄弱校”。北京市教科院副院長、無黨派文喆委員從教育功能的角度做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他認為,教育是一種公共産品,同時也是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手段。這樣,教育提供的方式就有它自身規定的要求和原則。它用來調節社會現實的分配不公,而且要追求最大的社會效益。公立學校轉製造成學校差距拉大,使得有錢人的孩子才能接受好的教育,違背教育公平分配的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説,公辦學校轉制弊大於利。
來自中國石化總公司北京設計院的婦聯界葉維禎委員在《儘快改變“基礎薄弱校”面貌,防止教育的兩極分化》發言稿中講道,“民辦公助”學校的出現,使“擇校”成為可能和目標,進一步拉大了“重點學校”和“薄弱校”之間的差距。長此下去,使既沒權又沒錢的普通百姓的子女,接受教育的水準和效果會受到很大影響和損失,勢必造成教育程度上的兩極分化。
來自瀋陽藥科大學的醫藥衛生界孫毓慶委員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公立學校轉制影響了公平教育秩序,不利於素質教育的實施。它既可以通過考試選拔生源,又可以收取高額贊助費,這直接影響了其他公立學校校長、教師的從教積極性。
對於有的地方出現的把公立優質教育資源直接出售或拍賣的做法,記者採訪過的委員們都認為,這是在公立學校轉制的道路上走向了極端,是非常錯誤的。它的直接後果是造成國有資産巨大流失。來自吉林省社會主義學院的教育界梁植文委員分析道,一所具有優質教育資源的學校,是長期積累發展形成的。它的價值絕不在它有幾棟樓、多少儀器設備以及多少名師上,更重要的還有它的校風、教風、學風以及由這些因素構成的品牌,這是巨大的無形資産,它的價值你怎樣去衡量它?所以賣學校,肯定都是貶值出售。
對公立學校轉制必須堅決予以糾正
既然我們承認公立學校轉制是一種探索、一種嘗試,那就難免有問題,有問題就應該堅決予以糾正。這是委員們接受記者採訪時表達的共同態度。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民進界劉恒椽委員説,各級地方政府要從“三個代表”特別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高度認識這個問題,採取有力措施予以糾正。要從老百姓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的角度改進工作。不能將公立中、小學校和幼兒園以出售、拍賣等方式進行轉讓,已經轉讓並造成公有資産流失、減損的,應當及時予以糾正,保證公立學校的“公立”性質,成為讓廣大普通老百姓的子女能上得起、進得去公立優質教育資源的學校。文喆委員從兩個方面表達了對“糾正”的態度。第一,無論哪個地方,要是把一所重點學校,或者説把一所眾人矚目的優質教育資源學校轉制,就必須予以糾正,賣了的一定要追回,改成“國有民辦”或“民辦公助”的也應當改回來。當然,已經進來的學生不能請出去,但今後招生就必須回到公立學校的體制上來,不能再向家長高收費,或收取高額贊助費。應該向更多的孩子打開它的大門,讓他們享受到優質教育資源、好的教育。第二,像前幾年有的地方把不是特別優質的學校或者是中等偏上的學校進行轉制,當時是作為一種嘗試。這樣的學校是不是要糾正、怎麼糾正要具體研究。但有一點應該明確,不能因為它轉制而給它某些特別的優待。讓它在和公立學校同一個起跑線上去競爭,給它一個合理的定位,和大家遵守同一個遊戲規則。它作為給家長為孩子選擇機會的學校,收費上要受到限制,對它提出要求;它也不能搞入學考試選拔生源。那麼,要是來的學生多怎麼辦?管理部門可以給它劃定招生範圍,要進來的學生在公平交費的基礎上電腦派位,就是説管理部門一定要有調控的辦法。我認為,這一點是可以做得到的。
好幾位委員都認為,對前幾年有的地方出現的那種改革嘗試學校,以及近兩年在大中城市比較多的、從完全中學剝離出的初轉机制校,不但要有規矩,而且要有部門嚴格監督,按規矩辦事。但事實上,這種工作做得很不夠。幾位委員建議,今後不能再出現公立學校轉制行為。
政府要推進教育均衡發展
記者採訪過的這些委員都認為,目前在辦學體制改革上出現的這些問題,其根源是我國目前優質的教育資源嚴重不足,學校之間差距太大。辜勝阻委員説,要解決我們當前面臨的這些問題,核心是做到教育相對均衡發展。政府要向當地廣大人民群眾承諾辦好每一所學校,減小差距。只有這樣,才能體現政府執政為民。文委員説,中國的現實是,東西部差距相當大,城鄉差距也是很大的。應該説,今天在整個中華民族實現教育公平還只是一個理想。但我們換個角度説,在一個區域範圍內,在一個城市範圍內,乃至在一個省的範圍內,我們盡可能地追求城鄉差距不要過大,學校差距不要太大,這是很現實的。現在的問題是,大家不是在追求區域內的教育公平,而是在極力擴大這種差距,對大多數人的受教育條件、受教育環境關注不夠。講教育公平,講教育均衡化發展,首先要從每個地區做起,要從不再擴大差距然後盡可能縮小差距來做文章,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我們可以通過建立統一的義務教育辦學標準,既不追求超標,也不允許不達標;同時,建立一種教師定期輪換的服務制度和準公務員的工資制度。這樣在一個區域內實現教育均衡發展並不是不可以實現的,學校相對均衡化,仍然會有辦得比較好的,有不同特色的。均衡化是政府提供的辦學條件要基本平等,給學校提供了一個比較公平的競爭環境。
來自北京物資學院的民建界王之泰委員認為,既然義務教育是政府的主要責任,那麼政府就要真正地把它“義務”好、“義務”到位;而非義務教育,政府可以放開一些,吸收社會資金來辦學,然後政府實施有效監督和管理,這也能給民辦教育的發展提供一個更大的空間。這個問題應引起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鮑東明)
《中國教育報》2002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