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全球CEO領袖年會在北京舉行。財政部部長金人慶透露，中央財政將全面支援農村明年真正實現九年制義務教育。他明確表示，明年要給農村的孩子免去全部學雜費，對於特別貧困的還要由政府提供免費的書本和住宿費用。

細心的人注意到，金部長的講話將農村地區實現真正免費的義務教育的時間表提前了3年。

11月10日，教育部發佈《中國全民教育國家報告》，其中的措詞是："爭取到2007年全國農村貧困學生享受免費教科書和住宿生活補助，力爭到2010年在全國農村地區全部實行免費義務教育，2015年在全國普遍實行免費義務教育。

相隔不過6天，出現兩個不同版本的時間表。11月17日，本報記者致電財政部辦公廳新聞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委婉地表示，"這只是財政部原則性意見。"

知名教育學者、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得到的資訊是："財政部目前正在主持時間表的測算工作，正式方案需上報國務院辦公會議通過後才能産生。最終的時間表，估計要到明年1月宣佈。"

實際上，不管時間快慢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實行了20年的收費"義務教育"，正在接近歷史終點。

義務教育的本義即是免費教育。以義務教育為核心的現代教育制度，百年前在華夏大地生根發芽，在中國向現代國家的轉型歷程中歷經種種曲折，今天終將返璞歸真。

百年教育強國夢

如果追本溯源，中國的義務教育夢，要回到1901年，時任大清頭等專使大臣張百熙出使英國歸來，被派為管學大臣。這對他而言，正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出使英國期間，他一直在細細考察：此彈丸小國，為何船堅炮利，一躍為世界經濟大國？

張百熙將此歸結為"教育"。被任命為管學大臣不久，他便將醞釀已久的教育振興計劃進呈朝廷。

1904年，清政府頒定《奏定學堂章程》，規定："兒童自6歲起受蒙學4年，10歲入尋常小學修業3年。埃各處學堂一律辦齊後，無論何色人等皆應受此7年教育，然後聽其任為各項事業。"義務教育自此在華夏大地生根發芽。

中華民國成立後，很快接受了義務教育"免費"的觀念。1912年9月29日，教育部公佈《學校徵收學費規程》16條，明確規定："初小、師範、高等師範免收學費"，並對高小、中學、大學、實業學校、高等專門學校的收費標準作了具體規定，對成績最優者，還由學校減免學費。

許多學校成立後，倣發達國家給學生添置校服，令貧寒學生苦不堪言。1919年6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向各省區發文，要求學生不必一律制服："國民學校施行義務教育，以普及為主旨，實無一律著制服之必要。"

時值內憂外患，各級學校的建立和發展舉步維艱，直到1930年代，現代學校仍然堪稱鳳毛麟角。安徽大學教授張德元説，"一般來説一個縣裏只有一所中學，小學有兩所就不錯了。"而在百業凋敝的農村，生活稍像樣的農民，也只能把孩子送到私塾，念上兩年"子曰詩云"。直到1949年，全國學齡兒童的入學率也僅20%。

學校只有富人家的孩子才上得起。張德元教授的父親當時進了縣立高級學校(相當於今天的初中)，一年下來也要幾十塊大洋。農村的孩子就讀于私塾，只要一年給先生交上三四斗米，中秋春節時上上貢即可。

民國義務教育面雖窄，但政府財政在學校經費投入和老師待遇上卻較高。張德元舉例，"當時普通警察一個月兩塊銀洋，縣長一個月20塊銀洋。而在國立小學，校長一個月可以拿到40塊銀洋，普通老師拿的俸祿比校長少，但要多過縣長。"

不過自新式教育開辦以來，對其"食洋不化"的批評就一直存在：代價昂貴、普及教育遙不可及，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教育的內在精神並未更新，等等。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曾激烈抨擊為"培養小姐、少爺、'高級廢物'的教育"。

為普及新式教育，1935年5月，國民政府行政院修正通過《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大綱》及《民國24年度中央義務教育經費支配辦法大綱》。計劃擬於10年期內使全國學齡兒童逐漸由受一二年制義務教育而達于四年制之義務教育。

計劃還未行，八年抗戰始。

1939年7月28日，抗戰相持，國民政府教育部公佈《師範學校畢業生服務規程》21條。其中規定："6歲至12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納學費。""已逾學齡未受基本教育之人民，一律受補習教育，免納學費。"

國民政府還規定："教育經費之最低限度，在中央為其預算總額15%，在省區及縣市為其預算總額30%，其依法律獨立之教育基金並予以保障。貧瘠省區之教育經費，由國庫補助之。"戰禍連綿，這一規定，最終並未執行。

直到近10年後的1948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廳局：遵照憲法第164條之規定，即教育、科學、文化經費，中央不得少於總預算之15%，省級不得少於25%，縣市級不得少於35%。但這只能是紙上文章--此時的國民黨政府已是風雨飄搖。

人民公社撐起"免費"教育

新中國奠基，私塾此後被全面取締，中國開始倣照蘇聯模式建設中國特色的現代教育。

建國之初，百廢待興。為了實現迅速普及初等教育目標，1951年10月，政務院頒布《關於學制改革的決定》，將工農速成學校、業餘學校、識字學校等正式納入學校系統，形成工農速成教育、成人業餘教育和正規教育三足鼎立之格局。

經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1952年，全國學齡兒童入學率已達49.2%，小學畢業生升學率高達96%。"這一指標，已經和改革開放後的同類指標相當。"張德元教授説。

1956年1月，面對國內經濟的良好發展態勢，教育部印發雄心勃勃的《十二年教育事業規劃綱要》，準備"7年內在全國基本普及義務教育"。到了9月份的中共八大，基本上普及更變成了"普及義務教育"，時間也延長到12年。

對於農村孩子來説，這是一段好時光。"當時中小學教育收費低，公共保障好，由上級政府負責教育經費，村民象徵性交點錢，即使交不起，中小學也有助學金可以申請。"張德元説。

人民公社成立後，教育、衛生醫療到水利建設，全由公社包乾，"免費"教育的"好時光"仍然持續，一直到"文革"結束。

期間惟一的波折發生在1960年代初--當時從中小學教育到大學教育，在"大躍進"風潮中急劇膨脹，教育規模瞬間擴充數倍，隨後"三年自然災害"，教育規模又急劇萎縮，大批學生被迫失學，小學畢業生的升學率由1952年的96%驟降到1962年的42.6%。

1964年，毛澤東發表著名的甲辰談話，對農村教育沒有受到足夠重視提出批評。而在"文革"中，大批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從城裏下放到農村的廣闊天地，農村學校大量設立，民辦教師也大量出現，全國農村迅速形成了大隊辦小學，公社辦初中，區委會辦高中的新格局。農村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和升學率陡然攀升，前者從1962年的56.1%上升到1976年的97.1%，後者則由42.6%升至94.2%。

"當時的教育基本免費。"在"文革"中度過小學時代的張德元教授説，"我上小學的時候，一個學期學費是兩毛錢--語文和算術兩本教材，每本一毛錢，算起來只相當於農民抽的兩三包煙錢。"

而教師工資同樣由縣財政負擔。"文革時期公辦老師工資由縣財政全包，民辦老師收入分兩部分，一部分為補貼，從7元漲到14元、21元錢，由縣財政局出，另一部分算工分，由生産大隊負擔。"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玉林説，"老師工資佔教育經費80%的比例，縣財政承擔下來很能解決問題，所以當時儘管工資水準低，但基本不拖欠。"雖然學生上學近乎免費，但教學品質卻低。"文革"時期的中小學，一半以上的時間上課，主要是語文、算術，另一半時間用來學工、學農、學軍：隨貧下中農下地，到工廠勞動，或者扛著紅旗和部隊一樣拉練，一天步行三五十公里。

"義務教育"推開收費大門

張德元教授1978年上高中，學費每年5塊錢，數年不變。1981年上大學，更是享受到了"國家全包"的待遇：從洗臉盆、茶缸到床上的被子，全是公費。除此外，一個月還發17.5元，足夠他一人伙食費。"當時工人一個月才30元錢。"張德元説。

1978年，龐大的中國社會主義航船從計劃經濟的航路上回轉，大包乾拉開了經濟改革的大幕，教育戰線隨之開始"撥亂反正"。

大包乾改變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農民生産的積極性空前高漲，農業生産突飛猛進，但過去由公社負責的教育醫療和農田水利等公共産品，卻一下子無人提供了。

自1978年肇始的教育改革，重點放在重建高等教育和提高教育品質上。農村地區的中小學被大幅撤銷和合併，教學人才和資金迅速向城鎮回流，造成農村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和小學畢業生升學率持續下降。當時中央在改革過程中迅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連續發文要求加強農村小學教育。

面對這種情況，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要求："把發展基礎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中小學教育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

此後的義務教育法對免費的表述是："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免收學費，國家設立助學金，幫助貧困學生就學。"但並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直接定為"免費"。

但全國60%到80%的中小學都在農村，義務教育的重擔由鄉鎮和縣級政府承擔，他們的經費從何而來？這部法律開了一個政策口子，允許他們"按照國務院的規定，在城鄉徵收教育事業費附加，主要用於實施義務教育"。

而在1990年代初的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中，"實施義務教育的學校可收取雜費"的口子固定下來，從那時到現在，雜費以各種名目在學生們的繳費單上出現，成為農村乃至城市居民的主要開支之一。

"收費"撥亂反正

鄉鎮政府的財力匱乏確是現實，自1989年到1993年間，國家建立鄉(鎮)級財政預算後，鄉鎮財政入不敷出，縣財政會予以少量補助，1994年"分稅制"改革完成後，財權上移，縣鄉政府財源劇減，深陷教育經費不足困境。

此時，國家發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民生産總值的比例，到20世紀末要達到4%以上。

1992年後，乘著第二輪改革開放的東風，我國的教育事業也開始駛入快車道。 2000年基本實現"兩基"--基本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這一宏偉目標擺上桌面，但對基層而言，這也是一道緊箍。

自1995年起，基層教育收費風開始愈演愈烈。弱小的鄉鎮財政無法滿足農村義務教育的需求，政府向農民徵收教育費用成為常態。

有關部門曾清理過教育收費的名目，除教育附加費、雜費和課本費外，還有贊助費、考試費、補考費、住宿費等；一些重點中小學還收取與入學掛鉤的擇校費，強制代收保險費等。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張玉林教授估算，上世紀90年代10年間，全國對農民徵收的"教育附加費"和各種"教育集資"，最保守的估計也在1500億元。

而1993年《綱要》規定的4%以上的目標，一直未能實現，根據國家公佈的資料，實際上在《綱要》公佈當年，這一指標比上年還有所下降，此後一直徘徊在2%到3%左右。

在農村，許多學校是農民自己建起來的，老師的工資和辦公費用也由農民來分擔，但令他們尷尬和無奈的是，他們的孩子，仍然不能順利就讀--許多家庭為供孩子上學，終年生活在貧病之中。

1998年，張藝謀電影《一個都不能少》風行大陸，為上世紀90年代的農村教育，刻下了一個深切的注腳，片中反映鄉村教育的凋敝和老師學生的艱辛，令人噓唏。

新世紀的努力

2001年1月，中國政府向世界宣佈如期實現"兩基"的戰略目標。但隨之而來的是一場關於教育收費和教育公平的論戰，不免費的義務教育成為焦點。

此後，中央政府順應民意，通過稅費改革取消了農民身上的教育附加費。農民負擔開始減輕，但對鄉鎮政府而言，財政狀況也是"雪上加霜"。張玉林説，鄉鎮財政困境，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無法承受的教育經費。

與張玉林的判斷相印證，2001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項調查發現，農村義務教育實際上是農民自己負擔，全部義務教育投入中，鄉(鎮)一級的負擔高達78%，縣財政負擔約9%，省地負擔約11%，中央財政只負擔了2%。

稅費改革後，"亂收費"的新名詞迅速進入人們的眼簾。國家發改委多次統計顯示，教育亂收費舉報，連續數年居價格舉報首位。從中央各部委到各級地方政府，緊急通知、調查組、舉報電話再加上三令五申，一年年治理風暴刮過，效果卻有限。

中央制止"亂收費"的行動，最後演變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央電視臺報道稱，8月29日，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在公開場合把亂收費的矛頭直接指向地方政府："我調查的結果是，中小學亂收費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亂收費。不是學校在亂收費，都是地方政府逼著學校亂收費。"

事實上，一些地方政府不僅對中央部委的相關規定置之不理，連取消教育附加費都在暗中抵制。

對收費"義務教育"的廣泛批評浪潮中，制度變革已經提上了議事日程，並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

從2001年起，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主體，重心開始從鄉鎮一級上移到縣級政府，教師工資由縣財政發放。但積弱已久的縣級財政同樣無法承受義務教育的重擔，相關的改革仍在繼續，中央和省市政府，有望承擔起更多的責任。

今年3月5日全國人代會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從今年起，免除國家扶貧重點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學生的書本費、雜費，並補助寄宿學生生活費，到2007年在全國農村普及這一政策。

而對義務教育法的重新修訂，也成為義務教育向免費回歸的重中之重。

按教育部明確的時間表，"十一五"期間實現真正免費的義務教育，從進展來看，各種利益主體的博弈仍在繼續--8月份徵求意見稿中"不得收取學費、雜費"的條款，到了10月份修訂草案中措詞是"逐步免收雜費"。

此外，修訂草案中對義務教育經費佔GDP的比例，也沒有作硬性規定。楊東平教授的看法是，"修訂草案比徵求意見稿明顯有了後退。"

種種跡象顯示，雖然人們的心情已迫不及待，但受制于國情，免費義務教育的恩澤，惠及全國的孩子仍需時日。

可喜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先行一步。廣東在該省16個扶貧開發重點縣的農村開始免費義務教育試點，並在2008年秋季推廣到全省農村。江蘇也醞釀從明年起，在經濟薄弱的農村地區進行免費義務教育試點。

蘇州是第一個宣佈為義務教育全面"埋單"的地區。市委書記在9月8日宣佈從2006年秋新學年開始，蘇州市享受義務教育的孩子不僅免學費、雜費，教科書費也將全免。

免費義務教育，一場跋涉了100年的路，終點畢竟在望。

(本文采訪得到安徽大學張德元教授幫助，謹致謝意；本報郭光東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