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打“110”報警,有人撕了他的書
-沒有文憑沒有學位,人們卻叫他“張博士”
-住過豬圈,廁所,就是想學習做大事
-是太愛學習,還是過於偏執
“張博士”近50歲了,但他仍是孤身一人,一貧如洗。他已經在四川大學做旁聽生17年了,但仍是沒有半紙文憑。他沒有生活來源,吃飯穿衣主要是靠他人接濟,但是“張博士”寧肯在川大操場看台下不足4平米的小破屋裏讀書,也不願意到外邊去靠體力打工,他要做的工作只能是他所謂的“不平凡”的兩樣工作——數學研究員和俄語翻譯。這樣一個有故事的人,記者決定採訪他。
-有一線學習機會
也不放過
到了成都,記者就馬不停蹄地來到四川大學,看到了在成都傳奇式的人物“張博士”。他住在川大足球場看台下不足4平米的小屋裏,記者到時,他正從他的晾衣架——小屋旁邊的一棵大樹的樹枝上取下他的衣服。“張博士”聽説是北京來的記者很熱情,但小屋實在沒法容下兩個人的地方,所以記者提出到川大的教室裏進行採訪。
隨即採訪進入正題,“張博士”和記者聊了他求學的經歷:“我本來不姓張,我的本名叫王忠厚。我小時候很喜歡讀書,但卻生在了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由於我是學校裏唯一的‘白專分子’,1 4歲我就被勒令退學。隨後,我被押進了重慶的一家木材廠專門生産棺材。但是我不甘心,哪怕是做旁聽生,我也要學習下去。”
“我做旁聽生的經歷很長,求學開始的時候,我在重慶大學、西南師範學院做過旁聽生,做了旁聽生以後,我就沒有再要廠裏的一分錢,和他們沒有關係,但由於我的檔案還在廠裏,原單位的人認為我是在上班時間到學校聽課,跑到學校裏來説我的壞話,説我是瘋子、神經病。這樣一來,我就被學校趕了出來,連學習的機會都沒有了。可是就算是上班,我也把要學的書拆開,一頁一頁地放在口袋裏,偷著學。但是這不能滿足我學習的慾望,後來我就不再上班。1985年9月經過在四川大學念大四的重慶老鄉,輾轉來到了四川大學,改名張躍川,成為一名數學系的旁聽生,旁聽所有數學本科課程。那年我3 2歲。不過這17年中,我只交過第一年的旁聽費200元。後來教務處的人也知道了我,就公開對我説:‘你的事情我們不管了,你想上多久就多久。’由於沒有交旁聽費,我就成為了沒有旁聽資格的旁聽生。”
-只做不平凡的工作
“開始做旁聽生的7年,我學完了數學的本科和研究生的課程,也很想找個工作。但是我的年齡也比較大了,安排工作也要有文憑、學位,這兩樣我都沒有,我又只想做數學研究員,所以也就不找工作了。所以我放棄了我的第一理想做數學研究員,轉向我的第二理想,當俄語翻譯。因為我覺得相對來説學習外語還是可以耐住干擾的,我從小學的也是俄語,現在人們都在學英語,又都有文憑,我想我做俄語翻譯可能還有一些機會。我也很喜歡俄語,非常崇拜列寧。所以我就主攻俄語。現在我的俄語水準和大四學生差不多。”
廖恩德是“張博士”的俄語老師,他是在1999年看到報道之後找到他義務教他俄語的。他向記者介紹了“張博士”到俄羅斯做農業翻譯的情況:“我本身就是學俄語的,也多次到俄羅斯做農業翻譯。我在省農牧廳認識一些人,和他們講了‘張博士’的情況,他們也測試了他的俄語水準,也表示願意用他,讓他加入到省派到俄羅斯做農業翻譯的隊伍中。現在就是辦護照有些困難,不過到俄羅斯還是有可行性。雖然人應該是適者生存,但是每個人有自己的想法,‘張博士’他就這麼想,誰也沒辦法。”
-受人接濟
也不幹體力活
看著眼前穿著破衣舊襪的“張博士”,記者問他在四川大學做旁聽生的17年,住過豬圈,住過廁所,衣食住行還要受人接濟,這樣的生活有意義嗎?
“張博士”對記者説:“我覺得當這17年的旁聽生比過去幹那些體力活要有意義多了,因為從事體力活什麼知識也學不到,幹體力活也無法彌補我年幼失學的創傷。雖然這17年的經歷坎坷,但自己還是在不斷地踏平坎坷,不斷前進。儘管我沒有文憑、學位,但我覺得我沒有白學,用一句四川話説:‘知識學到身上,賊都偷不走。’我是在充實我精神上的東西,創造自己的精神財富。而在物質上,我能活命就行了。精神上的東西比物質上的更重要。”
“當時做旁聽生的時候我也認為自己還是下賤,覺得自己是旁聽生,是靠邊站的,低人一等。後來想到下賤是虛偽的,學到知識才是最重要的,才是實在的。不過當時旁聽的時候,學生們並沒有歧視我,還是很尊敬我的。教我的老師對我也很好,他們不嫌棄我年齡很大才開始學,有空的時候,老師也會叫我回答一些問題,看看我的水準怎麼樣。我就改變了這種心理。這17年中,有人要把我的書、衣物堆積起來燒掉,打110讓警察抓我走,我也還是要繼續學習。現在我更加堅定,不管有多大的壓力,遇到多大的困難,我也不會屈服。再説了,儘管打了那麼多次110,警察一次也沒來過。”
黎文德大夫是“張博士”的一位好朋友,他是從報紙上得知了“張博士”這樣一個人的。他對記者説:“我看了報道之後,很同情他。因為我是搞中醫的,所以我就找到他問他想不想學針灸、按摩。我從2000年開始教他,讓他學處方,來看病的人也很同情他,有的病人還讓他按摩,賺點錢。雖然我們很同情他,但也覺得他有些鑽牛角尖。學了知識,就要與實踐相結合,要學以致用。現在他的學習方法就有些不太現實,學了這麼多,就只會照本宣科。”
-我並不想出名
“‘張博士’這個稱呼是學生開玩笑叫出來的,後來越喊越大,後來媒體報道也這麼叫,就定了型了。出名後,在求學中就不再有人能輕易地將我學習的機會毀掉了。但是我並不想出名。剛開始當旁聽生的時候,我還有幾百塊錢。花光了以後,畢業班的學生也會送我一些飯票,送來以後我就能吃很久。飯廳變成打卡以後,我在學生食堂裏幹過一陣子,管我兩頓飯。另外衣服都是好心人送的,學生們也會送我一些肥皂頭、牙膏頭等基本生活用品。剩下的只有理髮要我自己解決,一般我撿點廢報紙,賣了就夠理髮了。我很感激好心人對我雪中送炭,我心想學出來以後一定報答他們。但是如果我沒有辦法去俄羅斯做翻譯,我也不會找其他的工作,只能繼續學習下去,靠接受別人的接濟過日。如果學校不容我,我就只好流浪街頭。就算流浪的時候,我也會繼續學習下去。”
“有人對我有看法,説我是瘋子、神經病,但是我始終不投降。我找的工作一定能夠對學習起促進作用,不會幹體力活等對學習起反作用的工作。我情願受人接濟,也不願意做那些平凡的工作。我認為只有做研究員和翻譯才是不平凡的工作。我的不平凡論就是從事科學研究或者從事翻譯,不斷前進,提高水準。”
-有時想法很幼稚
有人説“張博士”沒有社會經驗,連WTO、北京申奧成功他都不知道,記者問他是不是太脫離社會了,他説:“我怎麼能知道英文單詞呢?更別提WTO是縮寫。我又不是運動員,又不想參加奧運會,我當然不知道申奧的事了。我也沒那份精力,那個時間。這些你説了,我才知道有這些説法。但我還是不了解,我認為那些與我無關,了解它也沒必要。”
當記者問到,如果你去當翻譯需要翻譯有關話題卻不了解該怎麼辦的時候,“張博士”説:“我想做的是農業翻譯,因為沒有農業任何人也沒法活。我想先給農民做翻譯,然後再給農技師做翻譯。現在重慶市農牧廳正在幫我辦手續到俄羅斯做農業翻譯,他們已經測試過了我的俄語的讀、聽、説。現在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沒有人為我寫一份推薦信,但再困難,我也要辦,這是我唯一的出路了。現在我正在聯繫重慶老家出示一份證明,雖然很複雜,但卻是可行的辦法。我最終的理想就是做一名農業翻譯家,如果我到了俄羅斯,我想一兩年我就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翻譯,五六年以後就可以成為出色的農業翻譯家。因為我確信我有做俄語翻譯的天賦,一次在喀秋莎大酒店,有人還以為我是俄羅斯人呢。”
-當不了翻譯就學到死
記者問“張博士”為什麼不找一份工作,組織一個幸福的家庭,他説:“我認為的不幸福是不能為自己的理想戰鬥下去,成立一個小家庭並不是幸福,而是懦夫的思想意識。我認為我是對得起自己死去的父母的,因為他們就要我成為一個有才華的人,有出息的人,而不是一般的平凡人。等到我老了,就路死路埋,溝死溝埋。”
在四川大學,記者也走訪了一些老師和學生。有一位老師認為:“現在我國的教育已經逐步進入市場,後勤也社會化了。我們雖然有老師同情他,為他施教一兩次,但是不可能總是免費旁聽。七八年前,他可能旁聽多一些,但他現在總的來説是在自學,有時他自己就把自學和旁聽混淆起來了。他在旁聽生中算是比較另類的,我們學校的人就保持低調,不管怎麼樣,他也是我們學校編外的人,和我們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們也不會轟他,對他也不多加干預,給他一個寬容、自然的環境。我們對他的印象都很模糊,每天上班、上學經過操場時,都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人。我們也曾經做過簡單的調查,他給人就是一種時隱時現的感覺。其實,我們現在的社會已經步入多元化,想學習,取得文憑,其實有很多途徑,像上電大、高自考,這些學習的大門都是向他敞開的。我不能理解他為什麼在一棵樹上吊死。”也有一位同學説:“雖然他努力學習的精神很可敬,但是我不能理解現在還有這麼不現實的人。聽説他只當研究員和翻譯,簡直就是有些迂腐了。”
-是太執著還是偏執
“張博士”在成都很有名,大家都很同情他的遭遇,對他執著學習的精神也很感動,但是大多數人們也都在報紙上看到了他的故事,有些人甚至懷疑是不是有這樣一個人存在。一位記者朋友也對記者説:“我曾經採訪過‘張博士’,覺得他很可憐。但是後來我覺得他的想法太偏執了,甚至就是以學習為職業。這樣就過了。”這正説明瞭“張博士”這個人與社會的格格不入,當然,每個同情他、被他感動的人都希望他能有一個好的結果。
《北京青年報》2002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