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打“110”報警，有人撕了他的書

    -沒有文憑沒有學位，人們卻叫他“張博士”

    -住過豬圈，廁所，就是想學習做大事

    -是太愛學習，還是過於偏執

    “張博士”近50歲了，但他仍是孤身一人，一貧如洗。他已經在四川大學做旁聽生17年了，但仍是沒有半紙文憑。他沒有生活來源，吃飯穿衣主要是靠他人接濟，但是“張博士”寧肯在川大操場看台下不足4平米的小破屋裏讀書，也不願意到外邊去靠體力打工，他要做的工作只能是他所謂的“不平凡”的兩樣工作——數學研究員和俄語翻譯。這樣一個有故事的人，記者決定採訪他。

    -有一線學習機會

    　也不放過

    到了成都，記者就馬不停蹄地來到四川大學，看到了在成都傳奇式的人物“張博士”。他住在川大足球場看台下不足4平米的小屋裏，記者到時，他正從他的晾衣架——小屋旁邊的一棵大樹的樹枝上取下他的衣服。“張博士”聽説是北京來的記者很熱情，但小屋實在沒法容下兩個人的地方，所以記者提出到川大的教室裏進行採訪。

    隨即採訪進入正題，“張博士”和記者聊了他求學的經歷：“我本來不姓張，我的本名叫王忠厚。我小時候很喜歡讀書，但卻生在了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由於我是學校裏唯一的‘白專分子’，1 4歲我就被勒令退學。隨後，我被押進了重慶的一家木材廠專門生産棺材。但是我不甘心，哪怕是做旁聽生，我也要學習下去。”

    “我做旁聽生的經歷很長，求學開始的時候，我在重慶大學、西南師範學院做過旁聽生，做了旁聽生以後，我就沒有再要廠裏的一分錢，和他們沒有關係，但由於我的檔案還在廠裏，原單位的人認為我是在上班時間到學校聽課，跑到學校裏來説我的壞話，説我是瘋子、神經病。這樣一來，我就被學校趕了出來，連學習的機會都沒有了。可是就算是上班，我也把要學的書拆開，一頁一頁地放在口袋裏，偷著學。但是這不能滿足我學習的慾望，後來我就不再上班。1985年9月經過在四川大學念大四的重慶老鄉，輾轉來到了四川大學，改名張躍川，成為一名數學系的旁聽生，旁聽所有數學本科課程。那年我3 2歲。不過這17年中，我只交過第一年的旁聽費200元。後來教務處的人也知道了我，就公開對我説：‘你的事情我們不管了，你想上多久就多久。’由於沒有交旁聽費，我就成為了沒有旁聽資格的旁聽生。”

    -只做不平凡的工作

    “開始做旁聽生的7年，我學完了數學的本科和研究生的課程，也很想找個工作。但是我的年齡也比較大了，安排工作也要有文憑、學位，這兩樣我都沒有，我又只想做數學研究員，所以也就不找工作了。所以我放棄了我的第一理想做數學研究員，轉向我的第二理想，當俄語翻譯。因為我覺得相對來説學習外語還是可以耐住干擾的，我從小學的也是俄語，現在人們都在學英語，又都有文憑，我想我做俄語翻譯可能還有一些機會。我也很喜歡俄語，非常崇拜列寧。所以我就主攻俄語。現在我的俄語水準和大四學生差不多。”

    廖恩德是“張博士”的俄語老師，他是在1999年看到報道之後找到他義務教他俄語的。他向記者介紹了“張博士”到俄羅斯做農業翻譯的情況：“我本身就是學俄語的，也多次到俄羅斯做農業翻譯。我在省農牧廳認識一些人，和他們講了‘張博士’的情況，他們也測試了他的俄語水準，也表示願意用他，讓他加入到省派到俄羅斯做農業翻譯的隊伍中。現在就是辦護照有些困難，不過到俄羅斯還是有可行性。雖然人應該是適者生存，但是每個人有自己的想法，‘張博士’他就這麼想，誰也沒辦法。”

    -受人接濟

    　也不幹體力活

    看著眼前穿著破衣舊襪的“張博士”，記者問他在四川大學做旁聽生的17年，住過豬圈，住過廁所，衣食住行還要受人接濟，這樣的生活有意義嗎？

    “張博士”對記者説：“我覺得當這17年的旁聽生比過去幹那些體力活要有意義多了，因為從事體力活什麼知識也學不到，幹體力活也無法彌補我年幼失學的創傷。雖然這17年的經歷坎坷，但自己還是在不斷地踏平坎坷，不斷前進。儘管我沒有文憑、學位，但我覺得我沒有白學，用一句四川話説：‘知識學到身上，賊都偷不走。’我是在充實我精神上的東西，創造自己的精神財富。而在物質上，我能活命就行了。精神上的東西比物質上的更重要。”

    “當時做旁聽生的時候我也認為自己還是下賤，覺得自己是旁聽生，是靠邊站的，低人一等。後來想到下賤是虛偽的，學到知識才是最重要的，才是實在的。不過當時旁聽的時候，學生們並沒有歧視我，還是很尊敬我的。教我的老師對我也很好，他們不嫌棄我年齡很大才開始學，有空的時候，老師也會叫我回答一些問題，看看我的水準怎麼樣。我就改變了這種心理。這17年中，有人要把我的書、衣物堆積起來燒掉，打110讓警察抓我走，我也還是要繼續學習。現在我更加堅定，不管有多大的壓力，遇到多大的困難，我也不會屈服。再説了，儘管打了那麼多次110，警察一次也沒來過。”

    黎文德大夫是“張博士”的一位好朋友，他是從報紙上得知了“張博士”這樣一個人的。他對記者説：“我看了報道之後，很同情他。因為我是搞中醫的，所以我就找到他問他想不想學針灸、按摩。我從2000年開始教他，讓他學處方，來看病的人也很同情他，有的病人還讓他按摩，賺點錢。雖然我們很同情他，但也覺得他有些鑽牛角尖。學了知識，就要與實踐相結合，要學以致用。現在他的學習方法就有些不太現實，學了這麼多，就只會照本宣科。”

    -我並不想出名

    “‘張博士’這個稱呼是學生開玩笑叫出來的，後來越喊越大，後來媒體報道也這麼叫，就定了型了。出名後，在求學中就不再有人能輕易地將我學習的機會毀掉了。但是我並不想出名。剛開始當旁聽生的時候，我還有幾百塊錢。花光了以後，畢業班的學生也會送我一些飯票，送來以後我就能吃很久。飯廳變成打卡以後，我在學生食堂裏幹過一陣子，管我兩頓飯。另外衣服都是好心人送的，學生們也會送我一些肥皂頭、牙膏頭等基本生活用品。剩下的只有理髮要我自己解決，一般我撿點廢報紙，賣了就夠理髮了。我很感激好心人對我雪中送炭，我心想學出來以後一定報答他們。但是如果我沒有辦法去俄羅斯做翻譯，我也不會找其他的工作，只能繼續學習下去，靠接受別人的接濟過日。如果學校不容我，我就只好流浪街頭。就算流浪的時候，我也會繼續學習下去。”

    “有人對我有看法，説我是瘋子、神經病，但是我始終不投降。我找的工作一定能夠對學習起促進作用，不會幹體力活等對學習起反作用的工作。我情願受人接濟，也不願意做那些平凡的工作。我認為只有做研究員和翻譯才是不平凡的工作。我的不平凡論就是從事科學研究或者從事翻譯，不斷前進，提高水準。”

    -有時想法很幼稚

    　 有人説“張博士”沒有社會經驗，連WTO、北京申奧成功他都不知道，記者問他是不是太脫離社會了，他説：“我怎麼能知道英文單詞呢？更別提WTO是縮寫。我又不是運動員，又不想參加奧運會，我當然不知道申奧的事了。我也沒那份精力，那個時間。這些你説了，我才知道有這些説法。但我還是不了解，我認為那些與我無關，了解它也沒必要。”

    當記者問到，如果你去當翻譯需要翻譯有關話題卻不了解該怎麼辦的時候，“張博士”説：“我想做的是農業翻譯，因為沒有農業任何人也沒法活。我想先給農民做翻譯，然後再給農技師做翻譯。現在重慶市農牧廳正在幫我辦手續到俄羅斯做農業翻譯，他們已經測試過了我的俄語的讀、聽、説。現在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沒有人為我寫一份推薦信，但再困難，我也要辦，這是我唯一的出路了。現在我正在聯繫重慶老家出示一份證明，雖然很複雜，但卻是可行的辦法。我最終的理想就是做一名農業翻譯家，如果我到了俄羅斯，我想一兩年我就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翻譯，五六年以後就可以成為出色的農業翻譯家。因為我確信我有做俄語翻譯的天賦，一次在喀秋莎大酒店，有人還以為我是俄羅斯人呢。”

    -當不了翻譯就學到死

    記者問“張博士”為什麼不找一份工作，組織一個幸福的家庭，他説：“我認為的不幸福是不能為自己的理想戰鬥下去，成立一個小家庭並不是幸福，而是懦夫的思想意識。我認為我是對得起自己死去的父母的，因為他們就要我成為一個有才華的人，有出息的人，而不是一般的平凡人。等到我老了，就路死路埋，溝死溝埋。”

    在四川大學，記者也走訪了一些老師和學生。有一位老師認為：“現在我國的教育已經逐步進入市場，後勤也社會化了。我們雖然有老師同情他，為他施教一兩次，但是不可能總是免費旁聽。七八年前，他可能旁聽多一些，但他現在總的來説是在自學，有時他自己就把自學和旁聽混淆起來了。他在旁聽生中算是比較另類的，我們學校的人就保持低調，不管怎麼樣，他也是我們學校編外的人，和我們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們也不會轟他，對他也不多加干預，給他一個寬容、自然的環境。我們對他的印象都很模糊，每天上班、上學經過操場時，都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人。我們也曾經做過簡單的調查，他給人就是一種時隱時現的感覺。其實，我們現在的社會已經步入多元化，想學習，取得文憑，其實有很多途徑，像上電大、高自考，這些學習的大門都是向他敞開的。我不能理解他為什麼在一棵樹上吊死。”也有一位同學説：“雖然他努力學習的精神很可敬，但是我不能理解現在還有這麼不現實的人。聽説他只當研究員和翻譯，簡直就是有些迂腐了。”

    -是太執著還是偏執

    “張博士”在成都很有名，大家都很同情他的遭遇，對他執著學習的精神也很感動，但是大多數人們也都在報紙上看到了他的故事，有些人甚至懷疑是不是有這樣一個人存在。一位記者朋友也對記者説：“我曾經採訪過‘張博士’，覺得他很可憐。但是後來我覺得他的想法太偏執了，甚至就是以學習為職業。這樣就過了。”這正説明瞭“張博士”這個人與社會的格格不入，當然，每個同情他、被他感動的人都希望他能有一個好的結果。

    《北京青年報》2002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