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同樣的物價漲幅，上海的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群體的感受卻截然不同。從各自的家庭財務支出來看，佔總戶數11.4%的低收入家庭已經受到物價上漲的較明顯影響，中等收入家庭是略有影響，高收入家庭則沒有影響。

楊阿姨的家庭賬

9月17日，一個普通的工作日。淩晨4點半，在上海聯華超市黃浦店工作的楊阿姨已經在上班的路上了。和往常一樣，她的飯盒裏裝著準備好的午飯：米飯、雞毛菜、番茄炒蛋和西洋芹肉片。最近菜價又漲了，算下來家裏花在伙食上的錢要增加100多元。

到了超市，楊阿姨和同事一起把蔬菜和肉類搬到櫃檯上，分門別類地擺放好，標上今天的價格：青菜1.3元／斤，豇豆1.8元／斤，雞蛋3.7元／斤，純精豬肉10.8元／斤，小排10.5元／斤……

早上6點，聯華超市黃浦店開門營業。作為上海市的試點單位之一，這家位於浙江中路上的超市主要業務是賣菜。由於是這一帶惟一的菜市場，周圍的居民都要來這裡買菜，在附近寫字樓和機關上班的人也會在下班後捎些菜回家，很多都是老主顧。

楊阿姨指著一溜排開的菜價牌對記者説：“兩個月來菜價一直在漲，我天天要跟這些老顧客解釋，進價就高，我們也沒有辦法。”

上海市統計局剛剛公佈了今年8月份全市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CPI)：3.2%。7月份這個數字是達3.6%，創近四年來上海CPI新高。對這些數據，楊阿姨並不了解，更不懂CPI是衡量通貨膨脹最流行的指標之一。

作為每天都要“買汰燒”(上海方言，買菜、洗菜、燒飯)的家庭主婦，楊阿姨私下裏對漲價也有同樣的抱怨。乘著中午休息的空隙，她給記者算了一筆家庭財務賬。

從上海第二絲織廠下崗後，楊阿姨在聯華超市得到了這個“再就業崗位”，收入是每個月800元，5年來沒有變過。楊阿姨的丈夫也是普通工人，單位效益不太好，月收入不到1000元，孩子還在讀高中。按照上海市統計局2003年的調查，楊家屬於上海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在7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體。

“我下崗的時候孩子剛剛讀小學，目前家裏最大的開支就是伙食和教育。”楊阿姨家每月伙食開支在750元左右，基本要用掉一個人的薪水。本輪大米、食油、雞蛋等食品價格上漲，雖然沒有讓楊家的飯桌上發生顯著變化，卻讓楊阿姨更加精打細算了，“昨天買了一隻鴿子做湯，要15塊呢！但總要讓兒子吃好吧。”

上個星期，兒子交了1000元的英語補習費，這筆計劃外的支出雖然讓楊家很吃重，但她堅持認為給兒子的讀書錢不能省。

楊阿姨説，現在最怕的是自己家那邊的住宅被拆遷，“如果拆遷我們根本買不起新房子。”

食品漲價：上游帶動下游

楊阿姨家每月的食品消費佔總支出的比重(即恩格爾系數)高達44.1%，不難判斷，市場上食品價格的一點小波動都可能影響到楊家的生活品質甚至消費習慣。

老百姓的生活觸覺是最敏銳的，其實從去年底楊阿姨就明顯感到菜價在上漲了。統計數據也表明，2003年第四季度全國各地的食品價格開始出現逐月攀升的態勢，至去年12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中的食品價格指數比上年同期上漲8.6%。當時上海的這個指數也不低——4.1%。

“沒錯，農副産品是從去年第四季度開始上漲的。”上海市統計局一位統計師説。他還向記者具體解釋了上海食品價格一路攀升的原因：去年下半年受糧食減産影響和國際農産品價格上漲，國內糧食市場價格呈現6年來的首次全面上揚。受糧價波動影響，飼料價格隨之上揚，致使生豬飼養成本提高，進入申城市場的豬肉價格自然上行。

“既然上游産品漲了，下游産品必然也會跟著漲。也就是説糧食一漲，肉類、雞蛋都會跟著漲。”這位統計師説。

2003年糧價上漲而引發食品價格上漲的後期影響一直延續到了今年。加上上半年禽流感的影響，各地宰殺了很多雞鴨，使豬肉消費量有所增加，並直接導致雞蛋價格上漲。從統計局公佈的8月份CPI來看，無論是全國的5.3%還是上海的3.2%，食品價格的強勁升勢都成為價格總水準繼續上行的主要因素。

雖然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輪食品價格上漲屬於正常的市場調節，但這仍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糧、油、菜、肉是居民生活消費的必需品，消費彈性系數小，價格的增長將直接增加家庭生活消費開支，對低收入家庭影響更大。

中國的金融中心和城市化程度很高的上海，同樣需要面對漲價給市民帶來的影響。2003年，上海年每人平均生産總值(GDP)達到46718元人民幣，居民家庭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達14867元。但是在統計局的抽樣調查中，這裡仍然有11.4%的低收入家庭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不足7000元；也就是説，在上海每9戶人家就有1戶是低收入家庭。他們更需要得到切實的關心。

按照楊阿姨的説法——“日子還不至於支撐不下去，但是除了吃飯和小孩讀書，其他東西基本就不買了。”

未受影響和稍受影響的人

當然，食品漲價並非對所有人都有影響。楊阿姨説，每天在聯華超市買菜的顧客中，“在公司裏上班的年輕人”對菜價往往不怎麼在意，都是匆匆忙忙買了就走。

17日下午6點半，當記者再次進入這家超市時，正巧碰到某雜誌社編輯范女士下班後在這裡買菜。她很大方地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范女士家住浦東世紀公園附近，屬於滬上30歲不到就有房有車的階層。“我先生是證券公司的部門經理，晚飯很少回家吃，等他年薪到20萬我就不工作了。”范女士半開玩笑地説。

范家男主人由於工作和社交的需要，小夫妻在外就餐的時候遠多於在家吃飯，從理論上講范家的恩格爾系數極低。按照她的家庭情況，理當沒有受到目前食品漲價的影響。

沒有想到范女士語出驚人：“正是因為這次漲價，我才發現以前農産品價格是偏低的！”不過范女士只是從經驗上感覺如此，並沒有特別的理由支撐自己的觀點。“本屆政府很重視三農問題，如果糧食、雞蛋漲價的錢能到農民手裏，那我覺得漲價是合理的，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

同樣的感受也來自上海某事業單位的司機小劉。繼承了上海男人“優秀品質”的他，結婚後在家包攬了買菜和做飯的任務：“這個月家裏買菜是多花了100多塊，往常1000塊錢就打住了。我們當然不希望漲價，買同樣的東西誰願意多付錢呢？中國不是有句老話嗎？民以食為天！”

小劉和妻子每個月的收入在3500元左右，對他們來説，多100塊少100塊並不是什麼大事情。但是小劉也説，如果豬肉、食油等食品價格繼續上漲，每月家庭伙食支出達到1400元，就有點吃不消了。目前兩人最大的一筆支出是20年期的住房貸款，“好在事業單位的福利還不錯，每個月公積金可以抵掉800塊。”看上去小劉對目前的生活還比較滿意。

按照統計的眼光來看，范女士和小劉分別屬於上海家庭中比例最大的兩類：年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2萬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和1萬~1.5萬的中等收入家庭，這兩類家庭分別佔到20%和31.9%的比例。從他們的家庭財務支出來看，菜價上漲對高收入人群基本沒有影響，對中等收入人群的影響也比較有限。

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如何保障

上海的經濟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生活成本高，物價普遍較貴。在本輪食品漲價中，從楊阿姨、范女士和小劉三家的情況中，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上海市居民生活的一些影子。從相對比例上來看，食物漲價影響到的人群在上海只佔一個很小的比重。但不容否認的是，像楊阿姨家這樣易受價格波動影響的低收入家庭理應受到更多的關注。

有學者認為，漲價的背後其實還存在著一個社會保障問題。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所副所長楊建文認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資標準應該根據CPI的變化建立一個浮動機制。如果CPI走到了一個高位，那麼上述兩個保障線就應該相應提升。

“如果政府財政在這方面多花點錢的話，那麼這個錢是花在刀口上。”楊建文説，“同樣一塊錢用在窮人身上和用在富人身上完全是兩回事情。如果把財政用在邊際效應最高的地方，從整個社會角度來講效益最大，還可以避免社會不穩定，以及一些連鎖反應，政府也能省很多心。”

事實上，上海市政府對漲價的反應還比較快。市政府新聞發言人焦揚在9月15日説，根據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職工平均工資平均增長幅度等綜合因素的變化情況，市政府決定增加城鎮退休人員養老金。據了解，今年上海大約將有250萬退休人員每人每月增加55元養老金。

另外，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規定，從2004年7月1日起，全市月最低工資標準從570元調整為635元。並且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伙食補貼、上下班交通費補貼等項目不作為最低工資的組成部分。

當下，老百姓最關心的還是明天的菜價會不會繼續上漲。上海市商業資訊中心副主任齊曉齋預測，食品價格不會無限制地漲下去，“中國市場已經非常開放，它自然有一個平衡機制，如果價格漲到一定程度，國外的農産品就會進來。”

楊建文也表示，今年的秋糧情況不錯，估計第四季度價格上漲幅度不會很高。另外，各地政府對公用事業的改制和調價都相當地謹慎，上海在第四季度整體改革步伐也會放緩，在這個過程中間，公用事業的價格不太可能上調，“調價要看社會承受能力，北京的水價是每噸2.8元，上海只有1.93元。”

上海市統計局一位官員同樣認為，“明年的CPI會下降”，並且低收入人群的影響應該用政府補貼來解決，而非加息或不加息。

這位官員表示，不是CPI到了5.3算算就可以推出一個新政策，如果這樣那政府也太好辦了。“低收入人群只佔上海人口的小部分，這個小傷口可用小手術切除的辦法解決。”同時他透露——“我們統計系統的人都不主張加息。”(胡天舒)

南方週末  2004年10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