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談了15年，“入市”還要談那麼久嗎？這種急切之情，表明中國人迫切需要以過程論的積極心態，而非目標論的靜態心理，來看待中國正在進行的這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轉型。

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美國人項莊舞劍

“聽説你們眼睛手術很成功，我十分高興。”2月20日，美國商務部長唐納德.埃文斯親切問候陜西三原的李凡、李豪小哥倆兒。他開心地逗逗李凡，摟摟李豪，提醒記者閃光燈不要影響小哥倆的眼睛。

去年10月，埃文斯訪問西安並出席一個捐贈儀式時，認識了三原農家盲童李凡、李豪兄弟。回國後，埃文斯給小哥倆寄來火箭隊姚明簽名的帽子、籃球等禮物。今年重訪西安，埃文斯專程來看望他們。

人們很難想像的是，這位真情溢於言表的大人物這一次訪華，標誌著中美在“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的角力全面展開。這位部長已經明確而強硬地亮出他的底牌。對此，陪同的中國商務部官員心知肚明。

中國是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對此，普通中國人是有理性認識的。但是在知道這個問題可以扯皮扯上15年時，他們肯定會大吃一驚。

這是不是遺忘在肚子裏的手術刀？中國媒體叫起來。人們正在把中國為獲取市場經濟地位做的努力，看作“第二輪世貿談判”。是“入世”後的“入市”問題。

1999年11月15日中美兩國達成入世協議時被欣喜遮住的激憤發作了。當時，“中國入世後15年內仍將被看作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資訊，讓一些人士情緒激動。中國入世法律文件16開本792頁，其中關於“非市場經濟地位”的440個字，越來越像一根肉中刺。

埃文斯明確表示不可能輕易幫助中國把這根刺拔出來，中國人又無法忍受。這時，當年入世的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已無法再保持“低調”。日前，他在福州的一次活動上對媒體説：“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不需要別國承認。”

那麼中國領導人又何必忙著要求歐盟承認呢？當龍永圖説出“今後中國加入任何國際組織只要15分鐘就夠了”這樣的話時，可以想像他是多麼激動。然而，他的激動正好説明公眾缺乏必要的冷靜，並出現落入情緒化陷阱的危險。

針對中國産品的反傾銷案例確實在激增，但這一現象不能同讓人惱火的“非市場經濟地位”條款劃等號。中國去年出口額4000多億美元，其中遭受反傾銷訴訟總額為22億美元，佔0.5%。這裡面，一些企業積極應訴並得到回應，最終被判定反傾銷的案例涉及大約10多億美元，不超過0.25%。

“為什麼我們不關注佔多數的99.5%，而只對0.5%爭執不休呢？”龍永圖問。我覺得這很可能是因為美國人在開聽證會的消息觸動了中國人的神經。但是為什麼我們如此關注埃文斯的指揮棒呢？也許我們的譜子同他的譜子並不是同一支曲子。對於反傾銷問題和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確實盡可以從容以對，應當堅決避免政治化和情緒化。特別是當前北美政治舞臺上正值政治化和情緒化高峰季節。

在國際外貿競爭中，講究的只是利益互換。中國現在向發達國家爭取“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肯定還要付出別的代價。如果對方要價過高的話，中國又急於一時，只能是得不償失。即便中國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 “反傾銷”調查的數量不見得會減少，而發達國家還會以反補貼、技術壁壘、智慧財産權等新的屏障來制約中國的外貿出口。其實，這一地位的獲得並不能真正改善中國外貿出口的總體環境。

冷眼向洋看對岸，事實是當“市場經濟地位”忽然成為中國人的關注焦點時，這一中國人的理想主義目標，實際上可能正在成為美國人的實用主義工具。

當前中國屢遭反傾銷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經濟及出口增長撼動了舊有世界貿易格局。據統計，中國出口美國的彩電，從2000年起兩年間增長超過1000%。這只是其中一例而已。在這種崛起速度下，不論是否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中國都會得到比別人多得多的反傾銷調查。20世紀60、70年代，日本經濟擴張期同樣頻遭黑手，而作為西方工業化七大國之一，日本顯然是無須爭議的“完全市場經濟國家”。

要看清埃文斯先生的牌。6月初，美國商務部就是否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的首次聽證會上，埃文斯明確打出了人民幣匯率這副牌：“除非由市場主導決定勞資和貨幣兌換率，否則中國將仍是一個非市場經濟國家。”

顯而易見，目前中國不可能接牌。現在，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出口和外國直接投資。如果實現浮動匯率制度，這兩項首當其衝。同時，當前的人民幣吸引了約1000多億美元國際投機資本。要調整匯率，這一成本也太大。與此同時，匯率問題的基本穩定，可以為中國十分艱難的金融改革贏得時間。

其實，商務部長埃文斯和貿易代表佐立克都已經向國內明確表示，在新的條件下，通過積極推動中國對“市場經濟地位”的尋求，是最有效地獲取中國在人民幣、勞工標準等問題上讓步的武器，甚至要比經濟制裁有效得多。

當中國人以急躁情緒盯住這一目標時尤其如此。

因此，雖然埃文斯給陜西的李家小兄弟帶了禮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絕沒有給中國商務部的同行帶來他們最熱切渴望的東西。

美國聽證會上的中國隊：守門員充當前鋒

這一次埃文斯訪華，第一站先到古都西安，並在飯店宴請農家小兄弟。在友好之外，可以看出他是何等的氣定神閒！當24日埃文斯在北京同美國勞工部長趙小蘭會合時，肯定會發現美國商務部一個“模擬考試”般的聽證會，已經把中國商務部官員和中國公眾搞得如此緊張。

既然有那麼多情緒和意見，為什麼中國人不也開一個聽證會？

美國政府的決策在進入正式官方程式前，都會召開一系列的聽證會，聽取各方意見。在尋找到國內各方意見的“交集”時，再推將出來“一致對外”。而這正是我們的遺憾所在：針對外國的一些做法在國內搞聽證會，中國並沒有這麼一套做法或機制。

在6月初美國商務部組織的那場聽證會上，中國代表團就中國爭取獲得市場經濟地位為自己進行了辯護。按中國商務部進出口公平貿易局官員的話：在這場“莊嚴的聽證會”上，“中國與美國業界代表們進行了一次公開交流”。

這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為爭取全球最大經濟體承認其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第一次公開答辯。然而最為微妙的是，美國代表團成員可謂三教九流、五花八門。提前一個月，美國商務部就發出聽證會公告：“內容包括中國經濟體制中與市場經濟不一致處，中國政府政策及其施行可能對市場以及中美貿易産生的衝擊，中國的銀行、國營企業經營情況，省級以及地方政府在稅收優惠、鼓勵出口等方面的政策以及實施情況等。”美國社會各界報名極為踴躍。20多家組織或個人報名參加，勞工組織、律師行業、相關産業協會及企業等。這些自願報名的美方參加者，大多數已經在自己的標牌上寫好了“NO”。

耐人尋味的是，中方代表團基本上是一個商務部稱為“精明強幹”的官方或者説官員代表團。代表團由4人組成，3人從國內出發：中國機電産品進出口商會(原來是機電工業部)一名副會長、商務部公平貿易局出口處的處長和一名工作人員(應當是科級)。另一名代表是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公使銜商務參贊。真可謂“精兵強將”：從科級、處級、局級到部級官員，齊了！

商務部公平局官員稱，商務部接到美國傳真過來的邀請函件後就積極展開系列準備工作。5月11日下午，就委託市場經濟專家組完成針對美國公眾的答辯情況説明，5月13日，完成針對美國六條標準的答辯書，5月19日，完成所有答辯材料，並於5月19日傳真給美國。速度是一流的，但是從來沒有公開向社會各界徵集任何意見！

美國商務部評價市場經濟主要有六大標準：貨幣的可兌換程度；勞資雙方工資談判的自由程度；設立合資或外資企業的自由程度；政府對生産方式的所有和控製程度；政府對資源分配、企業的産出和價格決策的控製程度；以及美國商務部認為合適的其他判斷因素。

這六大條件中，核心問題就是政府控制市場經濟要素問題。在市場經濟中，企業及社會團體充當的是前鋒，而政府是守門員。當我們這個完全由政府官員組成的答辯方，與美國企業、勞工、人權、環境、法律等民間人士面對面時，這裡面的反諷意味有多大，根本就不需要多少想像力。

當守門員充當前鋒時，不僅進球機會罕見，而且已經洞開了自己的大門。

100%的應訴勝訴率：應該向浙江人學什麼？

去年浙江企業面對反傾銷調查的應訴率和勝訴率都是100%。在歐盟針對浙江人的打火機反傾銷案中，中國申請市場經濟地位的5家企業100%均獲成功。

不論6月底7月初歐盟就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作出怎樣的“初步結論”，由於我們太平洋對岸的鄰居舞劍之意在沛公，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尋求全球性突破都要假以時日。而且即使我們目的最終達到了，由於中國經濟正處於劇烈擴張期，全球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行動仍然只會增長不會減少。

中國都必須尋找更好的突破口。而且這一突破口也將通往國內外公認的完全市場經濟的真正道路。在反制其他國家反傾銷調查中幾乎從不落敗的浙江人，已經走出了這樣一條並不難以學習的道路。但在全國推廣，需要突破的障礙恐怕比埃文斯設置的障礙多得多，大得多。

浙江人能打勝層出不窮的反傾銷戰役，並不是由於浙江省外貿部門的官員更加強有力，而是更高明，他們推動了浙江極為發達的民間商會建構。而其支撐點，是浙江民間無處不在、不受傳統約束的企業家精神。

在國內學界，關於“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的討論從來沒有中止過。較為普遍的共識是：政府招商推動的強大的外資優勢，使蘇南呈現出“強政府、弱社會，大政府、小社會”特點，政府掌握的資源多，對資源的壟斷程度高。而溫州、台州等地區則相反，完全是由個體、私營、民營經濟推動起來的經濟。總體上看，功不可沒的蘇南地區政府基本上是“十全政府”、而且是“三好政府”，一些政府文件對某一個時段內的引資數、私營企業興辦數和投資總額都規劃得一清二楚。

但正是政府機構擴張、官員權力膨脹，不僅導致了轟動全國並由溫家寶總理親自主持會議處理的“鐵本事件”。而且“低價批地招商大戰”政策，已經使蘇南這個魚米之鄉幾乎已經無地可耕。強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正在抑制民間經濟社會的成長髮育。

目前世界500強正在蘇滬扎堆一般設立總部，而在浙江省竟然不足10家！但是以本土企業家精神為主的溫臺地區，正從上世紀80年代的“弱國家對弱社會”向“強國家對強社會”的理想狀態過渡。企業能幹的事，政府從來不干涉。企業能幹的事，也從來不找政府。這才是浙江人在成為全球反傾銷“首當其衝”目標之際，反而由企業主動應訴取得百分百勝績的主要原因。

從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看，商會具有協調同行、避免過度競爭以及自主對外溝通的功能。但是，中國最缺少的不是官員，而是能夠有效協調作用的商會，能夠與外國商會建立有效協商機制的商會。

根據WTO秘書處提供的資料，向WTO正式通知的反傾銷案件中，有一半以上案件經雙方溝通和磋商得到了解決而沒有導致採取反傾銷措施。這裡民間渠道十分重要，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市場經濟體制中並非只有叢林法則起作用，在WTO多邊貿易體制中，貿易自由化受到公平競爭原則的約束，因此，彼此競爭的企業也有共同的利益，商會則是維護這種共同利益的有效組織形式。這樣，民間商會的缺位，實質上構成反傾銷案背後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日兩國大蔥貿易糾紛部長備忘錄指出：要通過政府和民間渠道加強對企業的宏觀指導，雙方民間組織應建立資訊溝通和協商機制，引導兩國農産品種植、生産和貿易的良性發展。實際上，中日大蔥貿易糾紛，包括大蒜糾紛、蘑菇糾紛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缺乏民間渠道。本來可以通過雙方民間組織自主談判解決的爭端最後攤到政府層面，就是由於中國“民間組織”無力承擔兩國部長共識提出的任務。

表面上看，WTO協議由成員國政府簽署，WTO事務是政府間事務。但是，WTO事務直接關係到企業、行業、産業利益，企業和代表企業、行業、産業利益的商會是WTO事務中的利害關係方。奉行市場經濟原則的國家和地區組成的WTO，其遊戲規則主要是根據市場經濟原理制定的，而企業是市場的主體。

“傾銷”嘛，就是壓價過低，“損害”嘛，就是出口過猛。中國之所以總是首當其衝，除了中國經濟處於猛烈擴張期外，另一普遍原因則是中國各生産企業、出口商之間的習以為常的惡性競爭。一些國內企業挖同行墻腳，寧可價格降到無利可圖、打到兩敗俱傷：不是退出市場，就是被反傾銷。而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商會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避免同業惡性競爭。

瀏覽WTO網站不難發現，就多邊貿易談判提交“立場文件”的基本上都是商會，如歐洲商會、亞太工商業商會聯合會、國際商會、歐洲小企業聯盟、南韓國際貿易協會、德國工業聯合會、歐洲商會協會等。

因此，當試圖迅速取得“市場經濟地位”以減輕反傾銷壓力並不能如願時，我們可以反過來想一想，為什麼不通過像浙江人那樣成功地實施對反傾銷的應訴勝訴，來貨真價實地推進中國的市場經濟發育呢？孔夫子説：失其鵠的，反求諸己。在市場經濟的瞬息萬變之中，即使不失其鵠的，我們也不能反求諸己。

不要忘記，“市場經濟地位”不是一個幾何學原理或代數公式，並沒有公認的嚴格標準。山姆大叔更是習慣於用手電筒照別人而不照自己。現在，世界銀行已經指出，中國經濟已從對國有和集體經濟的完全依賴轉移為一種混合經濟模式，私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紐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近日相繼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然而，這些成果可以用來讓美國人看，卻沒有一點必要用於自我欣賞。

中國1992年才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前全國要素市場化程度依然太低：土地還不是商品，只有使用權可以轉讓；金融實質上沒有對民間開放；勞動力市場仍舊分割；城鄉二元化現狀並無根本改變；中國依然對外開放有餘、對內放開不足。嚴格地講，中國東部、中部、西部甚至還沒有形成統一市場。

市場經濟地位，是一定要爭的。因為很多像俄羅斯這樣市場發育甚至還不如中國新疆的國家都獲得美歐的承認。但是，我們自己心裏一定要有定盤星：任何固定的“地位”都不能取代永無休止的“作為”。我們必須改變喜歡一勞永逸的習慣。因為它與市場經濟不相容。

不到長城非好漢。但是在市場競爭無處不在的地球上，理想的長城在以比我們更快的速度移動。只有永遠奔跑下去的人，才可能成為真正的好漢！

南方窗2004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