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設在瑞士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WEF)公佈2000年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國內地的總體排名由1999年的32位下降為41位；
8月初，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推出綜合國力評估系統(第一期工程)研究報告，在先期完成的對美、日、中、俄、德、法、英七國的評估中，中國綜合國力值居七國之末，約為美國的1／4，法國的1／2，俄羅斯的2／3；
4月19日，位於瑞士洛桑的國際管理髮展研究院(IMD)發表2000年國際競爭力年鑒，中國內地的總體排名由去年的29位下降為31位。
雖然這些數字遠不如零售商品價格指數一樣令人關注，但在“全球化”、“國際化”充塞視聽的今天我們仍不免心中忐忑：飄忽的名次究竟代表著什麼？
綜合國力並非競爭力
按照國際競爭力的排名，小國可能比大國更有競爭力，“窮國”可能比“富國”更有競爭力，這與我們的直覺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在涉足中國的競爭力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澄清兩個概念：綜合國力和競爭力。
綜合國力是主權國家經濟、軍事、科教、資源等方面的實力和影響力的總和。
這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評估報告在開宗明義時對綜合國力的概括。作為反映一個國家盛衰強弱的戰略性指標，幾十年來各國都對此進行了研究探索。
1965年，原聯邦德國柏林技術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亞琛技術大學第一物理學院院長威廉 富克斯發表《國力方程》一書，他認為，國家力量的發展工程類似于自然過程和生物過程。從生物的發展過程看，某一物種中的一小部分將首先在它們被引進並成長的新文化中按指數增長率增長，但當它們的總數達到了特定的資源可以維持的長期限度(即飽和限度)時，這種增長將下降。國家力量的發展也是如此。
以這個理論為依據，富克斯選取鋼産量、能源産量和人口數量為變數計算國家力量指數。
70年代以來，時任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國務院情報與研究局局長、喬治敦大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的克萊因提出如下對國家權力加以綜合估量的公式Pp＝(C＋E＋M) (S＋W)。其中，Pp為確認的國力，C為基礎實體，E為經濟能力，M為軍事能力，S為戰略意圖，W代表貫徹國家戰略的意志。顯然，克萊因把決定國力的眾多要素簡化概括為五種基本的、穩定的和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每個要素，克萊因又把它細化為若干指標，以打分的方式給予量化。克萊因方程標誌著國力研究由定性分析轉入定量研究階段。
1987年，日本經濟企劃廳計劃局委託日本綜合研究所進行綜合國力的基礎調查。
日本提出的由國際貢獻能力、國際生存能力和國際強制能力構築的綜合國力概念，使用了15個構成要素，擬定了評價指標108個，實際選入的指標近70個。日本綜合研究所對不同職業的800名人士進行了調查，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日本的綜合國力》一書。
從總的分析框架來看，此次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綜合國力評估採用了層次分析法，並結合專家調查、回歸分析、聚類分析等方法。層次分析法(AHP)是美國運籌學家、匹茲堡大學教授薩迪于7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種能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將人的主觀判斷用數量形式表達和處理的系統分析方法。評價中涉及經濟、軍事、科教、資源、政治、社會、國際影響等七個領域。
無論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GlobalCompetitiveness)”，還是洛桑國際管理髮展研究院(IMD)的“國際競爭力(WorldCompetitiveness)”，其實指的是同一種東西：一定經濟體制下的國民經濟在國際競爭中表現出來的綜合國力的強弱程度。它包括企業內部效率形成的競爭力和由環境左右而形成的競爭力兩個方面，國際競爭力比較研究的重點是後者，即探討外部環境或經濟體制對一國企業形成國際競爭力的作用程度。因此從本質上説，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高低取決於經濟體制的設計、改革和經濟政策的選擇。IMD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從事這項研究並出版年鑒，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與WEF合作直至1995年後者自立門戶。中國內地從1994年起進入IMD年度報告。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周方銀先生認為，比較而言，綜合國力評價主要是對現實實力和影響力的評價，它以硬指標即統計數據為主，而國際競爭力的評價更多依賴於軟性因素和指標。此外，軍事因素在國際競爭力評價中是完全不考慮的，一國的總體經濟規模、總體科技水準、總體軍事實力、資源的豐缺程度都不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WEF最新公佈的排序中，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是新加坡和盧森堡，芬蘭和瑞士也分別排在第六位和第十位，這在綜合國力評價及排序中是不可想像的。
國際管理髮展研究院如何確定中國的位置
指標體系涵蓋得是否全面、層次機構是否清晰合理，直接關係到評估品質的好壞。
IMD的指標體系包括國內經濟、國際化、政府、金融、基礎設施、企業管理、科學技術和國民素質八個構成要素，每個構成要素中分別包含25個至46個指標，共計290個指標。
在通過這些指標為47個國家和地區進行分析和排序時，IMD使用兩類數據，其中2／3是硬數據---來自國際組織、地區性組織、各國和其他組織的經濟或其他組織的統計數據。IMD擁有一個由34家合作學院組成的獨特的網路，可以幫助它蒐集到所在國的最新資料。在中國，IMD也有它的合作夥伴，關於中國的數據就源於此。
另外1／3數據是調查數據，也就是我們説的軟數據，它是根據IMD進行的關於競爭力的年度調查統計而來。IMD把有110項條目的問卷髮給47個國家和地區的高層和中層管理人員，請他們評估他們的企業當前所處的競爭環境和他們所希望的環境。
答卷人只針對自己的國家回答。今年的調查數據是根據2000年3月答完並交回的3263位管理人員的問卷採用“德爾菲法(DelphiMethod)”得出的。所謂“德爾菲法”，是依靠某領域專家的知識和經驗，在掌握了一定客觀情況和實際資料的基礎上，對詢問的項目進行數輪評分，根據評分進行數理統計得出結果的評價和預測方法。1987年日本進行綜合國力調查時也採用這個方法。
問卷中的110個問題都作為獨立的指標計入排序，但硬指標中只有139個計入，其餘的41個作為有價值的背景資料寫入年鑒，但不用於排序。為控制調查數據可能具有的隨意性，IMD將硬數據的權重設為1，調查數據的權重設為0.64。IMD表示，這樣的平衡關係可能像任何其他權重方式一樣有些武斷，但從1994年起一直應用這個比例，因此評估結果的連續性和可比性是有保障的。
世界經濟論壇怎樣為中國排位
WEF的全球競爭力報告評估59個經濟體的競爭力強弱，與以往不同的是，今年報告中將“全球競爭力排名”改稱“全球增長競爭力排名”，並另外設立了“目前競爭力指數排名”，以反映各經濟體持久性生産力水準的強弱。
WEF與IMD分道揚鑣後1996年起獨立做《全球競爭力報告》，其研究方法與IMD近似，但WEF更加重視軟指標的應用。
《全球競爭力報告》同樣分八個部分：開放度、政府、金融、基礎設施、技術、管理、勞動力和制度。WEF全球工業中心助理BradRyder先生向記者介紹説，報告中的硬數據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機構，軟數據則從調查中收集統計。在中國，WEF問卷調查了100多位工商業經營者，其中大多數是中國人，問他們對中國企業環境的看法。據了解，WEF向全球58個經濟體的4000多名政府官員和工商界人士進行調查。
BradRyder先生説，在開放度、政府、金融、勞動力部分，硬數據與軟數據的比例為3／4：1／4；基礎設施和技術部分比例為1／4：3／4；管理和制度部分則全部採用軟數據。因此他對調查的作用推崇備至：“調查對報告的貢獻是巨大的。如果沒有調查，量化對經濟增長有貢獻的因素是不可能的，就無法提供關於一個國家經濟管理技巧和制度力度的統計數字。而那些在一國從事工商業的人正處於可以提供關於企業環境的有價值資訊的獨特地位。”
不少人擔心軟數據不如硬數據靠得住，正在做競爭力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統計係博士生汪濤説：“剛開始時我們也不習慣用軟指標，覺得抓不住。其實硬指標是顯性的，它只代表過去和現在，軟指標是內在的東西，更具有前瞻性，個性化資訊保留較多，對未來的把握遠比硬指標好。”IMD則認為，用這兩類數據得出的競爭力既是標準化的又是感性的。
其實WEF對軟數據權重的處理要比這組數字複雜得多，也就是説，他們已經盡可能地考慮了結果的可靠性。
-從世界排名中學什麼
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説：“競爭力報告書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反映不同經濟體的特性，分辨它們是屬於經濟即將快速擴展的革新者或接受者，還是屬於同科技完全脫節的一群經濟體。”
在把各經濟體分成三六九等、弄得名次不高的人們心裏起急之後，評估報告像一本本脈案，或簡或繁、或疏或密地妄圖幫人找出病根兒。據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分析，假設美國綜合國力年平均增長速度為3%，在中國綜合國力年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7%、6%、5%的情況下，中國要達到美國同期綜合國力水準所需時間分別為36年、47年和70年。在同樣條件下，中國要達到現在綜合國力排名第三的法國同期綜合國力水準，所需時間分別為18年、23年、35年。從中長期來看，要始終保持綜合國力的較高增長率很難，但在中國綜合國力的年平均增長率為5%、法國為3%的情況下，中國用35年時間就可以達到其同期水準，這一前景應該説是比較樂觀的。
但從另一方面講，即使中國綜合國力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美國為3%，雖然兩者的相對差距逐年減小，但它們之間的絕對差距還是逐漸增大的，這種絕對差距從第15年開始才逐漸減小。從這種意義上説，對中國綜合國力的認識和估計不能夠太樂觀。據了解，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明年將完成對包括義大利、印度、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以色列、南韓在內的15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評估，那時中國的排名會更客觀、更有意義。
每當世界排名結果公佈，政府官員、記者和普通百姓提出的共同問題是：“我們國家怎樣才能提高我們的排名？”IMD為此提供一個“競爭力模擬”---去掉一個國家最弱的20個分值，代之以該指標的平均分，然後重新計算這個國家的排名。
在模擬中，IMD把一個國家無法控制的因素如可耕地面積等排除在外。以其他國家保持不變為前提，該模擬顯示如果政府致力於提高最弱的20個指標將會發生什麼變化。
這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個發現問題的工具。
此外，今年IMD在年鑒中增加了兩個的新內容，一項是“2000年的挑戰”---請與之合作的34家院校、機構分別列出5個本國面臨的競爭力挑戰，另一項是“國家力量”，突出每個國家得分最高的20個指標，即這個國家的優勢。
評估報告之所以值得尊敬，還在於能在渾身不舒服中找出主要病症，這可能就是“量化”的妙處。從2000年IMD的競爭力年鑒看，國內經濟的單項排名從1999年第6位降到第18位，金融從第36位降到42位，國際化從18位降到35位。進一步分析各項指標，還會有資本市場的排名從1999年第32位躥升至2000年第四位這樣的驚喜。一是一，二是二，拎清了不少支支吾吾説也説不清楚的問題。
競爭力報告本身也是一本值得研讀的教材。中國人民大學統計係博士汪濤認為，如果把國內的競爭力研究工作分為學習、研究、創新三個階段，現在則處於對IMD和WEF的報告的研究階段，而這個階段會比較漫長。例如，作為有53年曆史的管理學院，IMD在報告中比較重視管理，這是我們在宏觀研究中常常忽略的角度。國家體改委經濟體制改革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聯合研究組和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從1996年起推出的《中國國際競爭力發展報告》可以算做在IMD和WEF報告基礎上學習、提高的成果。
-文／本報記者甄蓁
另一場奧運
雪梨激戰正酣。
我們把關注的目光轉向日內瓦。
在國際競爭力世界體系標準下，通過數百個統計描述和評價指標的國際比較，可以揭示中國的優勢，找到各方面的差距，並運用規範的市場經濟理論，分析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問題，這無論在宏觀管理還是在微觀管理中都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從這個意義上説，關注中國的競爭力，便是關注中國的未來。
國際經濟的競技場上，實力的比拼只會比奧運會更殘酷。軟科學家遊光榮認為，如果將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和個別新興工業化國家視為競爭力的“第一集團”，中國的競爭力應排在“第二集團”前列，換言之，中國近期要將競爭力提高到世界前20名之內，下世紀初到2020年進入中上游，21世紀中期進入前十名。
面對挑戰，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消化吸收能力、綜合整合能力便顯得十分必要了。如何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現狀，充分考慮世界科技加快發展和國際經濟結構加速重組的趨勢，著眼于全面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乃是當務之急。
北京青年報 2000.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