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質偏低　

    ●資訊不靈　

    ●偏見擋路　

    ●制度有礙　

    經濟改革以來，農村勞動力突破了傳統體制的束縛，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産業，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地區，從中西部地區轉移到東部地區。從宏觀層次來看，這種勞動力流動現象是十分積極的。研究表明，勞動力從低生産率部門（農業）向高生産率部門（如工業）的轉移，是我國改革以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勞動力流動對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率的貢獻份額在１６％—２０％之間。其次，實現了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庭從流動中獲益不菲。根據許多調查結果，每個遷移者平均每年往家裏匯寄２０００元，假設目前我國流動勞動力的總數為８０００萬人，每年出外做工並積累下的收入達１６００億元，相當於１９９８年財政支援農業生産支出總額的１２．９％，以及農村個人固定資産投資總額的５９．７％。　

    但是，一些大中城市的政府對勞動力流動的態度卻十分消極，利用各種手段限制這種流動。最近幾年，城市政府對外地民工定居和就業的限制有增無減，大有繼續加強的趨勢。在這樣的政策傾向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非農産業的轉移障礙，不僅很難得以克服，而且不合時宜的政策被不斷地複製出來。　

    影響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障礙，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首先是待轉移勞動力能力上面産生的障礙。許多調查顯示，實現了地域轉移的勞動力，絕大部分集中在２０—３５歲之間，其中男性的比重大大高於女性，與農村勞動力的平均水準相比，受教育程度較高。從遷移者的家庭經濟狀況來看，通常在其家鄉處於中上等水準。和這些已經走出去的人相比，還留在農村的勞動力相對素質偏低，要實現向外轉移，需要克服文化、年齡以及經濟條件等方面的限制。　

    其次是待轉移勞動力面臨的資訊障礙。從勞動力轉移的流向和轉移勞動力的地區分佈來看，其中比重最大的一部分是省內轉移（按照統計定義，遷移是指跨縣或跨區的流動行為），通常佔轉移人口的５０％以上。這是因為跨地區尋找就業機會，其資訊獲取目前幾乎全部依靠親戚、朋友和同鄉等社會網路的幫助，而由於長期以來遷移行為都很少見，所以超越省界之後，社會關係也大大減少了。　第三是待轉移勞動力面臨的偏見障礙。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工資更高的城市部門就業，不僅僅産生提高流動勞動力收入的效果，同時産生壓低城市勞動力收入的效果。因此，大規模、無限制的勞動力流動，意味著構成對城市居民特權的衝擊。其結果是引起後者的不滿甚至抵制。　

    第四是待轉移勞動力面臨的制度障礙。由於地方政府首先代表本地居民的利益，在城市居民通過各種渠道表達了對於外地勞動力的不滿之後，地方政府便相應地採取一系列政策手段，排斥外地民工在城市就業，阻礙勞動力流動，導致勞動力市場的繼續分割。戶籍制度和排他性的城市勞動就業制度就是障礙勞動力流動的典型制度安排。　

    要根除這些障礙産生的根源，就要加快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進程。這種戰略轉變的方向，是從優先發展重工業轉向發揮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實現這種從重工業優先到符合比較優勢的産業結構的調整，需要有一個完善的生産要素價格體系，以反映各種生産要素的相對稀缺性。最重要的是把資本與勞動力的相對價格矯正過來，讓勞動力價格反映出這種生産要素相對豐富的特徵，而讓資本價格反映出這種生産要素相對稀缺的特徵。目前許多城市政府採取的保護本地勞動力、排斥外地勞動力的政策，實際上就是一種嚴重扭曲勞動力市場的做法，與經濟改革和發展戰略轉變的目標背道而馳。

    此外，中央政府採取措施，通過發展農村經濟，幫助農民家庭增加收入，提高勞動力素質；通過實施西部地區大開發戰略，特別是從增強落後地區人力資本投資，可以幫助農村家庭提高勞動力轉移的能力；通過協調不同地區之間的利益衝突，幫助勞動力短缺的發達地區與勞動力過剩的落後地區建立起協作關係，並提供資訊服務和各種旨在提高勞動力流動有序性的必要管理。　

    我們大家都關心今後一個時期中，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究竟有多大。根據許多經濟學家的估算，在過去２０餘年的中國經濟增長中，對增長率作出主要貢獻的因素是物質資本規模的擴大、勞動力數量的增加、人力資本的積累，以及勞動力部門間和地區間轉移。按照相同的道理可以推測，在今後３０年，如果勞動力轉移的障礙被逐漸拆除，達到城市和農村居民收入水準大致相等的話，勞動力部門間轉移可以對國內生産總值的年均增長率貢獻２—３個百分點。

    《人民日報》 2000.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