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最新東亞貿易研究報告指出，只有採取行動通過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促進正式的經濟合作，與堅定的發展方向保持一致，才有可能應對這些挑戰。近日在新加坡發佈的《東亞一體化：共用增長的貿易政策》研究報告敦促通過一個東亞的一體化地區貿易戰略－一種更加開放和均衡的戰略－來完成這個正在顯現的複雜議程。

    世界銀行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副行長孔傑忠説：“東亞地區的發展議程和貿易議程日益交叉在一起，前者以增長、就業和社會穩定為中心，而後者則以市場準入和競爭力為中心。經濟一體化是一個發展趨勢，我們要確保對其認真管理以使貧困國家和國內的貧困人口能夠廣泛分享其成果”。

    鋻於對多哈發展議程和一系列地區和雙邊安排的談判立場正在形成之中，孔傑忠強調指出各國立即行動起來的重要性：“這裡涉及很大的利害關係。據估計，如果東亞各國實行了這份研究報告裏討論的政策，特別是農業、服務業、物流和貿易便利化方面的政策，那麼在10年內年收益就有可能達到3千億美元左右或GDP的10％。如果達成一個全球性的貿易協定，收益會更大。如果實現適當的共用，就意味著會有5千多萬貧困人口（日生活費低於2美元）脫貧。但是，要達到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從辯論和學術討論走向現實世界的談判和具體的政策”。

    《東亞一體化》報告敦促政策制定者在他們的國家發展戰略中，在地區和雙邊協議中，在全球談判立場中把眼界擴大，超越貿易政策的技術方面去強調發展成果及其與社會穩定的聯繫。

    研究報告建議，國家必須在三個層面上運作：在國際層面，他們可以影響多邊談判，須特別注意標準化以及支農産業和服務業的自由化。在地區層面，他們可以實現更深層次的一體化以促進形成地區生産網路，擴大一體化併為農業和其他敏感部門獲益創造空間。在國家層面，他們需要有一個更為綜合的政策做法，採取一種涉及物流、環保、勞工標準、減貧以及貿易自由化的具有連貫性的發展戰略。

    世界銀行東亞地區首席經濟學家、報告編輯之一霍米卡拉思説：“在東亞地區實行一種‘為發展而貿易’的戰略是必要的，但不容易。為發展而貿易意味著超越強調保護特定分支行業的狹隘的商業利益，它牽涉到經濟變革，時間正值政策制定者忙於進行重大的金融和企業結構重組，修復負擔過重的社會安全網，應付來自中國的挑戰，面對更多不同的聲音和爭權奪利的利益集團，適應往往是惡性的全球經濟週期。而且，由於穩定被視作恢復投資者信心和高增長的關鍵，因此對進一步改革出現抵制並不令人驚訝”。

    儘管如此，他説，變革是必要的。雖然東亞在世界出口額中的比例提高－目前約為19％－帶來了相應的福利改善和貧困減少，但是貿易與發展成果之間的聯繫在不同時間和地點有明顯差異。“在中國、越南、菲律賓等國家國內不平等現象增加，以及新加坡、香港等發達經濟體與寮國、柬埔寨等最貧困的經濟體之間收入差距擴大，已日益成為希望實現地區穩定與繁榮的政策制定者們關注的問題”。

    這些問題可以通過適當的地區協定和以減貧戰略為基礎的國家配套政策來解決。在東亞的政策論證中必須更直接地引用關於貿易政策如何影響不同社會群體的經驗證據。例如，雖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整體效應是十分積極的，但卻有可能導致部分農村地區少數居民的生活水準實際下降。

    卡拉思博士説：“貧困的生産者不僅僅是在經濟上處於劣勢，而且往往政治上無權，當他們的利益與更為強大的群體發生衝突時，他們通常是受損的一方。政策制定者需要設計一套措施使貧困人群能夠利用更多的貿易機會。例如，我們的分析顯示，如果在開放貿易的同時能夠改進羊絨的品質，屬於東亞最貧困群體的蒙古牧民的收入就有可能提高20％。但是，如果沒有這些措施，貿易的進一步開放只會導致破壞性的過渡放牧”。

    東亞國家可以通過採取地區行動獲得很多收益。世行高級顧問、報告編輯之一凱絲克魯姆説：“研究顯示，如果新的協定解決的問題恰當，實際收益可能來自亞洲新的地區主義。採取降低商務成本的政策措施，比如通過物流和會計等競爭性的生産服務，以及降低跨國商務運作和貿易的成本，比如通過高效率的海關、無紙清關、電子化處理、安全措施等，都能帶來更加活躍的地區貿易和投資。但是關鍵的原則必須是簡化的原則：在沒有一個共同態度的情況下，過多的國際協定只能給企業增加繁重的管理成本”。

    克魯姆最後説：東亞國家要向前進，就須考慮研究報告提出的供各國參考的七點議程（見附件）。

    附件：東亞一體化：共用增長的貿易政策議程政策建議

    為了對各國確定各個領域的優先重點給予指導，研究報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建議：

    1. 擴大協議範圍，將服務業納入。幾項國際研究都顯示，實行服務業自由化可能會帶來實質性的收益。在這個領域東亞滯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集中的地區。隨著中國成為低工資、高效率的製造業中心，其他東亞國家將會發現很難再以工資為基礎在國際市場上競爭，而必須依靠改善生産服務和減少腐敗來提高競爭力。

    2. 調整農産品貿易政策。 中國對農産品貿易自由化的態度為東亞地區獲取較大收益提供了空間，尤其是東南亞國家可以通過擬議中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獲益。中國將成為很多東盟國家生産的農産品和資源密集型産品的主要進口國。對於向發達國家出口農産品，東亞國家需要改進實驗室工作並談判相互承認協定，加強他們達到環境衛生和植物衛生標準的能力。富裕國家則需要減少農産品加工中的多階段徵收關稅。

    3. 調整勞動密集型産業。 某些行業尤其是服裝行業可能會受到中國産量增加和出口擴大的嚴重影響。東亞地區比較發達的經濟體將有能力從服裝生産轉向附加值更高的行業，現有的經常帳戶順差意味著國際收支調整應該是可以做到的。而其他國家必須通過根據提高總體競爭力計劃發展新企業的方式來進行調整。

    4. 改進物流管理。 物流在決定貿易總量和確保發展成果擴展到沿海以外其他地區兩個方面都起著關鍵作用。對於開放和準入程度較低的東亞國家和地區，提高國內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和建立物流系統是一個優先考慮的問題。除了促進建立一個適當的運輸組合模式，還需要採取配套的體制措施為邊遠地區提供更好的運輸服務併為市場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除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外，政府還需要改善監管環境，簡化處理跨國貿易的官僚程式。

    5. 建立智慧財産權政策框架。 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能夠鼓勵創新，但並非靈丹妙藥，還需要有其他條件（包括技能投入和創造一個競爭性的經營環境）相配合。東亞地區幾個最先進的國家和中國的部分地區如果能夠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和強化競爭政策，就有希望激發技術進步。加強版權法及其執行會為國內軟體行業以及藝術和音樂行業帶來較多收益。至於傳統知識，要想在保護其所有權或者將傳統知識問題與世貿組織協議或其他研發管理機制聯繫起來方面取得進展，就需要先理順一些重要的觀念和實際問題。

    6. 重新考慮環境和核心勞工標準。東亞沒有證據支援關於改進環境和勞工標準會對製造業的競爭力産生不公平影響的觀點。與此相反，有證據表明東亞國家能夠在對出口和吸引投資無不利影響的情況下提高環境和勞工標準。很多東亞國家對從更廣泛的發展戰略的角度考慮這些問題的激烈抵制可能是誤導。

    7. 確保貧困人口獲益。 對全球化使動蕩加劇的擔心可能是誤導。東亞地區有證據顯示擴大貿易開放並不會使工人更易受到傷害；擴大開放實際上穩定了各個技術範疇的工資收入和就業。要想保證各國的貧困人口從開放中獲益，還需要制定政策支援工人的地區和職業流動，同時採取具體措施減少運輸和行銷成本以提高貧困人口賴以生存的農産品收購價格。

    中國網 2003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