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入世對於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和經營帶來深遠影響。
新世紀開始之時,全球經濟版圖正在進行新的調整。跨國公司的全球網路也在重新調整。管理運營中心、製造中心和研究開發中心等是跨國公司全球網路中的主要環節。中國已經是許多跨國公司的製造中心。中國也正在成為一些跨國公司的研究開發中心,中國入世後,由於金融批發零售等服務業開放,中國也有可能成為跨國公司的管理營運中心。
中國入世意味著中國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潮流。中國適應世貿組織要求修訂了有關外商投資的法律,制訂了促進外商投資的新政策。包括法制環境、政策環境和行政環境在內的投資軟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
中國入世,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在中國的實施有了可能。因此,面對中國入世前景,世界著名跨國公司根據其全球戰略的需要,開始重新考慮中國在公司全球戰略中的定位,調整在中國的經營戰略或策略,把中國全面納入其全球經營網路。
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的新動向表現為投資力度強化,投資項目系統化,投資地點集中化,投資方式多樣化和投資管理一體化這樣幾個方面。
一、投資力度強化——跨國公司開始在華新一輪投資熱
據外經貿部統計,2001年1-12月,我國新批合同外資金額691.91億美元,同比增長10.43%;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68.46億美元, 同比增長14.90%。2002年1-6月合同外資439.90億美元,同比增長31.47%;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45.79億美元,同比增長18.69%。截至2002年6月底,合同外資金額7892.81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198.02億美元。
從1979年到2001年,外商在華投資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從1979年到1991年,外商開始進入中國。這個時期著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並不多。從1992年起,外商在華開始了一輪投資熱。從2001年起,外商投資明顯增加,新一輪投資熱正在形成。
二、投資項目系統化——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領域的調整
20世紀最後10年,為適應經濟全球化和資訊化潮流,為了增強自身競爭力,跨國公司“服務化”趨勢加強。他們進入現代服務業領域,例如金融物流等領域。與此同時加強製造業鏈條中的行銷、物流、研究開發、售後服務等服務環節,把一般製造業或者製造業中的製造、組裝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國擁有廣大的市場,擁有源源不斷的低成本勞動力,而且製造業已經有了相當不錯的基礎。因此中國成為跨國公司製造業或者製造環節轉移的首選之地。
1、繼續投資製造業——使中國成為“世界的工廠”
中國入世,為跨國公司投資中國製造業創造了更廣闊的空間。跨國公司對於製造業領域的投資採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他們對已有投資項目進行調整、整合。不少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已經投資建立十幾家,甚至幾十家製造企業。對於這些企業事實上存在一個調整、整合的問題。對於有發展前景的項目需要加大投資,需要增資。對於沒有發展前景的企業則需要停止經營或者轉産經營,有的索性關掉或者出售給別的公司。
中國製造企業已經具備了相當大的實力。在不少消費品製造領域,中國企業已經擁有了相當強的競爭力。對於這些領域,跨國公司往往不再投資建立新的製造廠。他們往往下訂單進行採購,或者對某些製造業項目進行收購。這是最近世界著名跨國公司紛紛加強在華採購力度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製造業上游,即基本原材料和零部件等項目跨國公司還在加大投資。目前中國政府批准正在進行的4個大型石油化工一體化項目就是屬於這類項目。這類項目規模大,投資額高。
2、投資研究與開發——使中國成為地區研發中心
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跨國公司在中國加大投資研究開發項目。據我們調查,到中國入世前,已經有數十個獨立的跨國公司研究開發項目在中國運營。
中國入世後,這個發展趨勢得到加強。過去,主要是IT行業在中國投資研究開發事業,現在,其他製造業企業也積極在華設立研究開發中心。
3、投資生産服務業——使中國成為地區管理營運中心
隨著中國入世承諾的兌現,跨國公司逐步進入中國服務業領域。
包括銀行、保險和證券在內的金融業,包括批發、零售、外貿、物流在內的流通業,包括增值電信和基礎電信在內的電信服務業以及包括法律、會計、管理、公關等業務在內的專業諮詢業都成為跨國公司進入的熱點。
由於跨國公司進入這些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時間還不長,規模還不大,因此,我們現在還難以對跨國公司在這些領域的投資進行大量的系統描述和總結。隨著中國在這些領域開放的不斷擴大和跨國公司在這些領域的投資和經營不斷發展,跨國公司投資服務業的經驗會越來越豐富。
隨著跨國公司進入這些新開放領域,他們有可能在中國實現投資業務的橫向一體化。在此基礎上,跨國公司有可能在中國設立地區總部。
最近,不少跨國公司正在醞釀把在中國的投資性公司(俗稱傘形公司)升格為公司在中國或者在大中華區的地區總部。有的公司則把中國地區總部作為亞太總部。
與此同時,不少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運營中心。他們在地區總部之下,往往還有採購中心、銷售中心、研究開發中心、培訓中心、財務結算中心、政府事務中心、媒體事務中心等。根據公司運營需要,跨國公司主要在中國華南、華東和華北設立這些運營中心。
如果把上述跨國公司動向歸納起來,我們可以發現,跨國公司在中國入世前後進行了相當深刻和廣泛的投資領域的調整。在加強製造業原有項目投資與經營的同時,他們加強製造業上游和下游項目的投資,即縱向項目一體化投資;他們也加強與製造業相關的服務業項目投資,即橫向項目一體化投資。通過縱向一體化和橫向一體化的投資,跨國公司初步實現了投資項目的系統化。系統化投資恰恰是大型跨國公司不同於一般外商投資的主要區別。
把在華投資系統化,必將大大增強跨國公司在華的整體競爭力。
三、投資地點集中化——跨國公司投資地域的調整
製造業上游項目投資往往是投資額巨大的項目。跨國公司必然要進行縝密的投資地點比選;在進入包括研究開發、金融流通等服務在內的各個領域投資時,由於這些項目對於投資環境要求苛刻,跨國公司也必然進行嚴格的地域選擇。
跨國公司投資地點的選擇與我國各地政府招商引資競爭往往是一場持久的博弈。
石油化工和晶片等製造業上游項目對於基礎設施等投資硬環境比一般的製造業項目要求更高。這些項目往往要求設立在沿海港口地區或者製造業中心地區。研究開發和金融流通等服務項目需要有高素質的人才,而且臨近製造業中心地區以便為製造業提供服務。符合這些條件的投資地點往往集中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集中在以京津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和以香港為龍頭的珠江三角洲地區。
2001年以來,這些經濟發展中心地區的跨國公司投資呈快速增長之勢。
截止到2001年,改革開放22年來,外資85.96%分佈在東部地區,8.78%分佈在中部地區,5.26%分佈在西部地區。但是,近幾年來,投資在東部地區的外資比例都超過86%,甚至超過87%。而投向西部的外資比例一直低於22年來的平均數。
上述數字表明,最近幾年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並沒有像人們希望的那樣增加在中西部地區投資,而是仍然把東部地區作為投資的重點,而且還有加大在東部投資的趨勢。
從數字看來,跨國公司投資集中在中國東部地區,而在東部地區又有向長江三角洲的江蘇集中的趨勢。顯然,與1992年投資熱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不同,新一輪投資熱已經並且將進一步集中到長江三角洲。
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主要當然不是為中國做貢獻。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是企業行為。既然是企業在選擇投資地點時就要考慮企業收益的最大化。跨國公司選擇最有利於企業經營和發展的投資地點投資,從企業經營角度當然是合理的。如前所述,中國入世使得跨國公司比較容易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在中國投資與經營。跨國公司的企業行為與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目標顯然會有偏離。
四、投資方式多樣化——跨國公司投資方式的調整
1、從新建投資到並購投資
近年來,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進行投資時常常採用並購方式。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編寫的《2001世界投資報告》的資料,跨國公司絕大多數跨國投資是通過跨國並購實現的。2000年,全球跨國投資總額達到創記錄的12708億美元。同一時期,跨國並購總數達到11438億美元。儘管這兩個數字不能簡單相比,但是人們也能夠看到跨國並購在跨國投資中所佔巨大比重。
數字表明,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跨國投資數量迅速增加。與此同時,跨國並購數量也急劇增加。2000年,跨國並購數量達到11438億美元。
跨國公司通過並購進入中國投資的案例一直存在。但是,與全球跨國並購趨勢相比,中國跨國並購數量還不多。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在中國的跨國並購每年大概十幾億二十幾億美元。中國每年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是300億到400億美元,其中約5%是跨國並購,其他多數是新建項目的投資。
過去中國存在一系列困難不利於跨國並購的發展。
從法律環境看,中國有關外資企業法規沒有禁止外資並購,但是也沒有專門的並購條款。因此在並購實際運作時無法可依。
從行政管理看,長期“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不利於並購。並購往往出現跨行業跨地區的並購,“條塊分割”恰恰成為並購投資的障礙。現實的情況是,不要説跨國並購,連國內內資企業間的並購尚困難重重。
從資本市場看,我國資本市場不規範,不發達,與國際還不接軌。跨國並購需要有發達規範的資本市場。近年來,全球並購大量通過股票市場股票交換來實現。我國股市中約有2/3的國有股不流通。在這種情況下,上市公司的市值難以準確估價,並購交易也難以實施。
從仲介機構看,許多仲介機構不規範,不專業。對於並購對象的價值不同的仲介機構往往給出差異極大的評估。這樣的評估不僅不能促進並購,反而會影響並購的順利進行。
從思想觀念看,人們擔心“資産流失”、“經濟安全”和“民族工業”被衝擊,對於外商的並購往往持消極態度。
然而,即使存在種種不利條件,1992年以來,外商在華已經開始在中國參與並購投資。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中策集團並購中國內地企業案例,以及柯達與中國感光材料全行業合作案例。
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一些非典型並購。
如前所述,由於存在種種困難,跨國公司在中國進行的典型的並購投資並不多。但是,跨國公司在中國進行的非典型並購投資卻不少。
通過合資合作進行並購。非典型並購中最多的是通過合資實現並購。很多外商在建立合資企業時以現金或技術入股,取得已經存在的中方企業的股份。這種對中方原有企業股份的收購實際上是並購的一種形式。
通過增資擴股實現並購。在一些中外合資企業裏,最初外方的股份比例並不高。後來,外方通過增資擴股實現對中方企業的並購。筆者訪問過的德國漢高公司收購天津合成洗滌劑廠在雙方合資企業的股份就是一個這樣的案例。
通過境外股市收購股份而實現對境外公司在中國的子公司的並購。在香港註冊的富特波爾公司收購在香港上市公司美特公司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1996年11月7日,美特容器的主要股東南順集團與富特波爾集團收購協議公佈,出售與收購方經過磋商,按照香港法律和聯交所有關規定,決定此次收購以每股現金2.80港元價格進行。1997年中,富特波爾公司最終出資14億港幣取得美特容器的75% 股份。1998年8月,富特波爾公司收購五豐行持有的25% 的美特容器股份,使後者成為富特波爾的全資子公司。美特公司在中國內地的15家金屬罐製造企業與富特波爾公司在內地的近10家企業整合為一個集團。新的公司成為中國內地最大的金屬罐製造商。
通過收購B股而實現對中國企業的並購。美國福特汽車公司以4000萬美元收購江鈴汽車B股80%的股份,從而實現對江鈴汽車20%總股本的收購,成為江鈴汽車的重要股東。
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前後,跨國公司加大了在華並購力度。其前提是經過20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 到一個新階段。實施並購的有利條件逐步增加了。
首先,中國成長起一大批有價值的企業。從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企業引進外國企業技術和生産設備,建立了一大批製造企業。1992年以後,一大批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也建立了一大批現代製造業企業。許多企業擁有良好的裝備,由於重復建設或者由於經營不善而設備閒置。這些企業具有收購的價值。
第二,從觀念看,人們對於並購從反對到接受。過去,人們創辦企業從來不考慮將企業出售,又由於片面強調保護“民族工業”和防止“國有資産流失”因此,對於跨國公司並購國有企業的趨勢難以接受。現在,人們的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對於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並購能夠從企業發展戰略的角度給以理解和接受。改變了過去片面地從意識形態角度看跨國公司並購的片面的情緒化的思路。
第三,一些地方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以及不少企業都有參與並購的強烈需求。人們把跨國公司並購作為促進産業結構調整、盤活現有資産的重要途徑。
中國政府正在積極研究和制訂相關政策和法規就集中反映了上述變化。
國家經貿委和外經貿部正在制訂外資參與中國企業並購的具體政策與規定。國有企業並購破産工作將進一步推進,跨國公司並購中國國企的政策草案正在擬訂。
事實上,我國入世承諾以及新一輪經濟增長為外商提供了大量的並購投資機會。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將越來越多地通過並購實現。
在製造業領域,外商將通過增資擴股加大投資;將通過收購當地企業或者其他外資企業進入中國或者擴大在華投資規模。
在服務業領域,跨國公司通過並購當地企業可以迅速進入服務業。例如通過收購當地銀行或保險公司股份而進入中國當地金融領域。由於服務業比製造業更加需要當地業務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參與,因此跨國公司進入服務業將比進入製造業更多地採用並購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
跨國公司也可以通過並購方式進入研究開發領域。
讓人高興的是,在這個期間內資企業收購外資企業的趨勢也加強了。例如北京三元公司收購卡夫和麥當勞,中海油斥資近6億美元收購西班牙石油公司在印尼的的資産,海爾集團收購義大利冰箱廠。我們相信這樣的案例,在入世以後會越來越多。
值得注意的是,跨國並購也可能帶來種種問題。例如,一些行業有可能出現跨國公司的壟斷取代原有行政性公司的壟斷,影響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在我國企業缺乏經驗、缺乏專業人才時被動接受外國跨國公司的並購可能造成國有企業資産流失,企業受到衝擊,競爭力被抑制。
中國企業應當儘快學習國際通行的並購規則,儘快適應我們所不熟悉的外商投資新方式。對於這些問題我們應當儘快加以研究,學會參與跨國公司的並購,從而減少並購帶來的消極影響。
2、從合資到獨資
獨資化趨勢並不是跨國公司最近的新動向。早在1997年下半年,中國新批准外資項目中獨資項目數量就開始超過合資項目數量。此後,新批准外資項目數量一直多於合資項目。
數字表明,從1997年以來,中國新批外商獨資企業項目數一直多於合資企業數量。從1998年起合同外資金額中外商獨資企業一直多於合資企業。實際使用的外資金額則從2000年起獨資企業超過合資企業。從發展趨勢看,新批企業數量和外資金額獨資企業超過合資企業越來越多。例如,2001年中國新批外商獨資企業15643個,合同金額430億美元;新批外商合資企業8894個,合同外資金額176億美元。獨資企業項目數量是合資企業項目的2倍,金額則是2.4倍。
跨國公司最初進入中國市場時,對於中國市場不熟悉,缺乏在中國市場運作的經驗。為了彌補自己的缺陷,他們往往在當地選擇一個合作夥伴,建立一個合資企業。另外,當時中國政府也積極推進外商與中國企業的合資合作。中國方面認為,通過合資合作,中方企業可以近距離學習跨國公司的經驗。而且一些重要行業,例如汽車、通訊器材等規定必須與中國企業合資才允許外商投資。因此,合資是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後的主要投資和經營方式。
跨國公司與中國當地企業合作有一個相互學習的過程。經過十幾年的合資合作,跨國公司逐漸了解並熟悉了中國法規、中國市場、中國競爭者。他們積累了在中國投資經營和競爭的全過程經驗。應當承認,在相互學習過程中多數情況下跨國公司學習比我們當地企業快,比我們當地企業好。現在,他們已經完成了學習,已經“畢業”,可以單幹了。從大量實踐看,中外合資企業雖然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是確實也有不少合資企業存在內耗乃至內鬥。跨國公司為了在中國更快發展,當然希望變合資企業為獨資企業。
而且近年來,地方政府從實踐中發現,獨資企業往往比合資企業為當地更快地帶來經濟利益。他們從鼓勵合資到不反對獨資,進而到鼓勵外商獨資。
跨國公司最初的措施是增資擴股,成為中外合資企業的大股東。最近的措施則是乾脆收購合資企業中方股份,把合資企業變成獨資企業。
這個新趨勢在一些日本企業中十分明顯。
過去,日本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絕大多數選擇合資經營方式。中國加入WTO及市場開放,為日本跨國公司的對中投資戰略的展開創造了有利的環境,例如,大規模的合資企業“獨資化改造”可以在這一環境下,按母公司的意圖順利實施。母公司可以把“獨資化改造”後的在華企業真正地納入東京總部主導的“産業內分工體系”之中,較為放心地向那些企業轉移附加價值更高的産品技術和生産製造技術,並採取統一的智慧財産權保護措施以保護這些技術。合資企業的“獨資化改造”並非意味著日本跨國公司不再需要國有企業做夥伴,而是意味著日本跨國公司將按照自己的意志來選擇中國的事業夥伴,並且以更加靈活的方式來與中國的事業夥伴來建立“非束縛性”的夥伴關係。例如,以收買股權的方式與中國的事業夥伴建立聯盟,要比共同設立合資企業靈活得多。前者,日本跨國公司可作為戰略投資者,或是增加持股比例,或是將所持股權轉手出讓,遠比後者“捆綁式”聯姻靈活。
過去中國政府和企業在吸引外資時,一般都鼓勵中外合資項目。現在,跨國公司明確地把投資方式從合資向獨資轉變,應當如何看待這一變化。
據我們調查,早在幾年前,許多地方政府官員就已經理解和接受了跨國公司投資方式的這一變化。有的地方政府官員歡迎跨國公司在當地辦獨資企業。這些官員認為,理論上中國企業可以在中外合資企業內近距離學習外商的技術合管理。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由於是合資企業,特別是外方不控股的情況下,跨國公司不願意真正向合資企業轉讓技術。又由於兩種企業文化不同,雙方在一起合作需要磨合很長時間,有的出現雙方內鬥內耗,企業很久都不能營利。反倒是外商獨資企業往往穩定地給當地納稅。
我們認為,跨國公司願意在中國建立獨資企業,事實上反映他們對當地投資環境的認可。如果當地投資環境糟糕,外商往往希望與一個與當地政府關係良好的中國企業合資,以此降低風險,加強與當地政府打交道。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跨國公司建立獨資企業,雖然不需要中國企業夥伴,但是他們必然會與當地其他機構,包括政府機構合作,事實上也是一種合作企業。因此,對於跨國公司投資方式的轉變不必拘泥于過去鼓勵合資的觀念而加以阻礙。
3、從單個項目到産業鏈投資
與一般中小企業投資不同,大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不是單打獨鬥,而是帶動整個産業鏈投資,進行群體競爭。能夠帶動整個産業鏈一起投資,或者在中國建立健全的配套體系的跨國公司,就能夠取得在華競爭的主動。
諾基亞公司在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星網工業園的投資就是一個典型的産業鏈投資的案例。
五、投資管理體制一體化
中國入世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市場化和法治化程度大大加強。對於外國跨國公司公司來説,中國的經營環境將得到大大改善,他們可以放手在中國競爭了。但是,相當多的外國跨國公司面臨著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即調整他們在中國的管理結構。
1、跨國公司在華管理體制面臨調整
不少跨國公司在中國的企業管理體制還不順暢。
有的公司在中國已經有了十幾個企業,但是各企業間缺乏協調。有的公司在中國有了一個代表總部的機構,但是這個機構對本公司投資的其他在華企業協調能力有限。有的公司是赫赫有名的跨國公司,而且在中國已經有了一些企業,但是人們難以找到其在中國的全權代表。從1994年起,中國政府為鼓勵跨國公司投資,批准一批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了投資性公司。一些公司把投資性公司作為在中國的總部。由於當時開放程度有限,金融業務和流通業務不能進行。因此,一些跨國公司的投資性公司難以發揮在華總部的作用。總之,不少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各個機構或企業沒有整合為一個有機整體。
形成這個局面的原因比較複雜。既有中國政府方面的原因,也有跨國公司自身的問題,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的問題。
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必須得到中國政府的批准。過去,中國政府審批外資項目更多考慮的不是市場經濟規律和企業運作規律,而是計劃經濟和非市場因素。比如,一些領域要求外商必須與中國企業合資才允許進入。跨國公司為了進入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潛在的市場,不得不偏離其奉為圭臬的市場經濟規律,按照扭曲的競爭規則調整自己的戰略。他們進入中國更多的考慮是進入中國的長期戰略,而不像在其他地區那樣更多考慮營利。他們採取變通的方法,而不是堅持全球化的標準統一安排在華投資。當初這種安排下形成的在華經營體制顯然不適應中國入世後競爭的新局面。例如,當初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的合資投資性公司就很難適應當前母公司加強對華業務管理的要求。這種非市場經濟的安排留下的隱患逐漸暴露出來。有的企業已經到了不改變難以發展的程度。
在此期間,許多跨國公司總部進行了重大的戰略調整和管理體制改革。例如,美國不少公司把經營重點從製造轉向服務。他們出售了一些硬體製造項目,收購了一批軟體服務項目。這些公司在華業務組合和管理體制顯然不適應母公司業務組合的調整。
GE公司近10年來已經從過去的製造業公司轉變為“多元化的服務公司”;IBM公司從1993年以來進行了深刻的業務轉型,加強了軟體和服務業務;西門子公司進行了業務重組,出售了電纜製造等業務,加強IT和服務業務;松下公司從過去的綜合電子電氣製造商轉化為資訊電子公司。
適應這些戰略調整和管理改革,跨國公司在華業務必然也要進行調整。一些在華業務在母公司已經被出售了,現在必須放棄這些在華的業務。從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出發,跨國公司要求調整在華管理體制。
從投資東道國中國政府方面看,近年來也採取了許多措施,鼓勵跨國公司把地區總部和營運中心遷入中國。
經過20年改革開放,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出現重大調整。從過去被動防禦型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轉變為積極利用全球資源,主動參與全球競爭的開放型戰略。中國利用外資的戰略相應發生了重大調整。從中國入世起,中國將積極迅速地全方位、多領域、多方式利用外資。中國承諾將允許外國投資者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在中國參與競爭。
北京在1999年制訂政策,鼓勵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研究開發中心進入。
目前已經有20余家被認定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落戶北京。如果加上承擔部門地區總部職能的投資性公司總部,北京已經有100多家跨國公司總部落戶。
上海也制定一系列新政策,鼓勵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跨國採購機構入駐上海。新政策主要包括給予落戶上海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外貿經營權;允許建立企業內部的資金管理系統,以降低成本;對這些企業內部的人員培訓給予財政資助;對地區總部人員出入境給予便利等。
目前,已有70多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落戶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在滬跨國採購機構達到37家,其中包括阿爾卡特、通用電氣、微軟、西門子以及家樂福、歐倍德等一批國際知名的大公司。
跨國公司可以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在中國投資和經營,可以不做過去不得不做的變通。跨國公司過去建立的經營管理體制在中國更加開放的新框架下需要而且可能得到調整。
2、建立和加強中國地區總部
中國入世前後,不少跨國公司在華管理結構進行了調整。這些調整涉及三個層面。首先,是建立或加強在華總部。第二,是建立或加強在華運營中心。第三,是將在華投資企業與在華總部一體化。其中,管理體制調整的關鍵是建立或加強中國地區總部。
經過十幾年努力,一些跨國公司已經在華建立了若干家企業。有的公司甚至已經建立了幾十家企業。跨國公司希望在中國建立一個地區總部,在中國代表公司總部,在公司總部則代表在中國的公司內各個業務部門。與此同時,這個總部可以有效地協調公司各個在華機構的經營活動,可以為各個機構提供統一的服務。總之,有了這個總公司,可以整合公司在華的各種資源,增強公司整體競爭力。
早在1993年9月召開的跨國公司與中國論壇上,西門子、巴斯夫等世界著名跨國公司就公開提出了建立這樣一個總公司的要求。從企業發展規律看,外國跨國公司要求建立這樣的總公司是合理的。但是,建立這樣的公司涉及財務、金融、外匯管理等金融領域和批發、零售、外貿、物流等流通領域的開放問題。這些領域當時還沒有開放。因此,中國政府在90年代不可能批准建立外國跨國公司所要求建立的具有真正地區總部功能的總公司。
為了促進外國企業投資,作為變通,中國政府批准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投資性公司。所謂投資性公司,顧名思義,就是以投資和再投資為主要業務的公司。這些公司雖然是中國企業法人,但是其投資企業享受外資待遇。到2002年9月底,中國一共批准建立了218家投資性公司。
隨著中國入世,金融領域和流通領域開放時間表已經確定。在未來3至5年內,中國這兩個領域都將逐步地但是迅速地得到開放。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所需要的具有金融和流通領域經營權的地區總公司就有了可能。
據我們調查,不少跨國公司正在按照這個目標,調整原有的投資性公司,或者新建一個中國地區總部。也有不少公司把亞太地區總部遷移到中國,不僅充當中國總部,而且承擔亞太地區總部的職能。還有的跨國公司母公司所屬各業務集團也在中國設立亞太總部或中國總部。
3、建立和加強運營中心
與其他多數市場相比,中國市場規模潛力大,而且地區差別和行業差別極大。僅有一個中國總部,跨國公司還是難以全面有效地調配資源,開展競爭。跨國公司往往在中國建立若干運營管理中心來協調在華業務。
這裡所説運營管理中心有兩類。
一類是從中國或亞太地區總部分解出來的不同業務的運營中心。例如,投資中心(往往由原有的投資性公司承擔)、製造中心、物流中心、研究開發中心、培訓中心、售後服務中心、財務中心、結算中心、媒體公關部、政府事務部等。這些運營中心實際上是地區總部的不同業務部門。
另一類是跨國公司母公司業務部門在中國建立的分支機構。例如研究開發中心、採購中心。
事實上,一些跨國公司中國地區總部的業務部門已經在不同地區形成運營管理中心。跨國公司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合理有效地安排這些運營管理中心。
4、實現在華企業管理一體化
跨國公司在華管理體制的第三層就是他們在中國投資建立的各個生産製造企業和分公司。這個層面的企業如何與運營管理中心以及中國總部整合形成一體化?這也是許多跨國公司面臨的問題。
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時沒有考慮或者還不能考慮今後如何統一管理在華企業的問題。中國政府正式接受和批准外商建立投資性公司是在1994年以後。因此,不少跨國公司在設立投資性公司之前建立的生産企業的股份往往不屬於投資性公司,而是屬於母公司負責這個項目的業務部門。投資性公司建立後,有的跨國公司計劃把先前建立的企業的股份轉讓給投資性公司。但是,這些企業許多是合資公司,轉讓股份需要中方夥伴同意。由於手續複雜,不少跨國公司至今沒有完成股份的轉讓。
如前所述,由於中國入世前,外資企業內部資金融通業務和外貿、批發、零售以及物流等流通業務均處在試點階段,沒有全面開放,因此,即使跨國公司成立了中國總部,總部也難以為所屬企業提供全面的服務。一些跨國公司所屬企業往往自己搞公關、自己進行産品的銷售和售後服務。這種狀態不僅成本高,而且難以發揮跨國公司統一品牌的效應。
入世後中國將迅速地在3-5 年內開放對外貿易和國內貿易,外資銀行和保險公司也將獲准在中國開展業務,跨國公司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將獲准從非銀行金融業務。這些條件使跨國公司在中國整合各個投資企業,實現一體化創造了條件。
據我們調查,一些跨國公司已經加快企業整合。有的公司加快內部股份的轉讓,把各個相關企業的股份轉讓和集中到中國總公司;有的公司對下屬企業按照地域和行業重新調整,實施關停並轉。
面對入世後中國市場的新情況,跨國公司紛紛調整其在華投資和經營戰略。他們調整投資領域、投資地域、投資方式和管理體制,加快縱向與橫向一體化,即投資的系統化。
跨國公司將運用我們不熟悉的投資方式,進入我們不熟悉的投資領域。
為了抓住入世後跨國公司投資帶來的機遇,我們必須“知己知彼”,研究跨國公司投資新趨勢,因勢利導,趨利避害。
(作者單位:外經貿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
中國經濟時報 2002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