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當“稅官”，可謂近幾年在一些農村出現的新鮮事。筆者在湖南、四川等地農村也有耳聞。個別地方甚至還有讓學生當“稅官”的，言倘若不能足額按時納稅，則校長、班主任就不能讓學生返回課堂。鄉鎮幹部反映，讓教師和學生當“稅官”，實屬無奈。按當地規定，6月30日前必須完成農業稅收繳任務，稅收完不成，只好“思變”。

    問題就出在了“思變”上。稅收任務完不成，自然要“思變”，包括強化徵收。但稅收的形成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要完成稅收也絕不能僅僅在“徵收”環節上轉圈子。更何況，教師的職責是教書育人，學生現在的學習任務也不輕，動不動就讓教師、學生去“收稅”，至少説明這些鄉鎮領導對法律的漠視和無知。退一步説，假如連稅都要讓教師、學生去收，那還讓鄉鎮幹部、稅務人員做什麼呢？

    在這一點上，安徽省“削帽子”的做法值得借鑒。在搞農村稅費改革時，蕪湖縣圍繞“削帽子”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形成近千個預案。先是“順推”，根據縣域農村經濟的總量推算出農村居民應納稅總量，然後根據各鄉鎮的經濟總量來分解農業稅量，再往下分解直至農民。鄉鎮、村、村民小組是否能夠承擔這些分解量呢？還要“逆推”，即每家每戶實際的收入狀況，刨去孩子上學、家人看病、禮情往來等生活用度。再“順推”鄉鎮財政支出對農業稅的需求度，通過精簡鄉鎮機構、裁減冗員又削了一層“帽子”。這樣“順推”、“逆推”，最終核定的農業稅就符合農民實際承受能力，農民也樂於接受。

    看起來，農業稅徵收工作要“思變”，同樣要實事求是，要從縣情、鎮情、村情出發。

    人民日報 2002年0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