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出一系列配套改革要求。匯率形成改革最重要的意義，除了成功地從固定匯率制退出，更為深遠的是提出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問題，例如增長路徑的轉換、外匯市場改革滯後、銀行定價能力差、風險管理工具稀缺等，這些領域的改革與匯率機制改革互相影響，配合進行，才能達到預定的效果。

可以預計的是，如果沒有本土的內需拉動相應地跟上，經濟增長不可避免的仍然將依賴外向部門，貿易順差的情形仍將持續出現，這樣就會對匯率水準形成更進一步調整的要求和壓力。同時，我國金融市場存在著嚴重的貨幣錯配風險的存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能在整體上降低了貨幣錯配的風險，但是這種效用的取得必須具備一系列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市場的發展和變革。應當從加強微觀層面的制度建設入手。就債券市場來説，下一步的發展應當立足於突破行政管制的障礙，推進以市場供求關係為機制的債券市場的形成，同時進一步加強債券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培育評級體系的發展，完善債券市場的運作機制，推動債券市場的金融創新。

2、“國儲銅”事件再次警示本土期貨市場發展的滯後和海外期貨交易監管的缺位。中國國家儲備局做空倫敦期銅、鉅額空頭頭寸被套的消息成為11月下旬以來全球期貨市場關注的焦點。回顧近幾年來發生一系列的境外期貨鉅額虧損事件，“國儲銅”事件再次顯示出對於海外期貨交易監管的缺位。我國2001年發佈《國有企業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管理辦法》很難適應衍生品市場高風險的特點。一些須向國家主管部門申報規定的前提完全建立在企業自報的基礎上，例如“持證企業應在每月前10個工作日內向中國證監會報告上月境外期貨業務情況”，其中存在巨大的風險隱患。

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決定了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於能源和大宗原材料需求的持續高位，在這種背景下，如何擁有一個健全、活躍的衍生品市場，從而掌握在大宗商品定價上的主動權，顯得尤為重要。頻頻發生的事故業已表明，因為缺乏一個發達的期貨市場，中國企業只能在特定品種上參與國際期貨市場，在不熟悉交易規則、資訊不暢的情況下，可能被人操縱。

中國企業近幾年境外期貨市場重大事故一覽

1998年：株洲冶煉廠期鋅巨虧事件 1998年，湖南省株洲冶煉廠原廠長曾維倫不顧開展國外期貨投機業務須報總公司主管部門審批的規定，未經批准違規從事境外期貨交易。而株冶進出口公司經理徐躍東則利用曾維倫授予的權力，超出既定的期貨交易方案大量賣空鋅期貨合約，賣空量超過其年産量，最後被迫平倉造成鉅額虧損。從1994年5月17日至1998年12月31日，虧損額達1.758億美元。

2004年：中航油石油期貨巨虧事件 2004年12月1日，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發佈消息：公司因石油衍生産品交易，總計虧損5、5億美元。凈資産不過1.45億美元的中航油（新加坡）因之嚴重資不抵債，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請破産保護。原總裁陳久霖被新加坡警方拘捕，接受管理部門的調查。

2005年：中盛糧油豆油期貨巨虧 2005年7月14日，國內精煉油巨頭之一、香港上市公司中盛糧油發佈公告稱，由於期價和現價出現背離，該公司在期市和現貨市場都出現了巨大虧損。今年以來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豆油期貨一路走高，而國內豆油現貨價格卻出現下跌。在芝加哥期貨市場上賣出豆油套保合約的中盛糧油，不僅在期貨市場出現大幅度虧損，在國內的現貨市場也是傷痕纍纍。

2005年：河南豫光、江西銅業身陷套期保值 7月21日，河南豫光金鉛股份有限公司（600531、SH）發佈半年報稱，由於在倫敦金屬交易所投資鉛期貨，造成1711萬元的虧損，進而造成利潤下降近30%的不利影響。８月１０日，香港、上海兩地上市的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600362、SH，0538、HK)公佈半年報稱，上半年期貨投資産生24828萬元的虧損。兩家公司的巨虧均是由於國際價格持續維持在高位，而公司持有大量空頭套期保值頭寸而産生的虧損。

3、更為活躍的匯金公司及其定位。匯金公司在當前我國的金融重組中已經扮演著越來越活躍的角色。較之簡單的行政注資，現有的匯金公司模式無疑是一個進步。匯金公司在國有銀行重組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也是金融界有目共睹的。

不過，在匯金公司開始嘗試涉足證券公司救助時，一些值得深入反思的問題就出現了。匯金公司用於這些重組和救助的資金的來源、獲取渠道並沒有明確披露，從而對於資金的高效率運用承擔考核的責任人並不明確。就目前情況來看，匯金公司同時承擔著雙重角色，一是作為國有資本的代表人行使股東權力，一種是幫助央行行使金融穩定的職能。特別是匯金公司已經成為金融穩定框架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不加限制，可能會在客觀上放大這些本來屬於微觀金融風險的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投機冒險的動機和不承擔投機失敗責任的道德風險。

究竟匯金公司能否在投資證券公司方面取得與投資建設銀行、中國銀行等一樣良好的投資收益與效果，還是一個值得繼續觀察的重要課題。

4、銀行業對外開放的狀態和政策走勢需要冷靜評估。在經歷了一段“水土不服”的時期，外資金融機構已經開始走上良性發展軌道，已經真正給中資銀行帶來了競爭壓力。2005年2月底，由花旗銀行上海分行牽頭，18家外資銀行組成的外資銀團向上海港集裝箱股份有限公司發放了一筆10億元人民幣的3年期銀團貸款。這是自中資企業人民幣業務向外資銀行開放後，在滬外資銀行首次聯合向中資企業發放人民幣貸款，引起了上海中資銀行的強烈反彈。外資銀行已經開始與中資銀行展開對優質中資企業的競爭，這一趨勢隨著人民幣業務的逐步開放而越發明顯。2005年上半年上海外資銀行盈利同比增長高達68.3％，大大高於上海中資銀行不足20%的增長率。在資産品質上外資銀行也高出中資銀行較多。按貸款“五級”分類口徑統計，6月末上海中資銀行本外幣不良貸款餘額為477.0億元，不良貸款率3.58%；外資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為13.32億元，不良貸款率0.74%。與此同時，外資銀行在上海的市場份額也有所上升。6月末，上海外資銀行資産總額達3571.8億元，同比增長13.3%，市場佔比12.6%，比年初上升0.5個百分點。

可以判斷，在中資銀行受到利率、匯率改革和政府宏觀調控約束的情況之下，外資銀行憑藉優越的管理技術和對於本土市場的逐漸熟悉走上了快速發展之道，已經對中資銀行的經營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另外，目前中國的合資金融機構大多要求中方控股，至少是擁有50％的股權。隨著中國金融業開放力度的加大，外資優惠待遇的消失以及業務限制的逐步取消，外資銀行將逐漸謀求控制權。這種勢頭已經開始顯現。隨著外資銀行全面開放時間的迫近，對於現有中外資銀行競爭現狀、外資銀行可能給中國銀行業帶來的威脅、未來的政策走勢需要有一個客觀的評估和定位。外資銀行對於內資銀行的業務衝擊可能會逐步全面展開。

另外，從規則制定的角度來看，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下，內資和外資銀行應當基本遵循統一的監管原則和法律框架，與此相對照，中國傳統的銀行立法將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分別立法的做法已經需要作出重大的調整，其發展方向應當是國民待遇平等對待。目前的內資和外資銀行，在不同領域分別享有政策優勢和政策的劣勢，影響了市場公平競爭的展開，例如外資銀行在客戶和地域方面受到的限制多一些，但是在稅收優惠、同業借款的期限方面則得到了較之內資銀行更為寬鬆的政策條件。未來的銀行立法應當同時適用於加入世貿之後的內資銀行和外資銀行，在這個共同的《商業銀行法》基礎上，內資銀行和外資銀行開展平等的市場競爭。

在國有商業銀行引進戰略投資者過程中，圍繞國有銀行是否“賤賣”和外資入股是否危及國家金融安全的問題的爭論一直不絕於耳。應該説，由於投資者入股面臨的諸多的不確定性和一年以上的戰略鎖定期，以及中國銀行業面臨的諸多“制度性折扣”，從銀行上市後的股價來比照戰略投資者入股定價是否過低並不科學。對於中國的金融安全威脅最大的實際上是一個持續糟蹋公眾儲蓄、製造不良資産的落後銀行體系，如果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能夠形成一個良好的銀行體系，則是中國金融之幸。從國有銀行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場討論也提醒我們，“花錢買機制”能否達到預期效果，確實要依賴於更多的制度保證和改革的後續推進。在國有銀行的改革過程中，中國銀監會提出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10項要求，雖然從表面上看與OECD對於公司治理的界定較為一致，但是存在諸多的“形似神異”之處，例如由於嚴格的市場準入導致投資者進入銀行存在難度，銀行的控制權市場也就失效，喪失了外部治理約束功能，同時，銀行董事選擇的非市場化和董事會功能界定模糊問題將直接影響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效率。

5、國際金融政策協調溝通需進一步加強。從這次我國匯率形成改革的具體操作可以看出，雖然我國的匯率體制改革實際上一直在推進之中，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準備工作也在穩步進行，包括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國有銀行體系的重組上市、外匯市場的發展、外匯管理政策的調整，但是貿易摩擦和匯率摩擦並沒有明顯緩解的趨勢。其中凸現出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基於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中國參與國際經濟金融政策的溝通協調能力急需加強。

客觀地説，中國快速增長的進出口貿易，以及持續上升的外貿依存度，使得人民幣的匯率調整不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的經濟決策，而需要加強與相關國家與地區的經濟金融政策的協調溝通和遊説能力。儘管從絕對經濟規模和每人平均水準來看，我國目前還並不能説是一個經濟大國，但是如果從外貿依存度看，中國的經濟結構對國際市場的參與程度是相當高的；如果只考慮經濟的增量部分的話，我國可以説已經是世界的增量意義上的大國了。從金融市場的運作看，增量的變動直接引致金融市場的短期波動幅度。儘管匯率政策確實是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但是如果不加強對國際經濟金融規則的研究與溝通，隨著我國參與國際市場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可能會遭遇更大的國際經濟金融摩擦。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經濟往來發展歷史上，還很少出現過同時與如此多的經濟體、如果多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發生貿易摩擦，儘管這些摩擦從實質上影響中國外貿的程度可能有限，但是卻直接顯現出國際經濟金融溝通協調和遊説能力的欠缺。

因此，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實踐顯示，需要我國加深對於全球經濟及其演變趨勢的理解，需要加深對於以美元為代表的國際主要貨幣走勢的理解，需要加強經濟金融政策的溝通遊説能力，這是當前中國高度開放的經濟結構所決定的。(摘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2006中國改革評估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