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以往的一些年份相比，2005年中國社會的走勢顯得有些撲朔迷離：建構和諧社會的戰略思想在努力推進，但宏觀的邏輯能否轉化為有效的微觀機制，尚看不出明確的跡象；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開始成為社會的共識，但如果內需不能得到有效擴展，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就容易成為一句口號，甚至擴大內需的具體方式會不會重蹈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覆轍，也成為令人擔心的一個問題；年初確定2005年是改革攻堅年，但一系列的事件使人們對現實中某些改革進程的質疑更加引人關注。我國的改革向何處去？不可避免會成為未來幾年討論和論爭的主題。

撲朔迷離，充滿不確定性，也許是社會發展轉捩點上的必然特徵。這也恰恰意味著，這幾年的判斷和選擇，以及所做的實質性努力，將會對未來我國社會的發展和走向産生重要影響。

從經濟增長到社會發展

1.“兩荒”標誌著舊的增長模式走到盡頭。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我國的發展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這個十字路口的含義之一是説：過去的發展模式已經基本走到盡頭，支撐這種發展模式的幾個基本條件已經開始消失，其內在的動力已經是強弩之末；要使我國的增長和發展能夠延續下去，必須將其置於新的基礎和動力之上。在論證轉變增長模式必要性的時候，人們往往強調這樣一個理由：舊的增長模式在取得中國經濟實現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種種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其實，需要看到的是，即使我們願意同時也有可能忍受這些代價，這種增長模式也走到了盡頭，即支撐這種模式的幾個基本條件已經不復存在。這是“十一五”規劃提出轉變增長模式的基本背景。

2004年和2005年發生的“兩荒”，即民工荒和油荒，可以看作是傳統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象徵性標誌。

“油荒”所表明的是舊的發展模式的資源限制。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資料，僅2003年，我國便消耗了全球當年消耗的31%的原煤.30%的鐵礦石.27%的鋼材以及40%的水泥，而創造的GDP不足全球的4%。英國康橋能源研究協會曾指出，中國能源需求量2000年至2004年間的增長佔世界總增長的40%。還有數據顯示，我國每公斤標準煤能源産生的國內生産總值僅為0.36美元，世界平均值為1.86美元，而日本為5.58美元，也就是説日本是中國的15.5倍。儘管在這個問題上還涉及許多其他變數，但從大的方面來判斷，上述數字表明，以目前的發展模式來實現未來20年中國經濟的持續和快速發展是不可能的最近高盛公司提出了一個新的國家集團的名稱叫“金磚四國”（BRICs），即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僅從資源的角度來説，這4個國家在本世紀中期將佔有世界經濟的一半；這4個國家的人口幾乎佔全球總人口的40%；而且根據預測，這4個國家中産階級人數將在3年內增加一倍，10年內就會有8億人跨進中産階級行列。如此大規模的人口進入快速起飛過程，對資源的需求是巨大的。

而“民工荒”所表明的則是舊的發展模式的經濟社會局限。民工荒似乎是發生在勞資之間，因此社會中的譴責之聲也主要是對準“為富不仁”的資方，甚至有時包括與資方關係密切的地方政府。但客觀地説，民工荒的發生實際上也是與目前我國特有的發展模式有著密切關係。過去20多年中，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之一是嚴重依賴對外出口，這已經成為一種共識。但人們很少去注意，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具有一種怎樣的社會效應，特別是對於勞資關係的影響。這種社會效應具體體現為一種惡性迴圈：為了增加對外出口就要低價競銷，低價競銷的結果是企業利潤的低下，在企業利潤低下的情況下必然導致工人工資增長緩慢，結果是勞動者收入水準低下和國內購買力與市場需求的嚴重不足，國內市場需求不足則更進一步加重對對外出口的依賴。當然這不是説農民工工資的低下和社會保障的缺失與失衡的勞資關係沒有關係，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造成這個現象的更大背景。

2.內需與發展的持久動力。歷史地看，我國經濟發展模式轉換的必然性是發生在這樣的一種脈絡之中：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裏，我們已經形成了一種能力，即能夠將大批的産品迅速製造出來，甚至提高産品的性能和品質也並非難事；但是，有一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就是如何將這些産品賣出去，將這些産品賣給誰，即需求和市場的問題。

由於國內市場的狹小和需求的有限，不得不將産品的出口放在國際市場上，即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不得不嚴重依賴於外需。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表明的，這種發展模式的負面經濟社會效應很大。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們能夠承受這種負面的經濟社會效應，片面依賴外需的增長模式也不可能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持久的動力對我國出口商品的抵制，已經不僅發生在發達國家，甚至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在出現類似跡象。。國家發改委宏觀院的一份報告表明，我國出口高速增長難以持續，預計2005年下半年.最遲2006年上半年出口增長將出現轉折性變化。2005年7月份，出口增長率首次在當年降到30％以下，總值655.84億美元，同比增長28.7％，比去年同期回調了5.1個百分點。其中一般貿易出口增長27.7％，較上個月回落了5.4個百分點，也是2005年首次增幅回落到30％以下。

這意味著今後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建立在內需的基礎上。因此，能不能解決內需的問題，將直接決定著我國發展的持久動力能不能形成（其實，包括日本等一些發達國家過去也有過類似的經歷，但其轉變的過程也異常艱難，差不多用了10年左右的時間）。應當看到，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是一種主動選擇的結果，而是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由於種種制約因素所形成。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上面説到的內需嚴重不足。如上所述，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們已經具備了將大量的産品製造出來的能力，但制約的因素是這些産品在國內沒有足夠的市場。據統計,1995~2002年全國市場主要商品中供過於求的商品所佔比重由14.6%增加到86.3%，2003年進一步達到90%左右。這背後的原因就是居民消費增長緩慢。按每人平均居民消費不變價格計算，1990~2003年我國每人平均GDP年均增長8.2%，同期城鎮居民消費年均增長6.6%，農村居民消費年均增長5.6%，分別比每人平均GDP增長低1.6個和2.6個百分點。與一些國家相比，我國居民的最終消費率長期偏低15~20個百分點。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統計，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平均消費率水準為78%~79%。在所統計的36個國家中，只有8個國家的消費率低於70%，其他國家的消費率均在70%以上。而我國“九五”期間平均最終消費率為59.4%，“十五”期間繼續下滑，2002年為58.2%，2003年為55.4%，2004年下滑到53.0%，是改革開放27年來的最低點。即使在這緩慢增長的消費中，政府消費還起了很大的作用。1991~2002年政府消費年均增長16.3%，居民消費年均增長14.8%,居民消費增長低於政府消費增長1.5個百分點。

可以説，疲軟的內需與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是一種互相加劇的惡性迴圈。消費率不夠高，市場疲軟，直接影響經濟增長模式的形成。有研究表明，近年我國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份額連續大幅下降，從2000年的73%.2001年的48%.2003年的40%，降至2003年的37%，這樣經濟增長就只能高度依賴投資和對外出口。現在，我們需要一種轉變，即將過去的“內需不足——依賴出口——低價競銷——利潤低下——工資增長緩慢——內需不足”這樣一種惡性迴圈轉變為一種“收入增加——內需增長——降低對出口的依賴——避免競銷——收入增加”的良性迴圈。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情況來看，儘管這種轉變是困難重重，甚至需要較長的時間，但這種轉變是必需的。

3.內需的擴大有賴於利益關係的調整。要保持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就必須轉換經濟發展的模式，將經濟發展的動力置於內需這個新的基礎之上。而這個新的基礎，是離不開相對均衡的利益格局的。可以説，解決內需的問題要比解決外需的問題更為複雜。因為內需的問題表面看起來是個收入和購買力的問題，但這個收入和購買力是與社會中的利益格局.社會結構和種種制度安排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沒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沒有社會結構的相應變化，沒有相關制度安排的形成，能夠支撐內需和國內市場的基本條件就不可能出現。

調整利益關係以造就內需，最突出的是要解決如下幾個問題。

第一，扭轉“繁榮而不富裕”的局面，改變國民收入增長長期滯後於GDP增長的局面，特別是要解決勞動報酬在GDP和國民收入分配中所佔比重過低的問題。有專家計算，20世紀80年代，GDP年均增長率.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和按城鄉人口比重加權平均的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3%.4.5%.8.4%和7.5%；90年代這四項增長率分別為10.1%.6.8%.4.5%和5.2%。從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城鄉居民分別計算還是總體計算，居民收入增長都明顯低於經濟增長，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擴大趨勢。其中，工資佔GDP的比例過低，勞動報酬分配所佔比重過小。以2002年為例，居民工資總額大約在1.2萬億元左右，佔當年10萬億元GDP的12％和城市居民3.7萬億元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

第二，解決過於懸殊的貧富差距問題。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統計數字，在我國，佔總人口20%的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為4.7%，而佔總人口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過於懸殊的貧富差距限制了有效市場需求的形成。多次調查的結果都表明，我國社會中20%的富人擁有整個社會80%的財富，而另外80%的人只擁有20%的財富。現在的問題是，前者雖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開始處於飽和狀態。而後者雖然有多方面的現實需求，但卻缺乏足夠的支付能力。這樣的貧富格局不解決，國內市場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來的。

第三，解決城市化滯後與城鄉斷裂的問題。人們經常説中國13億人口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實際上，這個巨大的市場是理論性的而不是現實性的。因為大多數農民實際不是這個市場的組成部分，這既與農民的收入水準有關，也與農民的生活方式有關。一般地説，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達到中國目前的水準，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在我國，到目前為止，實際上仍然有2/3的人口生活在農村，而且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高達6倍左右，成為世界上城鄉差距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這樣，實際上是將絕大多數農民排斥在了工業化的過程之外，也就是排斥在了當今時代的消費市場之外。因此，如果不能通過快速的城市化解決農村人口進城以及農民的收入問題，充沛的內需是不可能形成的。

第四，增加就業，特別是為那些對GDP和稅收貢獻不大，但可以為許多人提供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保留生存空間，甚至提供某些優惠政策。就業是普通勞動者獲得收入的基本途徑，也是調整利益關係的重要機制。事實上，中小企業，特別是小企業，競爭能力比較差，對宏觀經濟增長貢獻不大，但其在就業上的作用卻不可小視。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增加他們的收入，應當看作是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直接貢獻。為了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應當改變目前歧視中小企業的做法，尤其是要取消以收費的方式加給中小企業的種種負擔。

第五，健全社會保障的問題。要改變對社會保障的兩種傳統看法。一是將社會保障僅僅看作是人道主義的措施。實際上，即使僅僅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説，在今天，社會保障已經成為支撐需求和消費，從而成為支撐市場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二是認為社會保障為凈支出，因此只有在經濟狀況很好，政府有充足的財力的時候才有條件搞社會保障。實際上，美國早在1935年就確立了福利國家的基本制度框架。那時，美國還沒有完全走出經濟大蕭條的陰影。為什麼在那種背景下搞福利國家？原因很簡單，沒有這種社會保障，就形不成消費能力，生産過剩的問題就無法解決。儘管現在人們可以有各種理由批評福利國家的弊病，但在當時，沒有社會保障，美國包括西方就無法走出危機。因此，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成為新的發展模式形成的前提條件之一。(摘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2006中國改革評估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