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國進入利益博弈時代。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利益關係調整與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換密切聯繫在一起。一方面，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實際上絕非僅僅是經濟層面的事情，它涉及的是社會利益關係的全面調整、社會結構的重要轉變以及制度安排的一系列創新，或者可以説，涉及的是社會的一場全面的改造。更進一步説，相對均衡的利益格局的形成，是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不可缺少的基礎；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將利益關係的失衡看作是收入分配政策或收入分配製度的結果，不能簡單地將建立和諧社會僅僅看作是對增長引起失衡的一種“彌補”。而必須看到利益關係失衡與過去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密不可分。沒有經濟發展模式的轉換，也不可能形成相對均衡的利益關係。

在2005年，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臺，如全面取消農業稅，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特別是大幅度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面，房地産市場調控，個人收入所得稅的改革等，都涉及到社會中利益關係的重大調整。但必須看到的是，我國已經進入一個“利益博弈的時代”，利益格局調整的實際結果往往不僅取決於宏觀政策，同時也取決於圍繞這些宏觀政策所進行的博弈。有兩個消息是很值得關注：一是深圳打工仔深夜排隊退社保。據報道，一些打工仔擁向八卦二路513棟的深圳社保個人服務中心退保，把該中心門前的路面擠得水泄不通。警方不得不派出警察、治安員和保安共幾十警力維持現場秩序。僅12月28日一個上午的時間，已辦完退保手續1000多份。實際上，此前浙江、江蘇等地就不斷有農民工退保，廣東有的地區的農民工退保率已經達到95％以上。另外的一則報道是，根據一項調查，年底之際33、3%的外來務工者表示曾經或正在追著老闆討回自己的血汗錢，只有66、7%的外來務工者能幸運地拿著辛苦所得回家過年。而據報道，雖然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引起整個社會的高度關注，但到2005年底，欠薪的規模仍然是有1000億元。應當説，中央政府非常重視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和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併為此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但這些政策能否達到預期效果，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上述事例説明，目前我國已經不再是宏觀政策能夠主導一切的時代，我國已經開始進入利益博弈的時代，社會中的利益格局已經在越來越多地受到利益博弈過程的影響。當然這不是説在過去不存在利益博弈的問題。但在改革前的再分配體制中，社會中的利益格局主要是由掌握著社會絕大部分資源的行政權力決定，而不是由社會中各種力量的博弈過程決定。在那個時候，宏觀政策決定著社會中基本利益格局。但在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社會中各種利益主體開始形成，利益格局形成機制在發生重要變化，利益博弈開始成為左右利益分配和利益格局的一個基本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宏觀社會政策，在實踐中會産生什麼樣的效果，也與利益博弈過程有著密切關係。在進入這個時代的時候，需要轉變我們一系列的思維方式，特別是必須正視建立利益表達和利益均衡機制這樣一個挑戰。

2、幾次重要的利益博弈。可以説，2005年的中國，利益博弈是這一年最響亮的主題之一，而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其他問題也與這個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在2005年，一系列的利益博弈事件作為象徵性的標誌，表明中國開始進入利益博弈的時代。

“兩稅合一”受阻。兩稅合一問題近幾年就在政府部門和學術界中進行醞釀，圍繞這一問題進行的利益博弈也就由此而展開。從陣營來看，可以看出，大體是財政部、內資企業和部分專家學者為一方，商務部、外資企業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為另一方。2005年1月12日，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公開表示：“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已經迫在眉睫，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不能再拖了。”緊接著，1月16日，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再次重申，兩稅統一的時機已經成熟。但幾乎就在同時，2005年1月5日，一份名為《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對新企業所得稅法的若干看法》的報告出臺。這份報告是由一家諮詢公司受通用電氣等在華投資時間較長的跨國公司委託，以問卷形式對京、滬54家跨國公司組織進行的一次關於新企業所得稅法的調研而形成，並向國務院法制辦、財政部、商務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提交。報告提出，希望新的企業所得稅法能夠就現有的優惠政策給予外商投資企業5~10年的過渡期，並且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在新《企業所得稅法》中給出一個“合理的、具有競爭力”的企業所得稅率。這份報告後來被稱之為外資企業的聯合上書。在2005年的兩會上，則有數十位政協委員就此單獨或聯名提交了數份提案，建議儘快實現“兩稅合一”。2005年3月9日，“兩稅合一”的議案沒能付諸表決。

房地産調控的博弈。房地産調控與反調控，可以説是這一年中涉及利益面最廣、博弈技巧最純熟，懸念最多，結局也最撲朔迷離的一場博弈。房地産是近年來聚集資源最多，因而牽扯的利益關係最廣泛的一個領域，而房地産集團也是目前中國發育程度最高的一個利益群體。

房地産集團最成功的一次行動是2003年對央行的“121文件”進行抵制，促成了國務院18號文件的出臺。當年6月13日央行出臺“121文件”（《關於進一步加強房地産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商業銀行嚴控開發貸款、嚴控土地儲備貸款、嚴防建築貸款墊資、加強個人住房貸款管理等。對此，有人驚呼：“房地産的冬天來了”。緊接著，房地産商動作頻頻，各種研討會相繼召開，業內的頭面人物紛紛發表講話，形成輿論導向，與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國務院18號文件的出臺。該文件確認，房地産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産業，且發展是健康的，並指出，“房地産業關聯度高，帶動力強，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産業”。由此，房地産的“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産業”地位得到官方確認。可以説，在改革以來的20多年中，一個利益群體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影響甚至改變政府的一項重要政策，這還是第一次。而恰恰是這次房地産商的勝利，導致了2004年我國房價的扶搖直上。2005年，更加關注房地産熱的社會和政治後果的中央政府終於連出重手，實施宏觀調控。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裏，政府對房地産的關注可以説是前所未有，有人稱之為“刀刀見血”，一招緊似一招。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則是由房地産開發商和部分地方政府進行的反調控。一年時間過去，究竟鹿死誰手？目前的膠著狀態顯然還不能提供確切的答案。關鍵是要看2006年房價的走勢。

官煤勾結與官煤整治。在2005年，連續發生的大規模礦難，使社會生活的某些弊端暴露出來。這個弊端就是官煤政治。湖南婁底市一煤礦老闆的“貼身秘笈”被曝光，兩個筆電上詳細記錄了32名黨政幹部和國家公職人員入股支華和雄興兩個煤礦的一些情況。由此，官煤勾結這個“隱性秩序”得以曝光。隨後揭露出來的大量事實表明，正是官煤勾結的利益鏈，形成了腐敗包庇違法，違法釀成事故，事故最終造成礦工死亡的“礦難邏輯”。

從這些年在煤礦發生的每一起災難事故中，幾乎都能發現官煤勾結的影子。官員出權，煤礦老闆花錢，雙方結成利益共同體。以發生礦難的湖南婁底的那家煤礦為例，儘管證照不全，儘管連續出了6起安全事故，死亡6人，但在入股官員的庇護下，違法開採的煤礦照樣生産，違法組織生産者更是毫發未損。正是官煤勾結的利益鏈，使腐敗包庇違法，違法釀成事故，事故最終釀成人民生命財産的災難。其後進行的大量調查表明，“官煤勾結”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某些黨政幹部和執法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以多種形式參股分紅，和礦主結成一個利益共同體；二是收受礦主的賄賂。參股分紅又以“乾股”為多，即並無實際出資行為而持有的股份。

連續不斷的礦難，使得中央政府痛下決心，整治官煤，這就是著名的“撤資令”。而這次的“撤資令”實施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政令都更為艱難。儘管“撤資令”已經用“既往不咎”的原則做了事先的讓步，但相關的方面似乎並不買賬。在官煤勾結最嚴重的地方，主動撤資的為數寥寥，甚至有官員宣稱“寧不當官，決不撤股”。於是，許多省份不得不將最後期限加以延遲。9月26日，國家安監總局公佈的情況顯示，據貴州、湖南等9個省的不完全統計，共497人登記從煤礦撤出投資，其中國家機關工作人員325人、國有企業負責人172人；截至9月25日晚，27個省級單位向國家安監總局彙報了有關清理情況。其中，幾個省份清理工作的最後期限已有所延遲。如內蒙古將這一日期延至10月10日，河北、河南也分別將撤資的最後期限寬限至9月30日和10月10日。

正如有人指出的，中央權威與地方保護長期以來存在的矛盾，在此次撤資令中，逐步顯性化。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之下，各地陸陸續續上報了“撤資”的數據，但這些數據與其説令人振奮不如説令人失望。在一些地方則陸續傳來“明撤暗持”的消息，甚至官媒利益關係治理會不會成為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也讓人們頗為擔心。

3、利益博弈的新手段。觀察上述博弈過程，特別是房地産調控與反調控過程，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在博弈的過程中，一系列新的手段被使用，人們在評論這些手段時，也在開始使用一些完全不同於以前的詞彙。要挾、挾持、綁架，這樣一些過去很少用到現實經濟政治生活中的名詞，在2005年的房地産以及其他的利益博弈中不止一次被提及。這些名詞不僅表明利益博弈新手段的出現，同時也表明這種利益博弈的程度之激烈。

對於這些新出現的利益博弈手段，我們可以概括出如下一些特徵。

（1）從暗中較勁到公開博弈。我國社會是一個權力本位的社會，而這種權力本身又高度集中。這樣的制度特徵使得利益博弈不太容易以對抗行政權威的方式進行，而是更多采取暗中較勁的方式。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中期，在海南等地房地産泡沫破滅之後，房地産集團所使用的手段也僅僅是鼓動一些學者一般性地倡導政府要放鬆銀根，很少直接涉及房地産本身，大體是一種旁敲側擊式的博弈。到了2003年反對“121文件”時，就已經直接面對主題了，但方式主要還是呼籲，至多是上書。而在這次房地産調控中，更為硬碰硬的實質性博弈開始出現了。一些房地産開發商直言對調控的不同意見，而且多次組織力量提供可以支援自己觀點的報告或召開相關的研討會，其他的活動也絡繹不絕。在這些活動中，某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官員也不避嫌疑地參與其中。在一些活動的組織和相關數據的發佈上，開發商與某些政府部門或地方政府密切合作的跡象更是依稀可辨。甚至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和某些政府部門，也不時地從幕後走到臺前。在調控最關鍵的時候，主管房地産的建設部某官員就曾表示，政府不希望房價出現大起大落的情況，房價的大落對老百姓沒有好處。這種情況在2004年的宏觀調控中也不曾出現過。不久前去職的教育部原副部長張保慶在退休前曾有過一句驚人之語：“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東西有時都出不了中南海！”參見《中國青年報》，2005年11月17日。應當看到的是，現在的所謂政令不通與過去已經有所不同，背後往往有著利益掣肘的因素。

（2）手段日趨純熟。在房地産調控還在醞釀甚至進行中的時候，一些地方政府就堅稱本地的房價是合理的，沒有泡沫；在調控開始之後，一些地方政府和某些政府部門則與開發商聯手努力將中央政府的調控解釋為不是要房價下跌而只是放緩房價上漲的幅度；在中央表明態度之後，一些地方很快就報出房價下跌的數據和消息，以促使調控早日收兵；更技術性的做法則是推遲高檔房開盤時間造成房價結構性下跌的假像。而且，有關方面不時發出諸如如果房價大幅下跌會導致災難性後果的威脅。這樣的做法，在以前的政治社會生活中很難見到。在房地産調控中，人們還可以看到一種現象，即不同利益方公佈或使用的統計數據有著非常大的差別，包括有關政府部門在內的房地産聯盟拿出的住房空置率和房價上升幅度的數據，都明顯低於其他部門或機構的數據。這意味著，有的數據發佈者，開始與社會中的利益集團一起，將數據作為博弈的手段。而在官煤整治過程中，日趨純熟的手段的使用，使得整個博弈過程顯得朦朧而複雜。官員退股的數據上報上來，但由於難以掌握究竟有多少人入股其中，所以很難知曉退股的比重有多大。在這些博弈過程中，中央政府往往重拳出擊，但結果不時給人以擊在虛處的感覺。即使有些整治措施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但這些效果似乎也是在竭盡全力之後獲得的。

（3）借民眾要挾政府。房地産調控之艱難，反過來説反調控之有力，不僅在於具體博弈手段的純熟使用，同時也在於這些手段的使用而編織出來的複雜局面。央行3月16日宣佈上調商業銀行對個人住房貸款優惠利率並要求上調個人房貸首付款比例的調控措施後，有不少人表現出對政策出臺的憤怒與不滿，包括一般民眾的疑惑。易憲容在分析這種情況時指出，其中就有既得利益集團在借民眾的誤解來要挾政府的因素。他説，這個消息發佈之後，就如2004年10月份央行利率調整後一樣，社會反映異常熱烈。大家都在談論政策變化，甚至有不少表現出對政策出臺之憤怒與不滿，説什麼這麼短的時間又加息、央行政策不透明、受害是普通民眾等。其實，這是對央行“3•16”政策的嚴重誤解。這或許是因為有不少人仍然停在計劃經濟思維中，或許是既得利益集團在借民眾的誤解來要挾政府的政策。他指出，由於一些既得利益集團趁機誤導，反而使民眾的市場意識離真實的市場越來越遠，受傷害的可能性也越大。證券日報記者屠海燕在人民網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地産寡頭走向霍多爾科夫斯基？》，該文稱，在房地産調控中，社會被整體挾持。與其説房地産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支柱産業，不如説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挾持者”，因為住房人人需要，不可缺少。地方政府的GDP貢獻，在普通百姓無法面對的房價面前，卻過多地倚仗于房地産，一些中低收入者20年乃至30年人生的大部分收入，被住房按揭還款套住；銀行在房地産開發、建設、乃至按揭回收這個漫長的時間內，承擔了嚴重風險，與之相對應的是，房地産寡頭們通過不斷推高房價，力圖在最短時間內使其利益得到保證。與之相對應的是，政府必須面對房地産崩潰時的動蕩風險。熊培雲在《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中也説到，今日房地産已經嚴重綁架中國經濟《工人日報》上《誰把工薪階層綁上了房價博弈的戰車》中説到：如果虛高的房價沒有陷入今天這樣四面楚歌的尷尬窘境，房地産大鱷們可能根本顧及不到城市中最為龐大的中低收入人群。眼見著房價搖搖欲墜，這些出手闊綽的老闆們突然變得體恤民情起來，異口同聲地指責政府調控房價最終只會傷害中低收入階層，不僅“讓窮人買不起房子”，還會讓工薪階層現有的房子大幅貶值，家庭資産急劇縮水。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工薪階層被房地産大鱷綁上了房價博弈的戰車。反對政府調控房地産市場的聲音威脅説，房貸調整對有錢人影響很小，負擔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階層民眾身上；增加首付同樣限制不了高收入者，只會讓工薪階層買不起屬於自己的房子；一旦房價下跌，房産貶值對老百姓打擊更大……所有的論調都可以歸到同一個目標，那就是阻止更多的後續調控政策出臺，拼命保住自己辛苦吹大的房地産泡沫。。

經濟學專家趙曉在分析兩稅合一中的利益博弈時，則使用了“國家隨時可能被強者綁架”這樣的説法。趙曉指出，迄今為止仍然缺乏透明、有法可依的一整套政策博弈系統，使得國家隨時有可能被強者所綁架，並使弱者無處可以申訴，最終的結果便是“強者恒強、弱者恒弱”。而《亞洲時報》在評論中國的房地産新政時，更用了中央政府與利益集團對決的字眼。該評論指出，近日中國中央政府7大部門聯合出臺“房産新政”，打擊炒地並禁止期房轉讓，這表明政府與製造中國房市泡沫的利益集團現已進入最後的廝殺階段。雖然中國中央政府已表明瞭打擊房地産泡抹的決心，但各地方諸侯在此階段仍是按兵未動，而中國各房地産的熱點也未有明顯的降溫跡象，地方的金融負責人在傳達中央意見的同時，更有“話中有話”的情況。中國當局強勢出臺行政指令冷卻房市，顯示中央欲鞏固這次冷卻炒風的成果，也突顯了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已經到了最後攻堅階段。

利益博弈手段的變化，在形象地表明，我國社會中利益博弈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4、利益博弈中的一些暴力傾向。如果我們將博弈看作是新時期利益格局形成的新機制，那麼，就需要注意到，這種利益博弈發生有兩個基本背景。其一，利益主體的發育相當不均衡；其二，利益博弈是在缺乏有關博弈系統規則的背景下進行的。在中國目前的具體情況下，這兩個因素使得利益博弈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並在某種程度上造成社會生活的一些暴力傾向，具體表現為可以保證強弱雙方平等互動的規則不斷弱化，某些強者變得越來越蠻橫和霸道，甚至以強淩弱。

説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到近幾年社會中的一個現象，這就是暴力現象的蔓延，這是很值得警惕的。僅僅是在最近這幾年，我們就可以看到許多暴力事件的發生。而且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暴力現象幾乎發生在社會所有重要社會群體或社會主體之間，比如老闆對雇工使用暴力，雇工對老闆使用暴力；老闆對老闆使用暴力，甚至還有官員雇兇殺害同事；開發商對被徵地或拆遷的居民使用暴力；地方政府或執法機構對民眾使用暴力，一些人對政府官員或執法人員使用暴力。就連最不該互相使用暴力的社會主體之間，也開始出現用暴力解決問題的做法。

在這當中，越來越多的強者對弱者使用暴力的現象似乎更加值得關注。為什麼我們在這裡要更加關注強者對弱者使用暴力？不只是因為這樣的事情更需要在道義上加以譴責，更重要的是，這種現象有著更深層的含義。因為我們知道，在正常的社會中，強者一般不太願意向弱者使用暴力，因為一來是強者在經濟、權力、法律甚至話語等各方面都具有優勢，他們完全可以使用合法的手段使弱者屈服；二是強者是“穿鞋的”，顧忌也多，使用非法暴力所要付出的代價要更大。那麼，在最近的幾年中為何頻頻出現強者對弱者使用暴力的事件？可能有這樣的幾個原因。第一，強者的蠻橫與霸道。在一些強者那裏，利益受損的弱者不配成為利益談判的對手，不耐煩使用哪怕最終還是對他們有利的合法手段，而是直接使用暴力。第二，是他們有避害的手段。從幾個事件來看，在行使暴力時，真正的主使者並不出面，事後也有替罪羊代為頂罪。第三，是使用暴力形成了一種習慣，所謂暴力拆遷能夠成為一個流行詞，表明的就是拆遷中使用暴力的普遍性。從這樣的事件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種深層的失序，即完全不顧規則和合法秩序的強力與暴力的原則，開始成為解決社會糾紛的手段之一。(摘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2006中國改革評估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