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博弈中的社會力量組合。

事件的背後是結構。在這一系列的利益博弈中，人們可以發現兩個在不久前還很陌生的事物，這就是利益集團和利益集團所結成的聯盟。應當説，利益集團的形成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分化的必然結果。在利益分化的基礎上，不同的利益主體在逐漸發育起來，在共同利益基礎上形成的利益主體的整合，就是利益集團。而利益聯盟的實質性內容則取決於具體的制度背景。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權錢的結合幾乎是利益聯盟的一種普遍形式。

強有力的利益集團的形成無疑要以雄厚的經濟實力為後盾。因此，最強有力的利益集團總是首先誕生在資源最集中的領域。在這當中，房地産商無疑是一個發育程度最高的利益主體。過去十幾年間，房地産業積聚了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資源，由此形成的房地産集團以自覺的意識甚至集體的力量影響政府政策和社會風向的努力也是最早的。早在90年代初海南等地房地産泡沫破滅之後，房地産集團就開始力圖影響社會政策。而在最近幾年中，電信、石油、電力、汽車等壟斷或強勢的産業集團，似乎都在開始利益集團化，並開始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産生明顯的影響。

在我國目前的制度背景下，利益集團的行動要真正取得效果，最有效的辦法是與行政權力結盟。

房地産集團所具有的巨大社會能量，無疑在於其與權力的聯盟。而近些年來在政績、財政壓力以及其他種種因素促發下導致的地方政府對於“經營城市”、“出售土地”的興趣，則為房地産與地方政府的結盟提供了可能。4月16日，新華社發表了記者包永輝的一篇文章，披露某地方政府操縱地價抬高商品房價格的做法。文章説，江蘇一家在全國也算得上重量級的房地産公司老闆向他透露，有個城市為了抬高出讓土地的價格，特意請他們這家公司來當“託兒”，與外地投標企業競價。這位老闆十分擔心價格抬得太高，砸在自己手裏吃不消。該市政府一位官員“開導”他：“你只管往高裏抬價就行了，如果砸在手裏，由政府兜底，大不了再還給政府”。於是，吃了“定心丸”的這位老闆果然創下該市土地出讓價的新高。這個案例形象地揭示了房地産集團與地方政府的關係。至於地方政府官員在土地徵用、地皮出讓、工程項目中的腐敗行為，更成為這種聯盟關係的粘合劑。事實上，最近幾年時間一些城市房地産價格的扶搖直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房地産商與某些地方政府結盟與合作的結果。

我們搜索一下最近幾年有關房地産的消息，就會發現一個現象，在一些房地産價格上漲最迅猛的城市，當地政府的領導人總是利用各種途徑向人們傳達這樣的一些資訊：本地的房價不會下跌只會上漲；來本地投資房地産會有很好的回報；本地的房地産市場現在是一片興旺等等。甚至在國內外一些研究機構紛紛對中國房地産泡沫化提出警告的時候，這些地方政府的領導人仍然堅持本地的房地産發育健康，房價是正常的。而且，在遊資形成的炒房團已經在一些地方興風作浪的時候，一些地方政府的領導人甚至公開向遊資發出這樣的召喚：歡迎炒房團來本地加入房地産的發展。這幾乎與直接呼籲炒房沒有什麼差別了。在調控之初，與之聯盟關係最鬆散的投機客成了犧牲的對象，而地方政府與房地産商的聯盟直到目前都還非常牢固。

2、利益群體發育的特徵。

對於目前正在形成的利益集團，有幾個問題是很值得重視的。

第一，利益主體的發育是相當不均衡的，特別是強有力的利益群體開始出現某種聯盟壟斷的跡象。在房地産行業中，在其他的一些壟斷行業中，甚至在一些競爭性領域中，都在顯露出聯盟壟斷的某些跡象。尤其是與行政權力有著密切關係，甚至是有牢固結盟關係的群體或個人，聯盟壟斷特徵更是明顯。不過，與俄羅斯的“寡頭化”不同的是，中國精英壟斷的問題之所以凸現出來，與其説是由於其自身的強大，不如説是由於其他群體的無力狀態。

第二，強勢集團與弱勢群體的裂痕在加深。隨著貧富分化的加劇，貧富之間、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裂痕在加深。一條社會主要“斷裂帶”隱約在形成之中。在網路上，人們可以看到對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來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變得越來越專橫和霸道。當房地産商説，我們是給富人蓋房子而不是給窮人蓋房子的時候；當北京的計程車公司所有者説，換什麼樣的車型是我們公司的事情與消費者無關的時候；當有知識精英説普通老百姓反對我的觀點恰好説明我正確的時候，我們既可以體會到某些精英的霸道與專橫，也可以體會到精英與大眾之間、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裂痕在加深。

第三，利益聯盟關係開始穩定化。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房地産調控，特別是在其初期，成為直接打擊對象，或者成為這次房地産熱犧牲品的，便是遊資。以最引人注目的上海為例，房地産商如果説有損失，也只是不能再享受反常的高利潤了，而並沒有很多房子壓在房地産商手中。由於規定二手房出售時要還清銀行貸款，大部分的銀行風險也就轉嫁到了炒家的手裏，銀行的利益得到了保護。其實，遊資成為這次調控的犧牲者是毫不令人驚奇的。除了要對到中國興風作浪的海外遊資進行打擊外，目前的利益聯盟關係也決定了只能是這個結果。房地産力量強大而且與地方政府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固的聯盟關係，銀行是政府自己的，只有遊資是個孤單的行動者。別看為了炒高房價的時候，一些地方政府向他們頻頻招手，但他們與地方政府沒有穩定的聯盟關係，而且這個力量神神秘秘，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也很難與誰形成穩定的聯盟。由此來看，遊資就成為最合適的調控犧牲者。

第四，力量失衡的博弈導致的是群體間的財富剝奪。無論是房地産熱，還是汽油漲價；無論是教育産業化還是醫療價格的飛漲，都使人感受到其中利益分割或利益再分配的含義。而且，在這次房地産熱中，還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即中産階層開始成為剝奪對象。一篇報道的醒目標題就是《掠奪經濟使中國的中産階層迅速消失》。因為房價的上漲，受到影響最直接的，就是作為購房主體的中産階層。

3、精英群體的形成。

自90年代以來，一個擁有了社會中大部分資本的強勢群體已經成形。構成這個強勢群體的，有三個基本組成部分，即經濟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從目前的情況看，這三部分精英不僅已經形成了一種比較穩定的結盟關係，而且具有了相當大的社會能量，對整個社會生活開始産生重要的影響。這個強勢群體的社會能量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對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影響。第二，對社會公共輿論的影響和話語形成的能力。第三，形成了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的依附型關係。

在80年代，當體制外精英剛剛開始出現的時候，曾經使得體制內精英感到極不適應。懷疑和恐懼構成了雙方關係的基本內容。當時一些重大事件的發生，事實上與這種懷疑和恐懼是有直接關係的。懷疑和恐懼減少了對話和溝通的可能。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雙方關係已經在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並在此基礎上形成複雜的聯盟與衝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的關係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在此背景下，社會中的強勢群體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公共政策制定開始受這個因素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通過許多不同的形式進行的，而這些形式在基層和在上層又有所不同。在基層，主要是通過“關係”和腐敗的形式進行的。一個地區怎樣規劃，怎樣發展？哪些項目要上，哪些項目不要上？這些事情現在已經越來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而在上層，這個問題就更複雜。在人大和政協部門，來自民間經濟和政府壟斷部門的力量，相對比較大。而來自社會弱勢群體的力量比較小，因此，在決策甚至立法的過程中，就較多地聽到來自社會強勢群體力量的聲音，而較少聽到來自社會弱勢群體的聲音。同時，也因為這些社會強勢群體有經濟實力，可以通過對輿論工具和學術活動提供支援和贊助的方式讓傳媒和學者為他們的利益説話。

在最近幾年中，精英開始呈現出聯盟壟斷的特徵。在我國市場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精英聯盟壟斷現象，與兩個因素有著密切關係。其一是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出現的資源重新集聚現象（孫立平，2004）。由於資源的集中，在一些領域中，壟斷現象開始出現，甚至導致少數企業或群體的支配權。其二是以大型國企壟斷為基礎形成的壟斷經濟。在90年代中後期，“抓大放小”、“做大做強”的方針，無疑對壟斷現象的形成，起到了明顯的推動作用。這裡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對於中國以及中國的未來，聯盟壟斷究竟意味著什麼？精英壟斷的問題不僅在中國轉型的過程中存在，在俄羅斯更是明顯，於是有最近幾年我們看到的普京與寡頭之間的戰爭。俄羅斯的“寡頭”主要是由在20世紀90年代私有化過程中迅速暴富起來的大資本家構成。現如今俄羅斯經濟精英之中，大約70%以上的人是蘇聯時期的黨政高官。在俄羅斯的私有化過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氣、鑽石、有色金屬等重要資源的人逐漸成了經濟寡頭。俄羅斯的石油、鋼鐵、鋁、鎳、汽車和重機械等工業已經被寡頭們統治。基礎工業裏最後所剩的部門比如煤炭和木材也正被他們買斷。2000年5月，普京就任總統幾個月後，便開始對經濟寡頭進行打擊，在上世紀90年代末形成的俄七個最大經濟寡頭中，已經有兩人被捕，一人流亡海外，寡頭集團威風不再。如前所述，中國精英壟斷無論是在社會結構層面上對於加劇結構失衡的影響，還是在宏觀政策制定層面上對於宏觀政策制定的影響，都需要我們密切加以關注。

4、防止博弈演變為剝奪。

進入90年代中期以來，“剝奪”已經開始成為今天中國利益格局和社會結構不能忽視的現象。在我國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弱勢群體缺乏制度化的表達機制，在利益博弈中往往難以維護自身利益，難以抵制來自強勢群體的侵害。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就會使博弈演變為剝奪。

在我國具體情況下，“剝奪”可以分為“顯性剝奪”與“隱性剝奪”兩種不同形式。

顯性剝奪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據經濟學家鐘偉計算，用工企業每年通過壓低工資和社會保障而多獲得4400億的利潤，反過來説，就是勞動者報酬被剝奪的數量。在最近幾年中，中小股民在股市中的損失至少1、5萬億。而實際有兩個百分點的負利率，也至少意味著存款人每年損失至少600億利息收入。在最近幾年中，低價徵用農民的土地，是一種更明顯的剝奪，據有關方面的資料，20多年中全部級差地租約2萬億，而這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最近幾年中實現的據中國土地勘測研究院統計，在明確規定經營性用地必須以招標拍賣掛牌方式出讓的國土資源部11號令開始實施的2002年，全國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的面積為12、4萬公頃，其中仍有85%的土地是協議出讓。全國土地使用權出讓的收入，平均為每畝12、97萬元，而使用權轉讓、流轉的收入平均為每畝23、47萬元，招標拍賣的收入平均為每畝35、67萬元，也就是説，協議出讓土地與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土地的收入相差2~3倍。以2002年為例，有償出讓的12、4萬畝土地中，倘以50%為經營建設項目用地計算，即6、2萬公頃土地必須全部採用招標拍賣掛牌出讓，那麼當年國庫就少收了1000億元的應得土地收入。據估計，1998年後每年僅土地協議轉讓與招標拍賣掛牌轉讓土地價差一項，國庫每年損失逾千億元。這個數字，既可以看作是國家損失，也有相當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失地農民被掠奪的。而在城市拆遷中，城市居民受到的損失，也是非常巨大的數字，只是無法確切地進行計算。

同時，隱性剝奪在出現。一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截至2003年6月底，全國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從1998年初的11203萬人增加到15077萬人，失業保險參保人數從7961萬人增加到10080萬人，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在4年多的時間裏達到10094萬人。這實際上意味著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比原來縮小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失去了社會保障，其中主要是失業下崗人員和“靈活就業者”。二是醫療、教育、住房的費用大幅度提高。在醫療方面，目前中國每年醫療費用的上漲幅度達14%。據2000年衛生部統計，現在老百姓看一次病平均要花費79元，住院需花費2891元，其中藥費所佔比例超過50％。醫療費用的大幅度上漲，大大加重了貧困群體的經濟負擔。最近有報道指出，至少有50%以上的農民看不起病，30%以上的病人因沒錢不能及時就醫，60%以上的患者因沒錢而不能住院治療。而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情況相當普遍地存在，有的地區這一比例甚至超過70%。在教育方面，有人曾經進行過粗略的計算，結果是，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裏，我國大學收取的費用幾乎上漲了100倍。在90年代初，大學基本還是義務教育，學生每年繳納的費用只有幾十元。到90年代中期，開始收取的學費加上宿舍費，大約500元左右。而到最近幾年，僅學費大部分學校都在5000元以上，加上宿舍費和其他雜費，至少要到6、7千元。再加上其他的生活費用，一個大學生的開銷，每年要在萬元上下。在今年的“兩會”上，有政協委員指出，現在供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農民17年的純收入住房方面的情況比較複雜。應當説，90年代末期的住房制度改革事實上使得一部分城市中的普通居民（甚至包括後來的失業下崗者）成為了“有産者”，這個因素對於確保這批人的生活底線起了重要作用，儘管這個改革的過程也存在相當不公平因素。但近幾年中扶搖直上的房價，對於無房者、住房條件極差者以及不得不買房的拆遷戶來説，卻構成了嚴重的問題。。由於以上方面的因素，從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開始出現“因病致貧”、“因教致貧”以及“因房致貧”的現象。

5、中産階層處境。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房地産熱中，開始出現中産階層成為剝奪對象的新現象。拆遷中的受損害者不僅包括城市的下層，也包括了一部分中産階層。某大都市一個項目的拆遷過程被人們稱之為“一個中産階級社區”的噩夢。他們所居住的小區，在沒有履行合法程式的情況下，被強行拆毀。而從該小區250戶居民的職業構成看，大多數從事的都是公認的“受尊敬”的職業，有高等法院法官、局處級幹部、軍官、警官、醫生、教師、作家、民營企業家、外資企業高級職員等。但即便如此，也沒有避免被強行拆遷的命運。而房價的上漲，也構成對中産階層的直接影響。在上海，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領階層，面對不斷攀升的房價，也苦不堪言。對於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白領來説，存錢的速度往往趕不上首付上漲的速度。工作一年，夫妻兩人存了3~5萬元，但首付一年可能要漲到8、9萬。對於相當一些白領階層成員來説，即使努力買了房子，經濟負擔的沉重也是可以想見的。有專家指出，隨著中國個人消費信貸（特別是住房信貸）規模的急劇擴大，一些大城市的居民已經悄然成為高負債一族。其中，上海和北京的家庭債務最高，分別達155%和122%，已經超過2003年美國的平均家庭債務比例115%。結果，就是生活品質的明顯下降。(摘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2006中國改革評估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