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底線失守與家園淪落。2005年底最吸引人們眼球的一件事情，就是發生在哈爾濱的“天價醫藥費”事件。139萬的醫藥費（不算自己買藥的費用），高達成千上萬的專家會診費用，讓人們大開了眼界，也讓人們看到，在利益的驅動下，真是走多遠都不算遠。而在有關的評論中，我們特別注意到這樣的一句話：職業精神失守比天價醫藥費更令人擔憂。

實際上，這種精神的失守遠非僅僅發生在醫療行業中。

前一段，網上流傳一個帖子，叫作“國內十大著名荒唐禁令”。其中有，“中小學教師嚴禁姦污猥褻女生”、“嚴禁用公款打麻將”、“海關官員不得庇護走私”、“嚴禁酒後駕駛機動車輛，違者給予通報批評、警告；情節嚴重的，給予記過、限期調離或辭退、開除處分”的規定。還有醫院規定，嚴禁銷售假藥、嚴禁向患者索要紅包等等。

對於這些禁令，人們不乏嘲諷之聲。像醉酒駕車，本是一種違法行為，卻需要在內部紀律中加以重申，而教師姦污學生、公款賭博、庇護走私、銷售假藥等，實際上都是涉及社會生活的底線了，本應是不言自明的。正因為如此，人們才會覺得連這些還要特意做出規定，就有點荒謬了，就如同一個單位規定它的員工不許殺人放火一樣。但如果我們回到現實中，就會發現這些規定並不荒謬，因為破壞這些底線的事情頻頻在我們的生活中發生。教師姦污猥褻學生的事件不是經常見諸報端嗎？甚至出現高校教師用研究生試題的答案引誘考生上床的事例不也發生過嗎？而公款賭博、銷售假藥、庇護走私甚至成為屢禁不止的頑癥。

2、制度是如何失敗的。這都説明我們社會生活的底線在頻頻失守，説明我們這個社會生存的一些基礎在面臨威脅。我們都知道禁忌這個詞，禁忌被違犯了，將會為社會所不容，而上述種種所謂荒唐的禁令表明，對禁忌的違犯在一些地方甚至成為常態。可以説，社會生活底線的頻頻失守，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生活中一個值得密切關注的病症。這種底線的失守，關涉的絕不僅僅是我們的精神生活，實際上，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許多病症，甚至是制度層面的病症，都或是直接或是間接地與底線失守有著關係。

體制是規則和程式的組合。舊體制和新體制，當然可以説有優劣之分，但無論新舊體制，要正常地運作，都需要有更基礎的東西作為前提。舉例來説，信任結構就是這種基礎秩序之一，新體制要以信任結構為基礎，舊體制正常運作時也是離不開信任結構的。可見，信任結構是超越體制的，要比體制更為基礎。現在我們社會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有些恰恰就是因為這種基礎秩序被破壞了。於是就出現這樣一種情況，新體制無法正常運轉，舊體制也無法正常運轉。也就是説，我們現在所面臨問題的嚴峻性，不只是在於新體制本身的無效或缺陷，而是新舊體制共同基礎的喪失。這樣的危機更具有根本性。

以2004年熱烈討論過的國有企業改革為例。在討論中人們曾經用一個形象的比喻説明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處境：就像一根大熱天的冰棍一樣，不被人吃掉也要化掉。現實中國有企業的處境也大體如此。但問題出在什麼地方？許多人爭論的是吃掉還是化掉。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不被吃掉就要化掉？關鍵的問題是這個環境，是這個“大熱天”。如果冰棍放在冰箱裏，會是這個邏輯嗎？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國有企業，有的國家國有企業佔的份額還不小。即使我們承認國有企業的效率要低於民營企業，但有哪個國家國有企業的處境到了不被吃掉就要化掉的份上？關鍵還是這個制度的基礎條件的問題，就是那個“大熱天”的問題。這個“大熱天”就是腐敗的大環境。大量事例表明，幾乎無論是從國企經營的環節上、還是在轉讓的環節上，抑或是在郎鹹平所説的信託責任的環節上，無不與這個因素密切相關。正是由於權力的腐敗，理論上所有者並不缺位的財産，在實踐中成了“無主”的財産；正是由於權力的腐敗，本來可以公平進行的國資轉讓，變成了瓜分國有資産的盛宴；正是由於權力的腐敗，郎鹹平提倡的信託責任問題一到實踐中照樣走樣變形。

3、 放棄機會主義，守衛社會生活的底線。底線頻頻被突破，不僅在於轉型期特有的變遷力度，同時也在於一個民族精神的根是否牢固。而在改革過程中被奉為圭臬的機會主義價值觀，無疑使社會生活的底線失去了最後的防守能力。在這次整治官煤的過程中，人們發現，現在被作為官煤政治集中體現的官員在煤礦中的入股，卻有著一種令人感嘆的歷史：在上個世紀90年代，好多煤礦難以生存，於是政府倡議大家入股，當時如果有官員在煤礦入股的話，還要受到表揚。其實，在我們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中，都普遍地盛行著這種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原則，其突出特徵就是不擇手段。在這種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價值觀中，沒有任何原則是神聖不可動搖的，能否得到眼前的利益就是最高標準，為了這種眼前的利益，即使破壞了原則和程式也在所不惜。甚至完全沒有破壞了原則和程式也是一種代價，甚至往往是一種更大的代價的概念。更有人自以為得意的將其稱之為這就是中國人的智慧。

然而，對社會生活底線肆無忌憚的突破，到頭來必然要受到懲罰。近些年來我們社會生活中一系列紊亂現象的發生，就是這種懲罰的開始。因此，重建社會生活的底線，重建社會秩序的基礎，是我們不得不面臨的重任。(摘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2006中國改革評估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