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的貧富差別概念不僅包括收入差距，也包括財産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兩者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聯。可以認為，財産差距通常是長期收入差距的累積性結果，同時也可能成為新的導致收入差距的基礎性原因；財産差距與收入差距之間是一種存量與流量的關係，二者之間存在著相互轉換的可能。在改革的起點，無論是高收入者還是低收入者，所持有的財産數量都是極為有限的；但在轉型與發展過程中，伴隨著收入水準以及人們觀念的變化，逐漸出現了財産的積累與集聚；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中國經濟轉軌加速期間，中國居民的財産積累速度在加快。因此，財産分佈狀況已經成為理解當前收入分配特徵及其動態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收入分配不均等性的評價中，一般都會根據一些經驗標準對分配不均等程度的合理性進行價值判斷，如國際上通常將收入分配基尼系數為0.4作為一條警戒線（這一論斷事實上缺乏嚴格的論證），但在財産分配不均等的研究中，目前還沒有類似的經驗判別標準。因此，不能僅僅依據財産分佈的不平等指數簡單地判斷我國居民財産分佈的不平等性究竟是偏高還是偏低。我們這裡試圖通過將我國的財産分佈特徵與其他一些國家的比較來形成對財産分佈不平等性的基本判斷。

相對於收入分佈而言，我國有關財産分佈狀況的數據和研究資料相對要少得多，因此，在這一部分將主要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收入分配課題組于1995年與2002年對全國城鄉居民所做的住戶調查數據為基礎，並結合與某些國家財産分佈狀況的比較來説明我國居民在這一時期的財産積累特徵。

1、居民財産積累的速度非常快，城鄉之間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一直都以非常高的速度在增長，儲蓄存款的增長速度高於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水準的增長速度。從住戶調查數據的結果來看，1995年至2002年期間，全國居民總資産凈值年均實際增長率達11.5%，城鎮居民每人平均總財産凈值在這一期間的實際增長率高於全國平均水準7.4個百分點，達18.9%。金融資産的增長速度也比較高，農村居民金融資産每年增長5個百分點，大大高於總資産凈值的增長速度，也高於這一時期每人平均收入年均增長速度（4.6%）；城鎮居民金融資産的增長速度儘管略低於總資産凈值的增長，但年均增長速度仍達17.6%；就全國總體來説，金融資産的增長速度要高於總財産凈值的增長。

無論是金融資産還是總資産凈值、無論是每人平均資産水準還是資産積累速度，城鄉居民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農村居民的這兩項資産存量水準及增長速度都要大大低於城鎮居民。由於農村居民資産積累速度低於城鎮居民，因此與1995年相比，每人平均資産的城鄉差距在2002年比1995年有了進一步的擴張。城鄉之間每人平均資産差距及擴大速度也大大高於城鄉之間收入差距。

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居民，尤其是城鎮居民的財産增長速度相對來説較高。根據美國的消費者財務調查（SCF），1989~2001年期間，美國居民每人平均總財産凈值和金融資産的增長幅度分別為43.7%和51.1%；1984至1999年期間，加拿大每人平均總財産凈值和金融資産的增長幅度分別為36.6%和92.4%。這一增長幅度顯然明顯低於我國城鄉居民整體的財産增長幅度，更要大大低於我國城鎮居民財産的增長幅度。我國居民財産積累的高速度很可能與我國體制轉軌的背景相聯繫。

2、財産的分佈比收入分佈具有更大的不平等性。1995年全國每人平均總財産凈值的基尼系數為0.4，比全國居民收入分佈的基尼系數要低3.7個百分點，但2002年每人平均總財産凈值的基尼系數則上升了15個百分點，達0.55，比全國收入分佈的基尼系數高出10個百分點。儘管兩個年份中，城鎮每人平均總資産的不均等程度似乎略有下降，這可能主要是由於住房改革造成的，但城鎮居民每人平均總財産凈值的不均等程度一直都要高於收入的不均等性，從基尼系數來看，1995年與2002年城鎮每人平均總財産凈值的基尼系數比每人平均收入分別要高出19和16個百分點。同期，農村每人平均總財産凈值的基尼系數上升了7個百分點。1995年農村財産差距的基尼系數比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低將近9個百分點，但2002年前者比後者高出2.5個百分點。

金融資産分佈的不均等性更加明顯，超過了總財産凈值及收入分佈的不均等程度。不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兩個年份中的金融資産分佈的基尼系數都在0.6以上。在1995年至2002年期間，金融資産分佈的總體變化特徵是其差距不斷擴大。例如，全國居民每人平均金融資産的基尼系數上升了7個百分點，其中農村居民上升了6個百分點。

一般説來，同一經濟體中，財産分佈的基尼系數往往高於收入分佈的基尼系數。如美國在1983~2001年期間的總財産凈值的基尼系數一般在0、8左右，金融資産的基尼系數在0.9左右，日本、瑞典和南韓在80年代中期總財産基尼系數也在.5以上，都要比收入的基尼系數要高出許多。但從總體看，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財産分佈的不均等性也相對比較穩定，如美國1983~2001年期間總財産凈值的基尼系數在0.76至0.83之間波動，金融資産凈值的基尼系數在0.89至0.93之間波動，不僅沒有明顯的上升趨勢，而且波動幅度也不是很大。與之對照，我國居民財産分佈目前的不均等程度雖然不是很高，但上升的趨勢則值得高度關注。

反映財産分佈不均等性的另一種測度方法是考慮不同人群等份組的相對財産份額，即將個人按照其擁有的財産數量從高到低排序，然後將全部樣本劃成10個等份組，再計算每個人群組所佔的相對財産份額。從總財産凈值來看，各人群組中最低財産組所佔財産份額都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城鎮居民中最高財産組所佔份額也有所下降（下降了4.6個百分點），但農村及全國總體中最高財産組的財産份額則是上升的。最高財産組10%的人口在1995年佔有了30.8%的全國總財産凈值，這一份額到2002年上升了將近11個百分點，達41.4%。因此，從全國來看，財産的分佈表現出了向富人集中的趨勢。由於住房改革等因素的影響，城鎮居民中財産最多10%的人群所佔財産份額從38.5%下降到33.9%隨著公有住房改革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城鎮居民戶購買了公有住房，增加了私有房産，私有房産的分佈變得更加均等化，從而引起了總資産分佈的均等化。與此同時，農村中財産最多10%的人群所擁有的財産份額從26.2%上升到了30.5%，上升了4.3個百分點。

從不同等份組中也可以看出，金融資産的分佈比總財産凈值的分佈更不均等。全國金融資産最高10%人群所擁有的金融資産份額在兩個年份中都在一半以上，1995年這一份額為50.6%，2002年上升到59.2%，7年期間上升了8.6個百分點；城鎮人口中這一比例基本穩定，從42%上升到42.9%；農村人口中這一份額在此期間也上升了7.4個百分點。因此，不難推斷，金融資産在向富人集中，同時也在向城鎮居民集中。

3、從財産構成來看，房産凈值在全國及城鎮居民中所佔比重最大。就全國來看，房産凈值佔總財産凈值的比重從1995年的35.4%上升到2002年的57.9%，7年期間上升了22.5個百分點。這主要是由於城鎮居民中房産凈值比重的大幅度上升所造成，房産凈值佔城鎮居民總財産凈值的比重從1995年的43.7%上升到2002年的64.4%，上升了將近20個百分點。這與城鎮居民中推行的住房制度改革不無關係此外，房地産價格的上漲和居民居住條件的改善可能也具有一定的影響，但價格因素可能是更為主要的原因。根據住戶調查資料，1995年至2002年期間，城鎮居民房産凈值實際增長了396%，而城鎮居民的每人平均住宅建築面積則只是從16.3平方米增長到22.8平方米，上升幅度不到40%。在居民財産的構成中，房産比重較高並且急劇上升可能也是頗具特色。如美國在1984至2001年期間，房産比重一般在32.5%~50%之間，且2001年的房産比重最低（32.5%）；加拿大在1984與1999年的房産凈值佔總財産凈值的比重也都在50%左右，都要低於我國，尤其是我國城鎮居民的房産份額。

1995年土地價值在農村居民總財産凈值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佔各分項財産中比重最高，但到2002年，土地價值的相對比重下降了16個百分點，在全國樣本中土地價值的相對比重下降也非常明顯。金融資産在城鎮居民總財産凈值中的比重略有下降，但仍在1/4以上，而在農村居民中則上升了2.4個百分點。全國樣本中的金融資産比重則上升了6個百分點。生産性固定資産原值佔總財産凈值的比重在城鎮居民中一直都不居於重要地位，這一比重也比較穩定，但農村居民中的這一比重則有所上升，增長了3.3個百分點，也就是説農民的生産性投資在這一期間雖有所增長，但也較為緩慢。耐用消費品價值所佔比重在農村居民中基本穩定，但比重較低；而城鎮居民中則下降了將近16個百分點。這可能是消費品市場基本飽和並出現買方市場這一宏觀背景的體現。(摘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2006中國改革評估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