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助推“深港都會圈” 廣東是內地最大受惠者

    溫家寶訪港,毫無疑問是香港這兩天最熱的新聞。總理所到之處,市民歡聲雷動。除了為總理的風采打動,香港人還感念總理帶來的一份協議——《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英文簡稱CEPA)。這份涉及273類港貨零關稅優惠的協議,被深陷經濟不景困境的港人視為是中央政府送的一份“大禮”。

    CEPA是前天下午3點正式簽署的,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安民和香港的“財爺”梁錦松落筆簽約。

    就在同一天,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市舉行了一本書的首發式——《深圳藍皮書:中國深圳發展報告(2003)》。《藍皮書》是由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牽頭編撰的,裏面收錄了深圳社科院、社科聯主席樂正教授撰寫的一篇綜述稿——《深港都會圈與珠三角經濟區的“雙核”模式》。

    樂正在文章中大膽提出:“未來的珠三角可形成雙軸心聯動的發展格局,即以香港和深圳為組合軸心,拉動東莞、惠州……以廣州、佛山為另一組合軸心……以這兩個組合為軸心,形成産業、流通和都會功能極強的珠三角大經濟圈和都會圈,成為中國外向型經濟的龍頭。”

    “深港都會圈”,這一構想在6月20日廣東省政府頒布實施的《珠江三角洲城市化專題規劃》中同樣有所體現,只是表述為“東岸都市區”。

    不管是“深港都會圈”,還是“東岸都市區”,這一美好的設想現在隨著CEPA的簽署變得更加順理成章了。專家評價,CEPA不僅讓深圳實現了原來對“深港自由貿易區”的一系列設想,並且為“深港都會圈”的建設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合作空間。

    CEPA完成“自由貿易區”構想

    CEPA與當今世界流行的自由貿易區十分類似,從其涉及的範圍看,甚至比自由貿易區還要廣泛

    在深圳,深圳大學特區臺港澳經濟研究所所長蘇東斌一直是“深港自由貿易區”概念最堅定的推動者。在他看來,“CEPA與當今世界流行的自由貿易區十分類似,從其涉及的範圍看,甚至比自由貿易區還要廣泛,包含了學術界原來對深港自由貿易區的很多設想”。

    長期研究深港經濟合作關係的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研究員鐘堅介紹,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社會上曾就如何加強深港兩地合作進行過廣泛討論,最早提出了“前店後廠”模式,後來深圳不甘心做“後廠”,這才逐漸形成了建立“深港自由貿易區”的設想。

    當時的主流意見是:“放開一線,管住二線”。放開一線就是要深圳和香港開放邊界,實行貨物、資金的自由流通,以港深自由貿易區的形式確定深圳未來的發展。1997年香港回歸之際,深圳市政府所提出的深港銜接方案,也是按照自由貿易區和共同市場的概念進行設計的。然而,這些設想和規劃由於過於超前而不具備實施的條件,很快被擱置下來。

    蘇東斌回憶説,在中國加入WTO談判後期,學術界對如何建立深港自由貿易區有了比較完善的想法。

    2001年,蘇教授就在一個學術研討會上旗幟鮮明地提出:由於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自由貿易的關鍵因素是發展中國家能在何種程度上早日實行零關稅政策,由於越小範圍的經濟一體化越能更快促進雙邊與多邊國家之間貿易自由化的總進程,所以在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是完全必要的。而內地與香港雖屬同一個國家,也可試用這一模式。此後,“深港自由貿易區”在多個場合被正式提出。“不過,建立自由貿易區畢竟不僅是學術界的問題,在中央政府沒有大動作前,不可能有實質性的進展。”蘇東斌説。

    事情到了2001年底有了改觀。當年11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在赴京述職期間,正式向中央領導人提出了兩地建立類似“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並得到支援。深圳市高層立即作出積極回應,時任市長的于幼軍表示:“深圳市會全力配合國家有關部門的調研,積極回應深港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去年1月,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北京進行了成立類似自由貿易區的正式磋商。

    CEPA解決“二線”關難題

    CEPA還解決了原來被認為是與建立深港自由貿易區衝突的“二線”關難題

    但是,“自由貿易區”始終還是沒能建立。事實上,就是在學術界,關於“自由貿易區”的爭論也很激烈。

    與蘇東斌同在深圳大學任教的鐘堅研究員就認為,以深圳現在的地位,對外是內地向國外的一個跳板,對內是國外進入內地的一個跳板,這個“窗口”意義甚至比香港還要大。現在深圳的優勢在於背靠祖國大陸,它有很豐富的人、財、物等生産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如果深圳與香港設立自由貿易區,內地資源就被卡死了。鐘堅説,建立深港自由貿易區還會大大削弱香港的自由港地位,這對深圳同樣沒有好處。

    學術界的爭論也反映在深圳人對待“二線”關的態度上。

    環繞深圳經濟特區300多平方公里土地的“二線”,一直是深圳人一根最敏感的神經。在很多人看來,如果要建立“深港自由貿易區”,必然要“收緊二線、放鬆一線”,但現在“二線”對深圳的束縛越來越大,對深圳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造成的影響越來越大。

    深圳人面臨著兩難選擇

    也許是預料到單獨建立“深港自由貿易區”夢想越來越難以實現,今年3月,在北京召開全國“兩會”期間,來自深圳市的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一致強烈呼籲:撤銷“二線”關!這背後,既有強大的民意支援,相信也有地方高層的授意。

    今年6月1日,“二線”關實施了一系列簡化通關手續的新舉措,雖然對於大多數主張撤關的深圳人來説,這些舉措並無多大意義,但深圳顯然已經把注意力轉向了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這個目標上來。

    就在這時,CEPA簽署了。蘇東斌説,儘管中央政府最後並未採納自由貿易區的提法,但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的過渡性安排與自由貿易區一樣,都是在適應市場化這個大趨勢下促進區域經濟的大融合。因此,對於深圳乃至廣東省來説,不應僅僅把這種CEPA看作是中央政府為了幫助香港走出困境“送禮”來了,它還幫助深圳實現了原來對深港自由貿易區的一系列設想,並由於它面向的是整個內地,所以原來被認為是與建立深港自由貿易區衝突的“二線”關難題,也就不存在了。

    CEPA助推“深港都會圈”

    CEPA的簽署給“深港都會圈”的建設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合作空間

    CEPA的簽署,更給“深港都會圈”的建設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合作空間。

    今年年初,在《深圳,你被誰拋棄》一文引發的關於深圳發展前途的大討論中,倡議最多的就是建立“深港都會圈”,以促進深圳和香港進一步融合。

    “如果無視珠三角的整體實力效應,獨立地談提升某一個城市的競爭力,將是短視的,也是不可能實現的。”以深圳市社科院院長樂正教授為代表的學者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了打造“深港都會圈”對於深圳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城市的意義。樂正在《深港都會圈與珠三角經濟區的“雙核”模式》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未來的深圳是無法單獨建成國際化城市的,它必須與香港組合在一起才有國際影響力可言;同樣,未來的香港是無法單獨建成創新産業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它也必須與深圳及珠三角結合在一起,才能在這些領域有大的作為。”

    “然而,由於地方政府職權有限,以前深港兩地建立的合作聯席會議取得的成效不大”。蘇東斌認為,這次中央與香港簽署CEPA,無疑為“深港都會圈”加了一把大力。

    因此,蘇東斌認為,此次CEPA的簽署,不僅對香港有利,在內地範圍來説,廣東尤其是深圳受益也很大。

    而鐘堅對CEPA的看法則是,因為有地緣優勢,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首先是深圳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當然,今後能不能搶佔制高點,承接香港的服務業北上,深圳有很多文章可做。“未來深圳的發展應該是一個城市的全面發展,深港之間的合作應該是從過去的生産要素的使用過渡到功能的合作”,在鐘堅看來,“現在從市場化這個角度來看,深圳與香港已經形成了‘一城兩岸’的都會圈,形成了一小時生活圈,兩座城市的一體化已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CEPA對深港經濟合作影響

    零關稅可以吸引外國商家到香港發展製造業,然後通過深圳把産品銷往內地市場

    在分析CEPA對深港未來經濟合作産生的影響時,專家們有著各自的看法。鐘堅説,CEPA對部分香港産品進入內地實行零關稅,對香港的意義來説不大,因為香港最大的困境是高工資、高物價,造成營商成本太高,即使實行零關稅,也不太可能出現廣東製造業回流香港的現象。但蘇東斌教授則認為,零關稅是CEPA最重要的一項內容,不能簡單地講零關稅對香港意義不大,有些製造業的設計環節仍然可以在香港完成。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是,零關稅可以吸引很多外國商家到香港發展製造業,然後通過深圳把産品銷往內地市場。蘇教授説,他十分關注中央政府對“香港製造”的界定,比如説核心部件是外國的,在香港組裝算不算“香港製造”,都還要好好研究。

    雖然在零關稅政策對深港經濟合作産生的影響持不同看法,但蘇東斌和鐘堅兩位學者都指出,政府力量必須跟市場力量結合,否則就會帶來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直接阻礙深港之間的民間交流。鐘堅以珠三角現狀為例説,由於政府行政干預太多,每個城市都想搞最大,沒有一層層形成相互配套、梯次發展格局,如珠三角有5個大型機場、5個大學城,這些都是政府力量過大造成的。蘇東斌更進一步指出,在建立“深港都會圈”過程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充分促進民間力量的興起,而不應該放在政府之間的直接的經濟交往上。

    CEPA給深圳市民帶來的實惠

    第一時間可看入境産新片,香港服務業將可首先進入深圳試驗

    儘管CEPA剛剛簽署,但深圳人已經可以感受到CEPA對自己生活帶來的影響了。後天,港片《新紮師妹二》就要在新南國影院上映了,這是港深兩地首次同步上映港産片。今後,深圳市民將有更多的機會與香港居民第一時間看到新上映的港産影片,而這還只是CEPA給深圳市民帶來的實惠之一。

    6月25日,此前已得知CEPA內容的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黃麗滿在市委工作會議上強調:“深圳要充分利用好這個歷史機會,全面提高國際化水準。”黃麗滿認為,深圳作為內地聯繫香港的“橋頭堡”,完全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吸引香港服務業首先進入深圳試驗。

    而從昨天開始,為了提高通關效率,深圳皇崗海關所有的過境車輛陸續實行自動核放,過關速度提高20余倍。今年9月底,這一模式將推廣到經公路口岸進出境的所有車輛,並於10月份在鹽田港區啟動電子自動核放系統試點,直至12月份在海運口岸全面實施。

    深圳市衛生局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如果按以往我國對合資醫院的有關政策規定,目前深圳唯一的深港合資醫院龍珠醫院建成後,醫護人員將以內地醫師為主,但由於現在CEPA放寬了對香港醫務人員數量的限制,龍珠醫院就可聘用更多高水準的香港醫務人員了。

    以上這些,顯然都還屬於細枝末節,而CEPA將給深圳、廣東在各方面帶來的影響,在不遠的將來,將會更明顯地凸顯出來。

    廣東省外經貿廳貿易發展處副處長張鵬談CEPA實施後廣東將是內地最大的受惠者

    對話背景

    6月29日,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見證下,《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即CEPA,簡稱《安排》)正式簽署。CEPA文本共23條,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便利化三方面。根據《安排》,內地同意從2004年1月1日起,對273類港貨實行零關稅;同時服務業進一步向香港開放。

    CEPA的簽訂,在廣東各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廣東省外經貿廳已經著手研究《安排》的具體內容並主動開展前瞻性的研究工作。昨天下午,廣東外經貿廳貿發處副處長、十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研究前沿、熱點政策對廣東外經貿影響的張鵬接受了記者的專訪,為我們闡述了CEPA將對廣東産生的方方面面影響。

    對話人物

    張鵬廣東省外經貿廳貿易發展處副處長,38歲,山西人,畢業于對外經貿大學,畢業後一直在貿易發展處。在外經貿廳的安排下,十多年來,他更多地關注政策方面的動向,以及政策對廣東外經貿的影響;同時關注熱點、前沿的政策。

    廣東要“搶”機會

    大家都會瞄準這次開放的機會。廣東不積極,別人就要來搶了

    我們的投資環境、服務貿易的主管部門、政府部門要有一種更加開放的心態,去迎接或者去“搶”這個機會,千萬不能因為要保本地的企業而對其持敵對態度

    記者(以下簡稱記):十多年來您一直在關注政策對廣東外經貿的影響,能給我們解讀一下剛剛簽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即CEPA協議)嗎?

    張鵬(以下簡稱張):籠統來講,就是內地與香港互為零關稅,從具體方面來講,是屬於分步實施的零關稅,共涉及273項産品,到目前為止,籠統來講也就六七類。目前具體的品名沒有確定,原産地也沒有確定。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現在正就原産地的確定進行磋商。

    記:原産地的界定很重要?

    張:當然很重要,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上決定了什麼叫“香港産品”。這個東西沒有確定,大家的研究就只能是基於一種猜測。所以,才會有今天報紙上不同的人講香港對零關稅受惠的值差別很大。廣州同一家報紙,前面一版講的是零關稅使香港年省7.5億港元,後面一版卻講年省40億元。所以,測算範圍不一樣,差別就很大。因此現在講的也只能是預測的。

    記:CEPA協議簽訂後,對廣東、香港影響比較大的是哪些方面?

    張:從總體上講,對協議香港受惠可能更多一些。總體上講,協議是內地與香港,涉及的面是全國。但是從地理位置上講,從已有的經貿往來基礎上講,內地只有廣東是受惠最大的,沒有其他地方有這樣的基礎。

    記:為什麼?

    張:香港的服務也好、貨物貿易也好,一直就是與廣東發生最直接的關係。也可能香港的服務業因為有優勢,可以棄廣州而選上海,但是畢竟要跨越,這是第一;第二,廣東現在的外商投資企業中一半是香港投資的,産業結構以香港為主;而相當一部分的服務業是服務於産業的,金融也好,貨物運輸也好,廣告也好,零售也好,都是以産業為基礎的。製造業基礎越好,發展起來的服務業越好;服務業發展好了,又促進了産業的發展。所以,從這方面來講,只有廣東是最受惠的。這是無可置疑的。

    記:也就是説,儘管協議簽的是內地與香港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其實更多的是香港和廣東的關係。

    張:説的是全國,但實際上廣東如果把握住機會的話,就是香港與廣東的事情了。可如果把握不住的話,(機會)也有可能流向上海了。所以我們的投資環境、服務貿易的主管部門、政府部門要有一種更加開放的心態,去迎接或者去“搶”這個機會,千萬不能因為要保本地的企業而對其持敵對態度。

    記:你剛剛用了一個詞叫“搶”機會,怎麼樣去搶呢?

    張:上海、北京、華南等地區,大家都會瞄準這次開放的機會,在投資環境、項目推廣、招商引資等方面都會加大力度。廣東不積極,別人就要來搶了。

    對大珠三角發展非常有幫助

    有利於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協議簽訂後,可以使資源在大珠三角更加暢通無阻,對促進大珠三角國際競爭力、區域競爭力是非常好的

    記:由於地緣的接近性,過去香港製造業的投資更多地投向了珠三角,協議簽訂之後,是否會使製造業的投資流向內地其他地方呢?

    張:應該説,協議簽訂後,更大的程度是讓香港的企業在本地生根;而且,香港的製造業現在只剩下那麼一點了,你説它還會搬到哪去?如果説非要搬的,我倒是覺得有可能會把研發中心搬到北京、上海,與內地的研究機構合作,直接對準消費地。這也未嘗不可。

    記:現在大珠三角概念提得比較多,CEPA協議的簽訂能否促進大珠三角更好地發展?

    張:非常有幫助。不敢説是度身定做吧,基本上是粵港雙方運用各自的優勢,比如簡化通關手續、貿易便利化等。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優勢非常強,它的政府的管理水準、服務水準、資産架構等,對我們的發展非常有好處。

    遇強則強的“鯰魚效應”

    服務業開放對廣東是最好的,至於短期內對某些企業産生影響,那是肯定的,競爭是存在的,也是政府鼓勵的。這就好比一群羊,放一隻狼進來,它們才會警惕,才會加強防範,才會想辦法提高自己的抵抗力

    記:就是説,CEPA協議的簽訂更利於把香港當成大珠三角的一個成員,在內部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

    張: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目前粵港雙方儘管在很多方面已經像一家人,但在經貿方面還是會有一些障礙,比如關稅壁壘,制度不一樣等,因此我們進出香港依然叫出入境。協議簽訂後,可以使資源在大珠三角更加暢通無阻,對促進大珠三角國際競爭力、區域競爭力是非常好的。

    記:協議中,在管理諮詢、建築及房地産、分銷服務(不包括鹽和煙草)、零售服務(不包括煙草)、運輸等服務貿易方面,香港可以在內地獨資,你認為這對廣東的服務業將帶來怎樣的衝擊?

    張:這些安排,都是中國政府加入世貿之後的承諾,只不過提前對香港開放了。也就是説,在別人都不能動的時候,先讓香港動。以廣東改革開放這麼多年的經驗來看,哪個行業開放越早,哪個行業發展就越發達;開放越遲,越落後。而且,沒有開放的膽量,摒棄競爭的進入的,只能是惡性迴圈:弱就怕別人進來,只能保護起來,越保護就越弱,越弱就越怕別人進來;而強的又進不來,自己也得不到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服務業開放對廣東是最好的,至於短期內對某些企業産生影響,那是肯定的,競爭是存在的,也是政府鼓勵的。

    記:具體將帶來怎樣的競爭呢?

    張:經濟的發展就是由投資和消費拉動的。服務業開放,香港的資金就過來,我們的在製造業放得早,而服務業恰恰是香港最強的。現在我們讓它進來,帶著資金過來,首先,解決了投資的問題;第二,它本身是一種強勢的領域,進來之後,是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上在我們這裡設立公司,起點比較高;衝擊的是我們的企業,但促進的是整個行業。

    記:就是説,長遠來説對行業來講是好事,但本地企業卻要捏把汗了。

    張:這就好比一群羊,放一隻狼進來,它們才會警惕,才會加強防範,才會想辦法提高自己的抵抗力。這時候,把香港資金放進來,大家都可以得到好的發展。

    記:也就是所謂的鯰魚效應。

    張:香港企業,在內地投資,本身也是消化當地相當的勞動力,還解決了就業,解決了當地政府的財政收入問題。另外,它水準高的話,對我們服務業的發展也有好處。這是相輔相成的。香港服務業的資金在外面憋了很久了,就看我們的承受力有多大。

    記:那你覺得廣東服務業現在有足夠的承受力嗎?

    張:我個人的印象,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相對於其他地方來講市場經濟發展得更好,我們一直都在競爭,只不過沒有和外面競爭,而且在這種競爭中自己也得到了完善。現在則是遇到了更強的競爭對手。

    記:廣東服務業是否具備這種“遇強則強”的素質?

    張:廣東人在市場中非常機靈、勤勞、善變,這一點我非常有信心,所以來了強敵也不怕的。以前我們的汽車業保護得那麼厲害,後來放開了,讓外資進來,它的員工、原材料都是我們的,還有一部分出口,你怎麼去評價它是好是壞呢?你怎麼評價它對內地的工業是衝擊呢還是促進作用?

    記:我們知道80年代初製造業放開之後,珠三角製造業掀起了一股港資熱潮。你剛剛提到香港的服務業“憋”了很久了,會不會2004年1月1日(協議正式實施)這個門檻一放開,又會掀起一股港資涌入廣東服務業的熱潮呢?

    張:這個問題,我個人看法把握得不是太準。為什麼呢?現在對港資放開了,就應該掀起一個熱潮。但是,廣東和香港之間,我們無法確定港資是否以變通的形式早就進來了。你不讓它搞,它就假裝成內地企業來搞。

    記:你的意思是,儘管此前不允許,但存在外資“暗箱操作”獨資搞服務業的可能?

    張:也不叫暗箱操作,説規避政策可能更適合些吧。

    記:現在就是名正言順了。

    張:對,現在可能就是一些大塊頭的東西進來了,比如一些服務業的巨頭就會進來了。

    記:就是説,以前規避政策進來的是中小企業,而放開之後則可能掀起一個大服務企業涌入廣東甚至內地的熱潮。

    張:這是肯定的。

    記:這個熱潮在多長時間內會到來呢?是否需要一個試探期?

    張:現在離協議實施還有半年時間,對於有意進來的企業,這就是一個緩衝期或者試探期了。

    零關稅使香港似“自由貿易區”

    在WTO框架下有140多個成員,大家享受同樣的優惠,我們現在給其中的一個成員比這個條件更低的條件,這是可以的

    CEPA協議的簽訂一方面有著支援香港建設的意思,而更多的是兩地共同的經貿關係安排,有利於提高珠江三角洲區域的整體競爭力

    記:我知道,此前你也參加過一些關於CEPA協議前瞻性研究的會議,這個協議從提出到簽訂花了一年多時間。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協議出臺的背景?

    張:(協議)從2002年1月25日就提出來了。這幾年,香港經濟遭受了多次衝擊,所以CEPA協議的簽訂一方面有著支援香港建設的意思,而更多的是兩地共同的經貿關係安排,有利於提高珠江三角洲區域的整體競爭力。

    記:香港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提前兩年享受服務業進入內地以及零關稅,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行為呢?

    張:類似于“自由貿易區”。在WTO框架下有140多個成員,大家享受同樣的優惠。我們現在給其中的一個成員比這個條件更低的條件,這是可以的。

    記:不違反WTO規定?

    張:不違反。高了就違反,低了不違反。

    零關稅對廣東提出了更高要求

    為了享受到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優惠,世界各地的外資有可能到香港設廠,借助香港的優勢打向內地市場。這樣對廣東省的投資環境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家就會拿你和香港比較

    記:我們聽到一種聲音,説實行零關稅對廣東的加工貿易是一種致命的衝擊。

    張:從産業結構來看,香港現在留在本港的製造業只有10%,在廣東的有50%。假定實行零關稅,有利於香港的産品方便地進入廣東。但是,香港的工廠會否就搬遷回香港呢?不可能嘛。(因為)人力成本、運作成本,廣東的優勢很明顯。內地的員工是高素質的、廉價的,特別是一些屬於勞動密集型的産業。衝擊比較大的可能是高新技術。

    記:高新技術將受到怎樣的影響?

    張:高新技術更加突出的是智力投資。實行零關稅,香港可以把高新技術的研發放在香港,把工廠放在內地。梁錦松也是這樣的説法。我個人倒是認為,實行零關稅有一點對香港有好處:世界各地的外資,看到香港的法制環境好,又和內地實行零關稅了,為了享受到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優惠,它有可能到香港設廠,借助香港的優勢打向內地市場。這樣對廣東省的投資環境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家就會拿你和香港比較。

    記:哪方面的産品可能會做這樣的考慮?

    張:現行的關稅最高的産品,直接進入中國要打很高的關稅,如果內地與香港實行零關稅的話,這些企業就有可能在香港設廠生産。

    比如外國的鋼材,進入中國既要受配額的限制,又要受高關稅的限制,來這裡的成本就高了。如果把這個産品的加工工序,根據20%或者25%的原産地規則放在香港生産,就可以享受零關稅並且不受配額限制了。

    記:高關稅的還有什麼産品?

    張:服裝、化粧品、鐘錶、珠寶等。但是273種産品具體指哪些現在還沒有確定。

    記:可能對於廣東人來説,我們最直接的感受是,高檔化粧品如SK—II、蘭蔻等托朋友到香港買可以便宜一半的價錢,實行零關稅以後,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在內地也可以以這樣的價錢買到這些高檔消費品?

    張:的確存在這樣的現象。問題是,你剛才提的這些産品都不是香港産的,他們不可能以零關稅進來。要想進來的話,就必須在香港建廠。他不見得要把廠整個搬到香港,但可以在香港實行分裝,以小包裝進入內地市場,這樣才可以作為香港的産品進來。

    記:説到底,還是一個原産地的界定問題。

    張:是的。如果關稅非常高的話,我想很多公司都會走這條路。

    記:可以肯定的是,廣東人買港貨將更便宜。除此之外,老百姓還可以享受到哪些好處?

    張:還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服務,不僅來自香港公司,同時我們本地企業的服務也會提高,反正,最後得益的肯定是消費者。

    《南方都市報》200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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