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化帶動工業化 學校發展趕上好機遇

    林金桐（北京郵電大學校長，留學英國）：

    我是1993年回國的，作為一名留學回國人員，看到中國社會發展進步得如此之快，我深受鼓舞，很高興自己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我感受最深的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寫進黨章，提出中國共産黨同時是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是中國共産黨在理論上對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性貢獻。

    我是搞資訊科技的，查閱過很多資料。在1800年的時候，美國還是農業社會，90％的農民生産100％的糧食。到了工業社會，美國只需要3％的農民生産120％的糧食。1900年，美國工人數量已遠遠超過農民數量。到1980年，美國工人農民的總和已經比“白領”少了。從我國情況來看，結合現實情況，中國共産黨在前進過程中，理所當然是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對我們國家的很多工作都具有指導意義，對我們的留學生工作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中國共産黨代表了這樣一個群體的利益，是這樣一個群體的先鋒隊，其意義非常深遠。

    十六大召開期間，正好我們學校與北京昌平區的一個村政府簽訂合作協議，共同開發這個村提供的900畝土地。在這片土地上，我們將建立科技園區、國際學院、軟體學院和職工宿舍。我認為這也是對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一種響應。我們學校的學科發展主要定位在資訊領域，在學科建設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就，最近的一級學科評選當中，就有兩個學科進入了前三名。中央對資訊領域非常重視，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要用資訊化帶動工業化，這對我們學校今後的進一步發展是一個機遇。

    想要做一番事業目前是個好時候

    譚鐵牛（中科院自動化所所長、十六大代表，留學英國）：

    我慶倖自己做出了一個無悔的選擇。歷史真是很巧合，中共十五大召開時，我和太太正在英國，打廣告，賣房子，辭位子，準備進村子，進中關村這個村子。沒想到，回國5年，十六大召開的時候，我有機會能參加這次盛會。現如今在中國，政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寬鬆過，個人發展的舞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寬廣過，機遇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多過，我的心情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好過。如果想要做一番事業，目前真是一個極其難得的好時候。我非常慶倖自己做出的選擇。

    我有兩個建議：不要以是否回國來判斷留學人員是否愛國。這種認識非常重要，這是做好留學工作的基本原則定位，要讓還在國外的朋友感受到他們在祖國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判斷一個人是否愛國還要看他是否始終記得他是華夏兒女，始終記得他對這個國家和民族有一分責任，是否想方設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點事情。

    留學工作應與時俱進。在重視和吸引留學人員回到科教一線的同時，要加強重視吸引留學人員到其他行業工作和創業的力度，包括政府機關、企業等等各個方面。要讓廣大留學人員向社會各個階層滲透，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與此同時，是否可以加大力度，在吸引中國留學人員回國的同時，把視野拓得更寬廣，把已加入外籍的人員也納入到吸引的範圍之內，因為如今我們有些科研條件已不比國外差。

    吸引最優秀的留學人員回國要有新舉措

    吳鷹（UT斯達康中國公司總裁，留學美國）：

    我如果1992年時不回國，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發展。當年從貝爾實驗室出來創業的時候，很多人都説我瘋了，但我很慶倖自己能回來。

    我們公司是百分百留學生創辦的公司，2001年營業額是68億元，給國家繳稅12．5億元。2002年的營業額能達到100億美元，按市值在世界排名能進入十大電信公司之列。這是我沒有想到的，也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很驕傲的事情。聯想到十六大提到這麼多的創新，我認為中國是非常有希望的。這一認識還基於我們企業的發展。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要想趕上和超過它們，一定要有創新。這跟一個公司的發展是一樣的，公司小的時候，要發展；要做大、做強，要超過別人，一定要創新。

    我以為，新舉措最為重要。沒有新舉措，新局面和新突破也不可能實現。鼓勵留學人員回國工作和創業方面，國家能否有新的舉措出臺？有人説：吳鷹，你們現在賺了，你們10年前回國，回來得早，才能在中國有那麼好的基礎，能發展得那麼大。我説，你今天不回來，10年以後，你比你10年前不回來還後悔，因為現在比10年前的機會更好，市場更大。但如果我們不出臺一些新的具體措施，確實會有一些問題。比如簡單的稅收問題，其實個人所得稅對國家稅收整體影響不大，國家可以適當調整個人所得稅稅率，比如降低到20％，以便吸引更多的留學人員回來。説實話，對從事企業這一行的留學人員而言，最優秀的還沒有回來。

    中國和世界都面臨一個新的大的機遇。以網際網路為核心技術的市場，到2020年預計有20萬億美元的份額，這是一個在泡沫被擠掉了之後的新的高速成長的市場，正好和咱們國家提出的翻兩番的2020年目標時間一致。這個份額，中國應該很可能拿到市場上的最大份額。

    留學人員回國創業要提倡奉獻精神

    孫來燕（國防科工委秘書長、國家航太局副局長，留學法國）：

    我1987年留學法國，1993年回國，確實看到了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也深為回國成為一名建設者而不是旁觀者而慶倖與自豪。我認為最根本的還是要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創新。如果沒有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政策，現在的局面無法想像。如果光有改革沒有開放，我們的思想就無法衝破牢籠。反過來説，僅有開放而沒有改革，沒有一套堅持自己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具體方案，沒有創新，全部照搬別人的東西，也是行不通的。

    改革開放和創新要靠人才來實現。從中國航太工業的角度講，當時發展運載火箭、導彈、衛星等航太工業，從國外回來的留學人員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像錢學森、鄧稼先等人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為我國的航空航太工業和核工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現在，又有一批新回國的留學人員投入到了這項事業當中。

    留學人員回國創業，還是要提倡一種奉獻精神。現在雖然國泰民安，國家發展，但有一個看不見的戰線，就是要有一個強大的國防。在這條戰線上奮鬥的人有的條件十分艱苦，對於這些人來説不是待遇而是一種精神在支撐著他們為國工作。我們可以組織一些留學人員到一些比較艱苦的國防工業基地或邊遠地區考察，去呼喚他們為國家奉獻的精神。

    高等教育面臨新的考驗和轉折

    懷進鵬（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副校長，留學美國）：

    通過對十六大報告的學習，參加今天的座談會，我有三點想法：

    首先是感受到了變化。作為一名高校教師，我覺得可以用“太大、太快、太高”來形容我國高教戰線上的變化。不僅是資金上的投入，更重要的是高教工作中的觀念、政策帶來的變化，比如從教師住房改造、以崗定薪的分配製度的建立，到“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推出等一系列內容。雖然其變化和發展與國內外其他公司和企業相比，還不是很夠，但就可比的待遇和足夠的發展空間當中，這些對高校和科研還是相當重要的。

    其次是感覺到了責任。我國加入WTO之後，在今後三到十年，中國高等教育將面臨一個新的考驗和轉捩點。比如就業競爭壓力加大，這對學生承受能力的要求也增大了，對培養創業型和複合型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從先就業再擇業，到試就業到産學研結合，這裡有相當大的創新空間。今後培養人才，品質是關鍵。而且，培養人才的人才也很重要，高校教師必須承擔教學和科研的雙重責任，其壓力和要求可想而知，教師自身的素質教育和綜合能力的提高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內容。對此，我深感責任重大。

    再次是看到了一個希望。即十六大報告反覆強調的科技創新和教育創新，將給高校帶來新的更大發展機遇的希望。機遇很難得，高校有很多發展空間，觀念和政策上的發展尤其重要。我們應該抓住這一機會進行體制創新、科技創新和教育創新，使高校充分面向社會，面向國外，運用好國內外兩個資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留學人員應該成為普遍存在的群體

    龔克（清華大學副校長，留學奧地利）：

    我是1977年參加高考，1982年公派出國學習，1987年回國的。應該説，這期間，我們充分感受到了國家的發展。

    這13年間，我個人感受最深的還是：留學生———責任重大。鄧小平提出恢復高考派留學生，這真是新突破、新局面、新舉措，而我們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們也更有責任，要把改革開放的成果繼續併發展。我甚至覺得，我們享受得太多了，無以回報。我不禁想起了鄧小平的那句話：“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愛著我的祖國。”這句話沉甸甸的。所以，我們今天聚在一起，要講責任感，不然無以報答13億人民。

    我們現在講創新，事情要做得紮實。説得直白一些吧：我覺得特別是對留學人員的宣傳，一定要講實際；留學人員做事也要做實事，少點花裏胡哨的東西，因為不做實事就談不上發展，發展不是説出來的，是做出來的。

    説到人才，像清華大學這樣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高校，對人才的需求很迫切。現在國家要在21世紀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在20年的時間裏，在現在的基礎上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這就需要大量的新的有活力的人才的加入。留學人員是人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中已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後應特別注意從海外留學人員中引進高層次人才和他們的智力。

    其實，留學應該是無處不在的，留學人員也不應被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來看待，而是應該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群體。中國要想走在世界前列，必須使受高等教育的人中有相當比例的有留學經歷才行。所以支援留學的政策，應該繼續堅持並進一步加強。特別是現在創建一流大學，教師“走出去”，同時“引進來”是很重要的，我建議對教師出國進修、短期的高級訪問學者，應該再增加一些。（斯林 曹喆 徐妍）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3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