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北京大學于希賢教授與雲南方面專家經3個月實地考察後，向雲南省委提交了《關於發現滇東古長城的報告》。2001年初，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蔣志龍副研究員率調查組實地勘查，認為所謂雲南古長城係子虛烏有。由是，滇東是否存在古長城的爭議，引起各界廣泛關注。筆者2001年4月曾偕中國長城學會秘書長董耀會專程赴滇東對石林、陸良、彌勒境內的有關遺址實地考察，茲結合文獻考據提出幾點看法，以期深化討論，儘早揭開蒙在“古長城”上的神秘面紗。

    “滇東古長城”爭議聚焦

    滇東存在過一條古長城，史籍有明文記載。李元陽《萬曆雲南通志》稱，“韃子城，在州（今石林縣鹿阜鎮）東三十里，夷語‘底伯盧’，其城起自曲靖（包括今馬龍、陸良等縣境），抵于廣西（今彌勒、瀘西一帶），綿延三百餘裏，昔酋長弟兄築此以分地界。”據蔣志龍解釋，“底伯盧”，彝語的意思是“用石頭壘起來的長埂子”。李元陽係明嘉靖雲南籍進士，他主持編修的《雲南通志》記載自陸良至彌勒有一條綿延三百餘裏用石頭壘起來的“韃子城”，當非無中生有。不過《雲南通志》對構築這三百餘里長城的背景及功能的表述尚有不確之處。所謂“韃子城”，是説韃子（指蒙古人）構築的城，與“酋長弟兄築此以分地界”的説法自相矛盾。這表明滇東長城的年代十分久遠，明萬曆年間對其構築背景已模糊不清。

    《萬曆雲南通志》的這條記載為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所確認、沿襲。1945年，楚圖南在《路南雜記》一文中描述當地這條古長城埂，“高廣約三丈，緣亂石山脊起伏，儼如一條巨龍一樣”。其時已看不出有城垣的用處，且無一處可避風雨及守望的地方，只是“一望看不見兩端的亂石堆成的索鏈鎖著了路南一帶的山頭”。

    1999年出版的《石林文物志》亦載此長城埂，“雖多漫患，可遺跡猶為顯著。此埂起自曲靖，在天生關村入石林縣境，經北小村、水塘鋪東、所各衣、戈衣黑、蓑衣山村而南，入彌勒縣境十八寨，直達瀘西，全程約長300余裏”。

    于希賢等指出，“在雲南省東部的馬龍縣、陸良縣、石林縣、宜良縣和彌勒縣的崇山峻嶺之中，人跡罕到之處，發現了用粗加工的石料堆築而成的古長城、古城堡、古石路、石堆、戰時祭祀遺址、望石哨所、烽火臺、營盤、敵臺、魚鱗狀分佈的戰墻掩體……直線距離超過了160公里。”（本文所引于希賢、蔣志龍觀點，均出自《中國文物報》2001年8月5日《雲南是否有長城》）于的考察和1999年《石林文物志》的記述，證明《萬曆雲南通志》的記載不誤，滇東古長城確實存在。

    蔣志龍等並不否認《萬曆雲南通志》記載的真實性，但卻認定這些“用石頭壘起來的長埂子”並非長城，理由是沒有看到“高大城墻”和“可供駐兵、屯糧的配套設施”；所見石堆和石埂“頂多幾十公里”，實際上是當地民眾為了生産和生活的需要（劃分地界、開地耕作、修水溝和防止水土流失）而對環境進行的改造；更為重要的是，“自漢唐以來，雲南滇東地區沒有長時期、大規模的民族對立和民族戰爭”，“雲南的民族械鬥和衝突大多為搶奪財物，和中原地區的徵城掠地有顯著的不同。因而，在滇東地區沒有必要修築防禦工事來抵禦外來的侵略”。“這就是在雲南不存在長城的根本原因”。

    于、蔣之間對某些具體遺跡確認方面的歧異，有待進一步探討。但就筆者所見，一些主要的古城、墻體、營盤、古石路十分典型，清晰可辨。平心而論，在至今人跡罕至的荒山野嶺一線排開堆放石塊用以“保持水土”之類的推測，實在匪夷所思。蔣稱“所看到的地埂、石埂及石堆……，連豬、牛、羊等牲畜都阻攔不住”云云，也多少帶點意氣用語的味道。即使今天某些殘存地段阻擋不住牛羊，也不能證明當初無法“禦敵”。經過兩千來年的風雨侵蝕和社會動蕩，呈現此種風貌的戰國、秦漢長城遺跡亦非僅見。

    看來，厘清滇東地區是否有構築長城的必要，進而辨明時代背景、構築目的和功能，當為坐實這條綿延三百餘裏“石埂”是否為古長城的關鍵。

    滇東長城的時空定位

    破譯“滇東古長城”千古之謎的鑰匙，是《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中的一段記載。該傳述及新莽時期“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王莽派寧始將軍廉丹率十余萬人馬鎮壓，因“吏士饑疫，連年不能克而還”，於是“以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余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于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

    正如董耀會2001年4月27日在雲南古長城考察研究結果發佈會上所指出的，漢代障塞即指長城。當然，障塞從字面上也可解釋為孤立的防禦設施；只有利用障塞、墻體將天然險阻聯結成一道連綿不斷的防禦體系，才是嚴格意義上的長城。

    西元24年，公孫述據蜀稱王，驅兵東進，攻陷益州郡大部分地區。但在文齊“固守拒險”之下，野心勃勃而又驕悍兇殘的公孫述只能望墻興嘆，就此止步，直至西元36年敗亡。文齊固守拒敵的險阻，當然是他先前入益州為郡守時構築的“障塞”。由此可知，一世紀初在這道障塞東西兩面爆發的戰爭，規模不可謂不大，歷時不可謂不長。那麼，此“障塞”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長城又能是什麼？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惜未載明益州長城的具體方位走向；但既雲公孫述“據益土”，又稱文齊據“險”固守，再據《南蠻西南夷傳》另一段“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的記載，當可斷定這道長城位於滇東益州郡靠近柯郡交界處，且為南北走向。這就與目前發現的滇東古長城，方位、走向俱合。如果兩漢之際滇東這場戰事並非史家向壁虛構，屹立於滇東崇山峻嶺阻斷公孫述東侵的這道堅實屏障總該留下一點痕跡，否則倒是一件怪事。而《萬曆雲南通志》所載且經于希賢考察確認（筆者親眼目睹了局部遺跡）的滇東綿延三百餘裏用石頭壘起的長埂殘跡，被釋為“韃子城”、“酋長弟兄築此以分地界”乃至用作“防止水土流失”，也不免讓人大惑不解。幸好兩件怪事湊到一起，反而令人豁然開朗。史書記載與文物遺存互證互補，時間、空間、人物榫合，殆無可疑。結論是：雲南古長城位於滇東，南北走向，起自曲靖，經馬龍、陸良、石林、宜良，南入彌勒、瀘西，綿延三百餘裏。係新莽時期（文齊約西元21年由朱提都尉調任益州郡太守）益州郡守文齊主持修建。時值兩漢之際，故可定名為“滇東漢長城”。

    構築背景與歷史影響

    蔣志龍把“滇東地區沒必要修築防禦工事來抵禦外來的侵略”當作論證“雲南不存在長城”的根本原因，實是誤解。構築長城的目的、功能，從來因時、因地而異。漢武帝時曾派李廣利征討大宛，首戰因後援不繼，“不患戰而患饑”（《漢書李廣利傳》），招致慘敗；《漢書西域傳》稱“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烽燧亭障隨著前鋒兵馬的挺進而向前延伸，在步步為營不斷鞏固前沿陣地的同時，又控制、保護沙漠綠洲，提供交通供給之便，為新的拓展進擊奠定堅實的基地。英人斯坦因在西域實地考察後也認為“漢武帝的長城用意乃是作為大規模的前進政策的工具”。漢代在西域構築長城的另一重要目的還在於“以通西北國”（《史記大宛列傳》）。塞外烽燧亭障提供的食宿、交通及軍事警衛，確保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和東西方文化頻繁交流。

    和西域長城一樣，構築滇東長城是漢代推行郡縣制、開拓邊疆、鞏固和發展統一多民族國家以及推進中外交流政略的又一重要舉措和典型例證。

    秦始皇一統天下後，開始把郡縣制推行到西南局部地區，在雲南一些地區“置吏”。鋻於滇池地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産之富”（《後漢書西南夷傳》），西南夷地區又是由蜀取道滇西騰衝轉印度和東經貴州柯江（北盤江）達南粵番禺（廣州）的必經之地；經略西南夷具有牽制匈奴、開闢西南絲綢之路和東撫南越的重大戰略意義。當西漢開闢西南夷的行動在雲南地區受阻時，武帝不惜在長安“象滇河作昆明池”，周圍四十里，操練水軍，籌劃攻討。唐蒙修“西南夷道”時曾因徵發過度，招致巴蜀“耆老大夫”不滿，他們指責“通夜郎之涂”的舉措是“割齊民以附夷狄”。司馬相如據“天子之意”作《難蜀父老》，指出如果“蜀不變服，巴不化俗”，巴蜀怎麼會改變“蠻夷”之地的面貌？現在“西南夷”要改變“幼孤為奴，係累號泣”的狀況，“若枯旱之望雨”，豈可藉口“勞民”而放棄這一“急務”（《漢書司馬相如傳》）！顯示了堅定不移開拓西南夷的決心。至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西漢已在西南夷地區設置柯、益州等七個“初郡”，實行任用原少數民族首領“以其故俗，毋賦稅”（《資治通鑒漢紀》）的優惠政策；並修築道路，移民屯墾，對當地經濟開發與民族關係的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

    只有把滇東漢長城放置在這個大時代背景下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其構築目的和功能。

    文齊“修障塞”的直接起因緣于平息新莽時期益州地區的戰亂。王莽當政時貶西南夷王為侯，地方官詐殺少數民族首領，“三邊蠻夷愁擾盡反”。王莽先後派平蠻將軍馮茂、寧始將軍廉丹鎮壓，均告失敗。據《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記載，廉丹率二十萬人，“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余死者數萬”。這情形與李廣利徵大宛因軍糧不繼而遭慘敗如出一轍。針對這種情況，文齊出任益州郡守後，一面興修水利，開墾屯田；一面“率厲兵馬”實行軍事打擊、構築“障塞”。這和西漢經營西域在“列亭障至玉門”同時軍屯戍邊、墾殖邊疆的做法亦無二致。“修障塞”的目的明顯是為了確保道路通暢，以加強對西南夷地區的控制。滇東長城的南北走向以及緊密護衛、控扼古道路的佈局便是明證。

    我們知道，秦始皇即位前後，蜀郡太守李冰曾積薪燒岩，激水成道，在今宜賓修築通往滇東北的“五尺道”；稍後常又將五尺道修至今曲靖。漢武帝時派唐蒙“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于建寧二千余裏。山道廣丈余，深三四丈，其塹鑿之跡猶存”（《水經注江水》），道路拓展至滇池地區。開通道路，是設郡縣實行有效管轄的前提。漢武帝時益州既設為“初郡”，則“五尺道”當已初具規模。廉丹攻益州受阻，或因道路系統尚不健全，或因無法控制“五尺道”，導致因兵馬糧草難行而失利。但至遲文齊“修障塞”時，“五尺道”應已同步暢通。暢達無阻的交通網道是運輸糧草裝備、調集兵馬，使長城防線貫通一氣的動脈。作為長城防禦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各級道路與墻體的修築總是齊頭並進，大體保持同步。文齊“修障塞”時，必定在原有的基礎上將“五尺道”擴展聯通，否則“障塞”豈不虛設？廓清郡縣制與道路以及“修障塞”與築路之間的內在關聯，自然能更加清晰地洞察構築滇東漢長城的目的和功能。

    毫無疑問，長城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顧炎武《昌平山水記》述及李自成“下宣府，歷懷來，入居庸，薄都下，曾無藩籬之限”時就指出：“地非不險，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糧非不足也；國法不行而人心去也。”文齊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憑靠“障塞”控扼交通，推行政令，為發展生産提供了相對安定的環境。在此前提下，方有可能興修水利，大力屯墾。在“墾田二千余頃”的過程中，必然帶來中原地區的鐵器和先進技術，造福西南邊陲。唯其如此，文齊才能“降集群夷，甚得其和”，才能保境安民、據險抵禦公孫述達十餘年之久，受到當地人民擁戴，死後“郡人立廟祀之”。

    文齊構築滇東長城是秦漢開發西南進程中的重要一環。益州郡位居西南夷中心地帶——滇洱地區，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文齊經營益州的業績，大大推進開發西南邊區的進程，影響至為深遠。至晉代《華陽國志》一書，已不再用“西南夷”族稱代指地域，而以“南中”地域之稱取代。這標誌“西南夷”愈加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以後歷史的發展儘管還有反覆，但統一多民族國家不斷鞏固發展的大趨勢不再逆轉。

    這一切表明，構築滇東長城是漢代推行郡縣制、開發西南邊陲、開闢西南絲綢之路的重要舉措，發揮了促進西南經濟發展和傳播先進文明的生命線作用。滇東漢長城的發現與確認，也使我們加深了對長城兼具開拓進取、促進多民族在碰撞中融合的功能以及長城實質上是凝聚統一多民族國家重要紐帶的認識。滇文化具有多民族、多元文化特徵，同時又是統一的中華文化組成部分。滇東漢長城即是這種統一性的體現，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誌。

    《光明日報》2002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