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上，余秋雨倒是總能找著著文論事的題材。這不，因有新聞報道涉及他，便又有了《君子之道》的問世。

    “一位朋友來電，説近日幾家報紙同時刊出兩條新聞，一條是我的妻子撰文懇求誣陷者們饒恕我，另一條是白先勇先生也參加了他們的隊伍，嚴厲地批評了我。”余秋雨説聽了消息便笑了，“這兩條假新聞下意識地吐露了一種人格習慣：自己遇到麻煩便苦苦求饒，朋友遇到麻煩便落井下石。”

    那麼，白先勇到底有沒有批斥過余秋雨呢？按余秋雨的文章，“我用不著作任何核對，在第一秒鐘裏就可作出判斷：白先勇先生不可能湊這個熱鬧。因為這裡有著某種心照不宣的君子之道。君子之道有一種不必核對的穩定性，就像險徑邊的欄杆、驚濤中的浮標，總是可以依賴和依靠的。”

    余秋雨在文章中是將白先勇視為有道德的人寫的，有他與白先勇的交往，也有白先勇與他人交往的實例。“君子之道很大，又很細。我不相信一個漠然于朋友的困境和災難、甚至隨口貶損別人的人，能在文化上做出什麼大事。”余秋雨表面上是在談白先勇，論“君子之道”，實際上還是很婉轉地替自己辯解，説文壇爭論使其身陷困境，面臨災難。

    實際涉及余秋雨的爭論，除了“余秋雨體散文”是有人特意巴結定義後被他反駁的，其他關於文章及個人歷史的問題，都是比較客觀的。這些問題之所以激化為“爭論”，很大因素是緣于余秋雨自我堅持的態度，以至很簡單很單純的批評，升級為“筆仗”，有的甚至於雙方見面之後都不能很好了結。看來，要想做“人不知，而不慍”的君子不那麼容易。

    《天津日報》 2000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