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香港台北:誰是商業世界的文化之都?

    儘管現代化的風潮傾向於各個城市穿同樣的衣服,蓋類似的房子,但是人們還是可以從照片上看出哪是上海,哪是香港,哪又在別的城市。在飛機候機室裏,人們不僅可以憑藉語言,還可以憑藉很多跡象判斷,誰是上海人,誰是香港人,誰又是哪的人。

    一位文化名人曾經説,世界公認的文化中心不外乎巴黎、紐約、法蘭克福和倫敦。假如要在亞洲的著名工商城市中找一個文化中心,候選的城市是哪一個呢?

    他説,除了北京之外,台北、上海和香港都有資格入選。那麼,讓我們來比較一下三城的文化品位和城市意識。其實,誰是文化之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借此可以漫筆三座中國名城的文化品位。

    “雙城”與“雙城的婚外情”

    人們注意到,它們雖然都如此緊擁著海洋,雖然都在不同的時間裏接受國際風潮的洗禮,但是很少有人把它們放在同一盞燈下,進行粗略或細緻的比較和品味。

    事實上,香港與上海在30年代就已往來頻繁,早有並稱雙城的夙緣。哈佛大學教授李歐梵在《上海摩登》末章“雙城記”裏,也曾認為50年代涌入大量上海移民的香港,其實是上海這個傳奇都會的“鏡像”,香港對於老上海懷著濃烈的鄉愁。

    80年代末期以來,上海隨著外來投資而逐漸復蘇的城市景觀,卻如同是香港的複製。有人説,這個觀察道出了上海與香港彼此纏繞的命運糾葛。

    相較于香港和上海,在近半世紀逐漸具備國際都會雛形的台北,被形容為懸落在雙城脈絡之外突然迸出的野草閒花,就如李歐梵開玩笑所説的“雙城的婚外情”。

    李歐梵認為,中國的城市可以在各種層次上找到不同的聯繫。譬如上述的“香港、上海”雙城是一組概念,“京派、海派”又是一組概念,而在上海、香港、台北三城中,又都可以在國際化和現代化的影子裏強烈感受到中國文化的浸染。

    貴夫人、洋太太與小家碧玉

    不同的城市孕育了不同的傳統。表現在文學上,上海曾經孕育了以張恨水為代表的鴛鴦蝴蝶派,台北出了強調都市生活的瓊瑤,而香港則誕生了通俗文學和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小説--所謂的“成年人的童話”。

    有些詞,形容上海很貼切,形容香港就有些不妥,而形容台北則會讓人覺得摸不著頭腦。上海的咖啡被形容為有情調,香港的咖啡被形容為好喝,那麼,台北呢?很多人説是也許又好喝又有情調。台北在咖啡方面相容了兩個兄弟城市的特點。

    香港也擁有相容並包的文化胸襟。余秋雨説,香港文化與祖國大陸、台灣不一樣,呈現的方式並不是很多作家在創作,很多教授在講課,而主要是文化的運作。香港媒體傳播網路之強大,大眾文化之完整,及兩種文化沉澱形成的獨特文化,使香港能從高雅文化吸收養料,從流行文化提取機制。

    不過,余秋雨也批評説,香港是以經濟實用原則設計文化的,仍然缺乏靈魂和文化身分,這令港人無所適從,無所依歸。香港人太匆忙,心中總是“兵荒馬亂”。資訊來來往往,思維如潮洶湧。香港文化還缺少定力,沒有定力,文化就缺少分量。

    出生於上海後來又去香港的楊瀾,有一次在接受筆者的採訪時也説,反思自己,感覺還是缺少定力,想讓自己能夠再沉靜下來。

    在余秋雨看來,上海和台北在文化方面共同的弊病,就是清高。需要面對大眾時,研究人文科學的學人,依然在小世界裏鑽得很深,不像德國和法國的一些學者,在歷史轉型期,會以理性和哲學的高度來討論人文走向。

    上海在文化上乃至國人心目的形象,向來是雍容華貴,厚積薄發,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論表面的繁華,上海的架勢已不下香港,浦東的發展更是直逼東京與紐約。論文化的氣魄,上海卻是台北和香港都難以匹敵的。有人説,在這方面,如果説上海是貴夫人,香港就是洋太太,而台北則有幾分像小家碧玉。

    “上海熱”與台北、香港的時尚

    有些東西三座城市同世界大部分城市一樣,是共同的景觀。在體育館大門的鐵柵欄外,成群結隊的年輕女孩子手持照相機、望遠鏡,皮包裏面放著螢光棒,等心目中最心愛的明星到來。這樣的景象可以出現在香港,也可以出現再台北,同時也可以在上海看到。

    牛仔褲、矮子樂、大背包等都市年輕人的“制服”,在三座城市同時流行著。問年輕人喜歡的食物是什麼時,漢堡、炸雞、比薩餅都高高排在前面,什麼小籠包、豆沙包的則被很多人已經遺忘了。三座城市裏,年輕人最拼命學習的,都是英語。

    在賓館裏,三座城市看到的電視也是一樣的,相同的中文臺、英文臺和日文臺等等。但是,三座城市的文化景觀,還是存在明顯的差別,僅就普通市民看到的電視節目來説,就各有各的特點。上海的電視節目主持人依然大多板著面孔,台北的電視節目中男生女生嘻嘻哈哈討論吸引力的問題,而香港的電視裏永遠有太多低成本的廢話。

    在上海,人們既看到清一色的年輕大學生們嬌縱寵溺的一面,也看到他們崇洋而不媚外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同樣的民族心理,在香港,在台北都有強烈的表現。每當民族受辱,上海的學生憤怒了,必然也看到香港和台北的學生憤怒了。

    相比于香港,上海和台灣有更多的文化重地和著名學者,有20多層的書城,有全球共同推崇的著名學府和博物館。但是,香港擁有更多的報紙和出版機構。來自香港的資訊,來自香港的評論,一直都在受到很多人的關注。

    在電影方面,三座城市都拍攝過值得紀念的影片。40年代之前入選“20世紀中文電影100強”的電影,除了蔡楚生的《孤島天堂》在香港製作,其他清一色都來自上海。這些電影多半感時憂國、也折射一般普通大眾的悲歡離合,反映國家民族的苦難。

    50年代到60年代初,香港的繁華還不及馬尼拉和西貢,但入選的作品如李晨風等的《豪門夜宴》、楚原的《可憐天下父母心》等,反映了一般市民嚮往中産階級生活、追求富裕的社會心態,反映了這一時期香港文化的功底。

    60年代中到70年代末,台灣電影業隨著經濟的起飛,拍出了一批為觀眾所接受的電影,成為“健康寫實”電影的象徵。

    香港70年代的功夫片像《精武門》、《少林三十六房》,則令觀眾耳目一新。李小龍透過虛構的世界,打出中國人的悲哀和無奈,也打出中國人的驕傲和榮耀。成龍式的電影則開創動作電影的新一頁,風行一時。香港電影重視搞笑及高潮的計算,也在許冠文的電影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80年代之後,包括三座城市在內的中文電影開始大放異彩,在國際影壇上佔有一席之地。作為中文電影重鎮的香港,産品銷向全球華人社會。戰後出生的新一代導演像徐克、許鞍華、方育平等,都受東西方文化洗禮,也企圖摸索中文電影的新方向。

    在香港,王家衛的電影最具前衛性及實驗性,其《重慶森林》恍如電視MTV,頗具意識流特色,而強烈影像則又傳達全新的電影訊息,受到國際影壇的重視。在台灣,李安等不但使歐美影評人看到東方新電影的美感,還展示了開風氣之先的創新手法,將中文電影推向新境界,走進世界影壇。

    有意思的是,三座城市也在增強其彼此間的認同感。在台北和香港,“上海熱”持久不衰。這不僅表現在投資上,也表現在市民生活中。這座中國最大的城市,現在成了台北、香港報紙雜誌、電視電臺和商界議論最多的話題之一。同時,在上海,來自台北和香港的時尚也在一夜間成為滬上風潮。

    女性的身性思想與城市的文化品位

    三城也有很多出人意料的異同。一般人都會認為香港女性的思想較為西化和開放,但一項調查卻發現,香港、上海和台北三地女性同樣重視家庭,而香港女性卻在三地女性中最為保守,最不接受婚外性行為。

    這項針對兩岸三地女性的有趣的調查發現,台北女性感到社會歧視女性的情況最嚴重,上海女性的性別歧視最不嚴重;對家庭、事業和金錢的看法,台北女性重視金錢,上海女性看重事業,香港女性則居中。

    這項調查是《讀者文摘》用半年時間,在台北、香港和上海訪問1500名15歲至45歲的女性,所完成的“女人心”報告。

    調查者分析説,媒體大幅報道港商“包二奶”,增加了香港女人對婚外情的反感。上海過去環境封閉,近年開放後對個人自由情感的爭取較為主動,反映在對婚外情的看法上也比較開放。

    至於在“家庭、事業、金錢對擁有美滿人生的重要性”方面,上海女性認為事業重要的比例最高(81%),台北和香港分別有66%、61%認為家庭蠻重要或非常重要;在金錢觀方面,台北女性較看重金錢(71%),香港和上海女性認為金錢對人生重要的分別為61%、58%。

    在性別歧視方面,台北女性有32%認為歧視狀況蠻嚴重或非常嚴重,香港有25%,上海最低,只有19%。社會主義的上海比較重視平權,而資本主義的台北則有更多的性別歧視。

    如果用電視中女人的形象來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三城的文化品味,那麼,人們注意到,在台灣,電視廣告中往往將女人的身體商品化,誇大身性對女人的重要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傾向在今天的香港和上海也在蔓延。在文化品味不斷得到中華文化傳統滋養的同時,三城的文化品味也在同時不同程度地下跌。(聶依匆)

     千龍新聞網 2002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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